经筵制度化的契机

一、经筵制度化的契机

前期的研究者们都已经注意到，虽然东汉以降的前宋时代，学者为帝王讲说经典的形式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但经筵制度的确立要到宋朝。^[1]笔者以为，这一认知有必要作进一步推进，即便在宋代内部，也需指出，经筵完成制度化，“经筵”作为一个内涵相对稳定的制度名词，是在仁宗时期。虽然太宗率先设置了翰林侍读，真宗始以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作为常设官，都为经筵制度化奠定了基础，但这仍有别于制度化以后的经筵。作这样相对严格的界定，将有利于我们观察隐藏在制度化背后的政治文化意义。^[2]

前文已经指出，真宗早期的翰林侍读学士，基本上都由藩邸宫僚构成，作为顾问备员，缺乏实质性职责。而翰林侍讲学士虽负有解说经典的基本职责，但它又不是唯一的经典解说官。除职官与职责之间的对应关系不确定外，讲解经典的地点、时间、仪式、参与人员也都不固定。更重要的，是前文对真宗继位时年龄和他在储宫时学习情况的研究。这一情况意味着真宗设置讲读官的目的与讲读官能起到的作用，与仁宗以后的情况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关于真宗与儒臣讲论经典的情形，我们可以从《玉壶清话》的一则记载中窥探出消息：

真宗喜谈经，一日命冯元谈《易》，非经筵之常讲也。谓元曰：“朕不欲烦近侍久立，欲于便斋亭阁，选纯孝之士数人，上直司人，便裘顶帽，横经并坐。暇则荐茗果，尽笑论，削去进说之仪，遇疲则罢。”元荐查道、李虚己、李行简三人者预焉。奏曰：“道，歙州人，母病，尝思鳜羮，方冬无有市者。道泣祷河神，凿冰脱巾，取得鳜果尺余，以馈母。后举贤良入第四等。虚己母丧明，医者曰：‘浮翳泊睛，但舐千日，勿药自痊。’虚己舐睛二年，遂明。行简父患痈，极痛楚，以口吮其败膏，不唾于地，父疾遂平。”真宗立召之，日俾陪侍，喜曰：“朕得朋矣。”

笔记小说须辨而后信，将《玉壶清话》这则记载与其他史料相参合，可以复原一些当时场景。这里谈到的命冯元讲《易》，应即为天禧元年在宣和门北阁的活动，时冯元的身份为直龙图阁。查道、李虚己与李行简三人参与了这轮讲论《易经》的活动，《宋史·查道传》也有相关记载。但这三人恐怕并非由于冯元的举荐而参与讲座的，他们之所以出席，可能是因为当时他们都是龙图阁待制。且查道已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参与了《册府元龟》的编纂，冯元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殿试时讲《易·泰卦》，方为真宗所激赏。^[3]真宗知查道当在知冯元前。范祖禹所编《帝学》卷三“诏太子中允、直龙图阁冯元讲《易》于宣和门之北阁，待制预焉”的记载为得其实。^[4]

这则记载中引起我们兴趣的，是真宗对于“便裘顶帽，横经并坐”这类纯粹士人式生活的向往。尽管笔记的具体内容或有虚构，但每条记载背后必然隐藏着相应的时代意识。真宗对经典讨论的热衷，并对其得失评判的积极参与姿态，是这类记载的意识根源。最后一句“朕得朋矣”的“朋”字最能传神。太宗、真宗两朝帝王的文治努力，一项重要的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媒介，与士大夫阶层在价值观层面结为同盟。《玉壶清话》中点出查道、李虚己、李行简的共同特征是纯孝之士，这能在《宋史》各传中得到印证。已如前辨，三人参与宣和门讲《易》的直接原因是其身份特征，而非德行特征，但《玉壶清话》的叙述代表了一种价值取向与价值期待。真宗剥去特殊的帝王身份，“便裘顶帽”，与这些纯孝之士“横经并坐”，且结而为“朋”，是这一价值观念的场景化描述。^[5]

然而问题也出在这个“朋”字上，这暗示着真宗参与讨论经典的活动，具有极强的工具性用途。作为成熟的政治家，真宗在经典讨论中的主体性，无疑会得到彰显。这意味着在这样的场合，通过皇帝亲自参与经典讨论以达到昭宣文治努力的工具性目的，强于以价值教育为目的的功能。在这一语境下，帝王能与士人以共同的价值观念为纽带，结成“朋”的关系，已达到了当时人们的想象边际。儒家学者倚仗经典解释优先权而试图规范绝对权力的“师道”观念，此间尚无插足余地。“师”的出现与“师道”观念的扩张，有待于仁宗时期经筵制度化为之提供保障。

仁宗接受儒家课程教育，从皇子时期就已经开始。大中祥符九年（1016），仁宗七岁，爵称仍为寿春郡王。真宗任命在德行与学术两方面都有崇高声望的张士逊和崔遵度为寿春郡王友，意在希望他们通过自己的德修与学问对年幼的仁宗多加督导。随即建成“资善堂”，专供仁宗读书。^[6]真宗将这个新建的殿阁命名为“资善堂”，颇有深意。雍熙二年（985），包括真宗本人在内的诸王出阁，太宗曾对当时选拔的王府官说：“诸子生长深宫，资良士赞导为善，使日闻忠孝之道。”^[7]“资善堂”的命名出典当即源于此。通过这个命名，真宗在表达了对先君教诲缅怀的同时，也希望他的继承人能在良士的赞导下，传递忠孝之道。帝王的德性，被认为是统治、管理国家最有效的工具。而此间对于良士作用的倚仗，无疑是承认了儒者所具备的道德承载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帮助。

在接下来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仁宗在资善堂完成了《孝经》和《论语》的第一轮学习，于天禧二年（1018）被册封为皇太子。当时真宗还亲自撰写过《劝学吟》、《元良述》、《六艺箴》等赐给他，勉励他学习。在崔遵度去世后，又任命著名经士冯元担任左正言兼太子右谕德。冯元真正的任务是指导太子学习儒家经典。^[8]此后直至仁宗正式登基前，资善堂的学习生活一直不轻松，尤其是面对真宗的健康日趋恶化的状况，资善堂的生活对年幼的仁宗来说更显得紧张。真宗晚年体弱，在让刘皇后协助处理政务之余，也开始培养太子处理政务的能力。天禧四年（1020）年底始，原先的学习场所资善堂，又成为皇太子会见宰辅、学习处理政务的场合。检案史籍，听政似乎耗费了很多时间，期间关于皇太子经典学习的具体记载并不完备，直至天禧五年五月，才有让皇太子学习《春秋》的诏命。次年二月真宗即崩，这部《春秋》应该只开了个头。^[9]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命宰臣“日赴资善堂侍皇太子讲读”，^[10]则意味着人们认为，皇太子学习儒家经典的成绩和涵养德性的程度，将直接影响他是否有能力接管这个庞大的帝国。在这里，学的进展与术的施为被挂上了钩。

有关仁宗即位之初的受教育情况，我们可以先来读一则史料：

（仁宗）始御崇政殿西阁，召翰林侍讲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读学士李维、宴殊与焉。初，诏双日御经筵。自是，虽只日亦召侍臣讲读。王曾以上新即位，宜近师儒，故令奭等入侍。上在经筵，或左右瞻瞩，或足敲踏床，则奭拱立不讲，体貌必庄，上亦为竦然改听。^[11]

这是最早正式使用“经筵”一词指称皇帝接受经典教育场合的记录。此时的仁宗刚登基不久，年仅13岁，远未完成儒家经典的常规学习。讲官“体貌必庄”以至于皇帝“竦然改听”的场景描述，与皇帝褪去一切修饰，同二三朋辈“便裘顶帽，横经并坐”的场景截然异趣。关于孙奭，除了这里提到的“师儒”一词外，宋人还喜用“师臣”这个词汇来表述他在仁宗朝的身份特征。^[12]

由于年龄上的劣势，与真宗登极以前的课程表相比，仁宗即位前对于儒家经典的学习远未完成。对于当时掌握实际权力的群体来说，若认同前两代皇帝文治导向的努力及儒家价值观念教育的重要性，那么对仁宗进行继续教育，就变得不仅必要，而且非常重要。在这个问题上，中宫与外廷两支政治力量的代表：刘太后与王曾有共同的态度。^[13]原先隔日听读的计划，也变成了日日听读。孙奭严教、仁宗竦然的故事，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发生。由此我们可以界定，仁宗时正式被命名为经筵的讲习形式，其实质是皇储教育的延续或升格，它的制度化是在一种特殊的教育实践过程中完成的。制度化的内容包括讲读官职责进一步明确，经筵参与人员、地点、时间的相对稳定，这些措施都指向一个常规化帝王教育体制的形成，减少了真宗时期经典讲习的随意性。

仁宗初御经筵，由孙奭、冯元侍讲，两位翰林侍读晏殊和李维虽然也参与了，但是侍读官的职责仍是不明确的。天圣四年（1026），有“诏辅臣于崇政殿西庑观侍读学士宋绶等读《唐书》”的记载。^[14]这是所见最早侍读官进读史书的记录。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二云：“读官初无定职，但从讲官入侍而已。宋宣献、夏文庄为侍读学士，始请日读《唐书》一传，仍参释义理，后遂为定制。”据《名臣琬琰集》（下）卷八《宋宣献公绶》及王珪所撰《夏文庄公神道碑》，宋绶和夏竦以本官兼侍读，都是天圣四年的事，则前引宋绶读《唐书》的记录可能的确是首次明确侍读职责。^[15]天圣九年（1031），孙奭致仕辞陛，仁宗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宴席，命孙奭与冯元各讲《老子》三章外，特命晏殊读《唐书》一篇，当是循从讲官讲经、读官读史的制度分工。^[16]在经筵官构成上，仁宗早期仍然延续真宗时期的特征，很多经筵官是早先的东宫旧僚，景祐初，设置崇政殿说书四员，可以看作是在宫僚外寻找职业讲官的开始。^[17]相关情况，我们将在本章第二部分讨论仁宗朝经筵官结构时作进一步讨论。

经筵开设的时间、地点和参与人员，也在仁宗时期得到规整化。真宗于乾兴元年二月驾崩，三月禫祭后，就应中书申请，于双日开经筵。至十一月始，只日也设经筵，这样，经筵成为每日都有的课程。^[18]崇政殿西庑是仁宗早期开设经筵的常规地点，几乎所有经史学习活动都在这里完成。景祐二年（1035），又特意设置迩英、延义两阁，专供经筵讲读，尤其是迩英阁，不仅在仁宗朝，此后北宋诸帝时期都是经筵讲习最重要的场所。^[19]景祐四年（1037）将贾昌朝等四名崇政殿说书迁为天章阁侍讲，延义阁的利用率反而不高。^[20]贾昌朝于入侍经筵之初，私撰经筵事迹。在奏闻后，仁宗命令侍讲学士章得象等接续修纂，名为《迩英延义二阁记注》。^[21]庆历四年又命丁度等根据经筵相关讨论，撰成《答迩英圣问》一卷。^[22]这说明在经筵制度化之后，仪注修撰的配合跟进。从已有材料来看，除却庆历二年（1042）夏至庆历四年（1044）仲春将近两年内，因为西夏边事吃紧，暂停过经筵讲读，再除去晚年病重，其余时间，仁宗都基本按时开设经筵，维持正常的讲读活动。^[23]《宋会要辑稿·经筵门》关于北宋的内容基本缺失，今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对于经筵活动的记载，或详或略，时断时续，也并非每次讲读都有记录，但根据已有材料，稍作梳理，还是能勾勒出仁宗一朝已经比较丰富的经筵活动。

关于经筵参与人员，仁宗早年都有诏宰辅观听的记录，这是区别于真宗时期经典讲习活动的重要信号。真宗晚年，为培训皇太子的政务能力，并为皇位交接作充分准备，两府宰执已与东宫职僚充分交叉，或宰执为师保，或以宾客典中书。^[24]仁宗登基以后，原先的东宫保傅与外廷宰执自然合一。宰执之所以必然出席经筵，笔者以为这仍是他们保傅职责的延续，他们必须关注仁宗的教育，并在一定程度上为之负责。此后，虽然仁宗年龄渐长，后继之君又未必皆幼主，而宰执参与经筵则成为定制。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看到，由于认为仁宗在皇储阶段未完成的经典教育有必要得以继续，经筵成为一张缝制严密的制度之网，使得原先对经典讲习具有相当主导权的帝王，变成了被这一制度规范的客体。^[25]此时人们坚定地认为，对儒家经典与历史经验的有效学习，是提高政治能力的必要前提。即便仁宗以后成年登基的帝王，也不得不接受这一观念。如此，经筵与科举、教育一起，从不同层面共同构筑了儒学制度化的整体。而儒学制度化正是“师道”观念得以实践的体制性保障。尤其是我们探讨与政统为敌体的“道统”之出现，必须回溯到经筵这一特殊的教育制度中来。形象上严肃不苟的“师儒”的出现，是建构“道统”理念的现实基础。

孙奭于仁宗即位之初，首膺经筵之选，以经术教导幼帝，“不避乱亡，临文未尝为讳”，因而被称为“师臣”。^[26]宋代“师臣”一词有两种指向，一指曾受三公荣衔的大臣，如夏竦《传法院碑铭》称吕夷简为“师臣上衮”，宋庠《曹公墓志铭》称玮父曹彬为“师臣”等。^[27]另一种涵义，即指为皇帝授经的儒臣。有时会用这个词来指称古时以此闻名的大臣，如胡宿在《长安县君可封仁寿郡君制》中称汉代名臣张禹为“师臣”。^[28]但在很多情况下，宋人笔端的“师臣”是指当代以经学教授皇帝的名儒，从已掌握的文献来看，孙奭可能是在宋代第一位被称为“师臣”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