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官考论

三、经筵官考论

一般学者都认同，仁宗时期是宋代学风发生转变的关钥。这种转变，通过比较仁宗早期和晚期经筵官诠释经典风格的不同也能得到体现。在仁宗时期的经筵官中，天圣四年（1026）侍读官职责明确以前的侍读学士，都是沿袭真宗初年的旧例，由藩邸宫僚转变而来，不承担具体的教习任务，如晏殊、李维、鲁宗道、林特等人。另外，真宗天禧二年（1018），张知白以刑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天雄军，开创了翰林侍读学士外使的先例。^[55]仁宗朝也有一些这样的例子，因此应该把这批不负有教习责任的侍读学士从经筵官中剥除。

对余下的经筵官的构成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仁宗早期和晚期，经筵诠释经典的风格发生过很大变化，经学诠释方式从以名物训诂为主的经汉学，逐步过渡到以讨论义理为主的经宋学，以切近帝王因读书而择术的需求。这种转变甚至早于学术史上的经汉学向经宋学的过渡。

孙奭也经常借经筵的机会陈说治乱之理，并尝“掇五经之切治道者，为《经典徽言》五十卷”。^[56]但这种以规谏的变体形式出现的因事讽喻的说经方式，还不是一种严格的新型经学诠释方式，只能说是一种因势开导的教育方式。从孙奭对贾昌朝说经“独有师法”的称赞，^[57]以及贾昌朝所撰《群经音辨》来看，仁宗早年的经学讲读仍然恪守辨音训、正句读的汉学传统，尊重师法。庆历四年（1044）的时候，仁宗原拟除孙复为经筵讲官，却遭到杨安国的反对而作罢，其理由便是孙复“讲说多异先儒”。^[58]孙复作为后世认同开宋学先河的“宋初三先生”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以这样的理由最终被经筵拒之门外，作为宋初经学仍以延续汉唐经学为主的反证意义显然。但也正是在仁宗朝，情况逐渐在起变化。我们找到了一条具有反讽意义的材料，就是这位反对孙复入讲经筵的杨安国，在他从侍经筵27年，于仁宗晚年最终辞世后，史传却以如下文字为他盖棺定论：“讲说一以注疏为主，无他发明，引喻鄙俚，世或传以为笑。”^[59]从“多异先儒”的讲说方式被正统的官方教育排斥，到“一以注疏为主”的讲说方式为一般世俗理念所不满，仁宗朝学术转型的消息，从中得到透露。当然，这并非全是经筵选择的结果，其轨迹复杂，是多方原因互动的结果。以欧阳修、刘敞为代表的疑经思潮最初并没有在经筵讲论中得到体现。^[60]

经筵制度在仁宗朝经历了规范化并为“学说”与“择术”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平台之后，在接下来的几朝中，这种“学”与“术”在经筵中互动的倾向不但得到继续发展，而且在神宗朝直接出现了以某种学的解说指导一种术的执行的事例——王安石变法。在随后的哲宗朝，无论是太皇太后高氏与保守党人联手打造的更化运动，还是哲宗亲政后在新党后继怂恿下矢意笃行的绍述乃父，正学以替术，似乎已经成为必然的程序。这既是宋代士大夫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自觉与主体意识的高潮，也是宋代学术实践性的最佳凸显。而宋学的特色，也在此中得到奠定。为便于分析，我们先将仁宗至哲宗朝有案可稽的经筵官作一逐年统计。

仁宗在位将近42年，期间的经筵官可以稽考的将近70人。英宗、神宗、哲宗三朝的经筵官总数，则超过70人。现将这些经筵官依职名与供职时间，一一考论，分别以三份表格列出。其中表一是仁宗时期至元丰改制前的侍读官供职、更替情况；表二是仁宗时期至元丰改制前讲官的供职、更替情况；表三是元丰改制后的经筵官情况。因复杂的经筵官种类在元丰官制改革时得到了简化，故改制以后的讲读官以一表足以兼容。

另再对经筵官的种类划分略作说明。通过统计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负责讲解经典的讲官与经筵的基本教育职能联系更为密切，所以讲官的职官类型、人员构成都相对明了、稳定，即便元丰官制改革以前也是如此。讲官的基本类型，按出现时间先后来分，有翰林侍讲学士、崇政殿说书、天章阁侍讲三种。侍读官的职责有由模糊而确定为读史的过程，但始终能看到这一职官强烈的顾问功能倾向。侍读官的基本职官类型就是侍读与翰林侍读学士，看起来较讲官为少，事实上变化更为繁复。

表一元丰改制前侍读官的统计中，我们将翰林侍读学士与侍读作为两种基本类型进行分类。单以侍读为名而不假以他名的情况是存在的，但相对较少，多数情况下是由他职兼侍读。其中翰林学士兼侍读、待制兼侍读又是常见的例子，涉及人员较多，故各自单列。史籍中有很多“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的记载，与“翰林学士兼侍读”相错乱。疑北宋中后期很多“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称皆不确切，当由“翰林学士兼侍读”而讹。《宋会要辑稿》：“（元祐）八年四月八日，范祖禹言，‘近辞免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蒙降诏不允。伏见神宗之初，司马光、吕公著皆以翰林学士兼侍讲，初不兼学士之职。如以臣久在经筵，乞止兼侍讲’。从之。”^[61]所引范祖禹奏疏或有讹误，神宗初司马光和吕公著都已改为侍读，而非侍讲。就其所论精神而言，翰林学士与翰林侍读、侍讲学士，虽职掌不同，分属两个序列，但都是侍从之臣，且都带“翰林”字眼，班次相近，当是既已任翰林学士、兼侍经筵时，不当复有学士一职。为方便起见，将一般文献中的“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或其他中低级（直）学士兼侍读学士的情况，与相应职衔“兼侍读”合并处理。根据具体史料，相关情况在脚注中予以说明。又，北宋虽未出现天章阁侍读之专名，但以天章阁待制兼侍读的情况很多，也有很多文献中省称为天章阁侍读。神宗时，常秩又以宝文阁待制兼侍读，皆归入待制兼侍读类。

侍讲官中有一种类型受到忽视，即直龙图阁。直龙图阁当然不在经筵官迁升序列中，但冯元尝以直龙图阁身份为真宗说《易经》，成为特殊的经筵官。此例在仁宗时应当还有影响，所以直龙图阁或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侍读的例子也不少见。此外，据《宋会要辑稿》载：“景祐三年三月诏，以崇政殿说书贾昌朝、赵希言、王宗道并为天章阁侍讲，比直龙图阁。”^[62]我们一般都只把天章阁侍讲的设置，理解成为崇政殿说书设置迁升途径，但这条记载似乎暗示着，天章阁侍讲的设置同时也是把直龙图阁的侍讲功能正式从殿阁学士中分出，纳入经筵官序列。庆历四年（1044），原拟任命孙复为迩英阁祇候说书，寻为杨安国所沮，未尝实赴经筵，终北宋之世，此职亦未尝授予他人，故不于表二内专列此一类。

表一　仁宗朝至元丰改制前侍读官统计

②本表的他官、职侍经筵，主要指景祐四年至宝元二年，宋绶以资政殿（大）学士入侍经筵；庆历七年，高若讷以御史中丞入侍经筵。贾昌朝也曾以御史中丞身份在经筵，但高若讷前此身份是侍读，而贾昌朝是侍讲。故高若讷入本表，贾昌朝入表二侍讲类。

③乾兴元年七月壬申日，林特坐丁谓党落职，同年十一月壬午日，张知白出任枢密副使，《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九，第2292、2304页。

（续表）

①据《宋史》卷二九一《宋绶传》云：“同修《真宗实录》，进左司郎中，遂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勾当三班院。”第9733页。按，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二，《真宗实录》修成在天圣二年三月癸卯日，第2353页；《宋史》卷九《仁宗本纪一》同，第179页。

②天圣三年冬十月辛酉日，晏殊出任枢密副使，参《宋史》卷九《仁宗本纪一》，第181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三，第2390页。

③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四天圣四年三月戊寅条，李维以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学士、工部尚书换相州观察使，虽中有曲折，但最终赴镇，第2402页；《宋史》卷二八二李维本传所载略有出入，第9542页。今从《长编》。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四天圣四年闰五月“甲子，诏辅臣于崇政殿西庑观侍读学士宋绶等读《唐书》”，第2409页。是当时侍读学士不止宋绶一人，而李维已于当年三月换相州观察使（见前注）。《宋史》卷二八三《夏竦传》，言及竦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然纪时不明，第9572页。检《长编》卷一〇四天圣四年夏四月甲子条，竦结衔已为翰林学士，故疑夏竦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为补李维之阙。前引《长编》“宋绶等读《唐书》”，实指宋绶、夏竦两人。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二并云：“读官初无定职，但从讲官入侍而已。宋宣献、夏文庄为侍读学士，始请日读《唐书》一传，仍参释义理，后遂为定制”，可为旁证，第23页。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五天圣五年正月庚申条，枢密副使晏殊罢，“戊辰，以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龙图阁直学士夏竦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第2435页。是夏竦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不足一年。《宋史》卷九《仁宗本纪一》同，唯竦之结衔不如《长编》清晰，第183页。

⑥《宋史》卷二八六《蔡齐传》云“以起居舍人、知制诰入为翰林学士，加侍读学士”，第9636页。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四，蔡齐为翰林学士，事在天圣四年五月丁丑日，同日受命者尚有章得象，第2406页。而其时夏竦尚在学士院，并兼侍读学士。故疑蔡齐加兼侍读学士，当在天圣五年初夏竦任枢密副使之后。

⑦天圣六年七月丙辰，蔡齐因忤章献太后意，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河南府，寻改密州。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六，第2477页。

（续表）

①晏殊以前宰执故，在为翰林侍读学士同时，特加资政殿学士，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七天圣七年二月丁卯条，第2496页。明道元年八月辛丑，晏殊再任枢密副使，参《长编》卷一一一，第2585页；《宋史》卷一〇《仁宗本纪二》同，第194页。

②《宋史》卷二九一《宋绶传》云：“昭应宫灾，罢二学士，逾年，复翰林学士，史成，迁尚书工部侍郎，兼侍读学士。”第9733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八天圣七年七月乙丑条：“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中书舍人、同修国史宋绶落学士。绶领玉清昭应宫判官，而宫灾，故责之。”第2519页。另据《长编》卷一〇九，宋绶复为翰林学士事在天圣八年四月癸未，国史进御事在同年六月癸巳，第2538、2540页。参合《宋史》本传，宋绶复以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当在此时。是自天圣七年七月至天圣八年六月，宋绶不在侍读学士任上。

③天圣九年十月己卯，宋绶因议太后称制故，以龙图阁学士出知应天府。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〇，第2567页。

④天圣九年闰十月，翰林侍讲学士孙奭请老辞陛，仁宗为曲宴太清楼，时为御史中丞的王随以不与其事为憾，仁宗特许赴宴。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〇该月戊辰条，第2569—2570页。但未知是否于其时给王随增加了翰林侍读学士的头衔。迟至明道元年十二月，王随已正式拥有翰林侍读学士的头衔，参《长编》卷一一一该月庚申条，第2597页。在明道二年四月的宰执团队大调整中，王随出任参知政事，参《长编》卷一一二该月己未条，第2612页；《宋史》卷一〇《仁宗本纪二》同，第195页。

⑤宋绶翰林侍读学士的任命，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二明道二年五月丁丑条，第2617页。绶初兼龙图阁学士，是年八月改端明殿学士，参《长编》卷一一三该月丁巳条，同年十月戊午日，受命为参知政事，第2633、2641页。

⑥程琳翰林侍读学士的任命，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三明道二年十月己未条，第2641页。琳于景祐元年五月改任三司使，卸翰林侍读学士之职或即于此时，参《长编》卷一一四该月乙丑条，第2675页。

（续表）

①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五景祐元年七月乙未条，范讽落翰林侍读学士，以龙图阁学士出知兖州，与盛度受命为翰林侍读学士，时日相接，疑有相代关系，第2689页。范讽由龙图阁直学士进为龙图阁学士，事在景祐元年二月壬辰，参《长编》卷一一四，第2662页。唯不知范讽受翰林侍读学士之职为何时，姑存疑。因盛度同时是翰林学士承旨，故归入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类。景祐二年二月戊辰，以盛度参知政事，参《长编》卷一一六，第2722页；《宋史》卷一〇《仁宗本纪二》同，第199页。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五七：“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给事中、充集贤院学士李仲容言：‘臣冠掖垣之地已及七年，新除两人学士，俱是在臣之下。望别赐臣一职名。’诏除守本官、充翰林侍读学士、判史馆。”第2525页上。据《宋史》卷二六二《李仲容传》，“新除两人学士”指石中立、张观，第9063页。按，仲容当补学士而为宰相张士逊所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二明道二年七月丙寅条综合言之，然叙事不明，充翰林侍读学士事亦失载，唯云士逊罢而判史馆，第2621页。今从《会要》。所见仲容以翰林侍读学士身份出现的最后一条记载是《长编》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一月乙丑条，第3056页。

③李迪于景祐二年二月戊辰罢相，初知亳州，后改相州，并未赴任，旋以资政殿大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留京师，复与吕夷简交讼而以太常卿出知密州。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六景祐二年二月戊辰、己巳、庚辰条，第2722—2723页；《宋史》卷一〇《仁宗本纪二》、卷三一〇《李迪传》，第199、10174页。

④据《宋史》卷三一一《章得象传》云：“进承旨兼侍（讲）［读］学士”，是得象为翰林学士承旨与兼侍读学士同时，第10205页。检《续资治通鉴长编》，得象带翰林学士承旨头衔，首见于卷一一六景祐二年四月己未条；而同年二月戊辰条，盛度在参知政事前，仍带翰林学士承旨头衔，得象除翰林学士承旨当在此后，第2726、2722页。另据《长编》卷一一九景祐三年十二月丁卯条，章得象于是日除同知枢密院事，第2813页。

⑤《宋史》卷二九二《丁度传》唯载庆历八年度罢政后以紫宸殿学士（后改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第9764页。按诸《续资治通鉴长编》，自景祐四年至庆历五年四月为枢密副使前，度屡有经筵对问的记载，然亦不云为翰林侍读学士始于何时。《长编》除卷一四六庆历四年二月丙辰条、卷一五五庆历五年四月庚戌条，度结衔有翰林侍读学士外，他多冠以翰林学士，第3544、3770页。度始以翰林学士结衔的记载，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九景祐三年七月己亥条，第2797页。

（续表）

①梅询始任翰林侍读学士的时间不可晓，据《宋史》卷三〇一《梅询传》：“仁宗御迩英阁，读《正说·养民篇》，览历代户口登耗之数，顾问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几何？’询对曰……”云云，第9985页。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〇景祐四年十月丙子条，有仁宗读《正说·养民篇》的记载；卷一二三宝元二年三月壬寅条，编修院与三司上天下历代户数，乃是仁宗读《正说·养民篇》问及户籍之应。《长编》卷一二五又载宝元二年十月丙寅，读《正说》终，是三年间仁宗读《正说》当止一过，故断梅询答问于景祐四年。参《长编》第2838、2897—2898、2935页。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〇景祐四年四月乙丑条：“召宋绶入侍经筵。”宋绶前此于同月甲子日罢参知政事，带资政殿学士职衔。又据《长编》卷一二一宝元元年三月戊申条，诏加绶资政殿大学士，第2827、2826、2867页。

③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三宝元二年四月乙丑条，时宋绶已知河南府，而前此，同月辛酉，李迪加资政殿大学士，第2902、2901页。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四宝元二年八月癸亥，梅询带翰林侍读学士衔出知许州，非历两府而以翰林侍读学士出藩者，自询始，第2919页。又据《长编》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二月乙未条，王德用徙知随州，道过许州，尚与梅询盘桓，第3060页。然不知梅询卸任于何时。

⑤李淑受命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一宝元元年三月乙巳条，第2867页。《宋史》卷二九一《李淑传》云：“会若谷参知政事，改侍读学士，加端明殿学士。若谷罢，进本曹郎中，典豫王府章奏，以右谏议大夫知许州。”第9740页。据《宋史》卷一〇《仁宗本纪二》，李若谷罢参知政事在康定元年九月，第208页。然《长编》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二月乙酉条，提到李淑，职衔尚是“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第3058页。

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四庆历元年十二月壬辰：“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柳植为翰林侍读学士，知邓州，以疾自请也。”第3207页。

（续表）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聂冠卿以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结衔，仅见于卷一三四庆历元年十二月庚寅条，第3207页。查同书卷一三一庆历元年三月乙亥条，聂冠卿以知制诰结衔，卷一三二同年六月癸卯条，以翰林学士结衔，而卷一三五庆历二年正月丁巳以后，就不再有聂冠卿的记录，第3113、3145、3214页。参以《宋史》卷二九四《聂冠卿传》，冠卿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时，乃服母亲起复期间，后不久即告归葬亲，寻卒于扬州，第9820页。故断冠卿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在庆历元年至二年间。

②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〇庆历三年三月甲午条，富弼由枢密副使改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又据同书卷一四二同年七月丁丑条，弼于时复任枢密副使，第3360、3399页。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二庆历三年八月壬戌条：“翰林侍读学士左司郎中杨偕知越州。”据同书卷一三九庆历三年正月辛巳条，杨偕其时结衔尚为枢密直学士，第3424、3342页。《宋史》卷三〇〇《杨偕传》云：“久之迁翰林侍读学士、知审官院，复以为左司郎中……偕不自安，乃求知越州，道改杭州”，是偕尝实任翰林侍读学士，非仅带职出藩者，第9956页。而偕出藩未有他职，可能仍带翰林侍读学士，史阙其文，姑以存疑。

④据《宋史》卷二九一《李淑传》，淑再为翰林侍读学士前曾知开封府，第9741页。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四庆历元年十二月壬辰条，权知开封府贾昌朝为权御史中丞；卷一四三庆历三年九月丙子条又有任命翰林学士吴育为权知开封府的记载，同日又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李淑为翰林学士”。数日后（壬辰），权知开封府吴育即劾淑“潜在府，多亵近吏人”，导致李淑罢翰林学士，以给事中出知郑州。第3207、3448、3459页。可知李淑知开封府是吴育的前任，故断淑权知开封府在庆历二、三年间，复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亦当在这个时间区段内。庆历三年九月为翰林学士以前，李淑可能曾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兼侍读学士的身份入侍经筵一段时间。

（续表）

①《宋史》卷三二〇《余靖传》不载靖曾任翰林侍读学士，第10407—10411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五庆历五年五月己未条，余靖有“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判史馆修撰”的头衔，而此后数日，靖即因出使契丹时以蕃语诗对契丹主，而遭弹劾，出知吉州，参同月戊辰条后，第3770—3771、3772页。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四庆历五年二月戊戌条：“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宋祁为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避兄庠执政也。”第3746页。《宋史》卷二八四《宋祁传》：“留为翰林学士、提举诸司库务……徙知审官院，兼侍读学士。庠复知政事，罢祁翰林学士，改龙图学士、史馆修撰。”第9596页。按检《长编》，宋祁于庆历三年岁末已结衔为“翰林学士、提举在京诸司库务”（卷一四五庆历三年十二月丙申条，第3512页），从庆历四年的经筵活动来看，侍读官似乎一度缺乏，只余丁度一人，故二月丙辰在迎阳门举行的讲读活动中，进读《祖宗圣政录》的任务由时任天章阁侍讲的王洙来完成，而按惯例这项任务原本属于侍读官（这是一次规模比较大的讲读活动，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六，第3544页）。故推测在庆历四年接下来的日子里，宋祁已经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兼任侍读学士。

③《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五六：“高若讷为侍读，不加别名，但供职而已”，第2524页下；《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翰林侍读学士”条同，第3813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七庆历五年十一月癸未条，有侍读高若讷经筵对问的记录；同书卷一六〇庆历七年三月己丑条载，特诏若讷以御史中丞身份入侍经筵，第3805、3865页。而同月丁酉日，若讷即已出任枢密副使，参《宋史》卷一一《仁宗本纪三》，第223页。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七庆历五年十一月甲午条：“乃以适为侍读学士、知澶州。”第3807页。《宋史》卷二八五《梁适传》云：“以侍读学士知澶州，徙秦州，入知审刑院，擢枢密副使”，第9624页。据《长编》，庆历七年适尚在知秦州任上（卷一六一庆历七年十月戊午条，第3888页），而皇祐元年领群牧使时仍带翰林侍读学士职（卷一六六皇祐元年五月己丑条，第4003页）。皇祐元年八月壬戌，适任枢密副使，参《长编》卷一六七，第4010页。唯不知庆历八年，适乃在京或在藩。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七庆历五年十一月丁酉条后：“初翰林学士叶清臣居父丧……庚子，改除翰林侍读学士、知邠州。”第3808页。此后，清臣历知青州、永兴军，直至庆历八年回京，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参《长编》卷一六四庆历八年四月甲戌条后，第3944页。

（续表）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八庆历六年正月丙申条：“翰林学士、礼部郎中、知制诰、史馆修撰苏绅为吏部郎中、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知河阳。……是岁卒于河阳。”第3818页。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九庆历六年十一月戊子条：“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权三司使王拱辰为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知亳州……请改知郑州，从之。”第3851页。《宋史》卷三一八《王拱辰传》云：“出知郑州，徙澶、瀛、并三州，数岁还，为学士承旨兼侍读”，恐未确，第10360页。拱辰镇藩、帅边、抚川数年，除庆历八年尝因荐张得一一度落职外，其他时间皆因带职。皇祐二年三月，王拱辰尚在河东经略使任上（《长编》卷一六八该月己丑条，第4034页），至迟皇祐四年已回京任翰林学士承旨（《长编》卷一七三该年十二月“先是，迩英阁讲《尚书·无逸》”条，第4184页），皇祐五年，拱辰以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学士身份权知贡举（《长编》卷一七四该年正月癸丑条，第4191页），至和元年九月，接替杨察担任三司使后，可能卸侍读之职（《长编》卷一七七该年九月辛酉条、戊辰条，第4277、4280页）。期间，皇祐三年拱辰之事迹不明，待考。至和二年六月，拱辰以宣徽北院使判并州，初不带职（《长编》卷一八〇该月己亥条，第4353页），七月始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知永兴军（前揭《长编》同卷七月戊辰条，第4358页）。此后一段时间，拱辰事迹不详，姑存疑。

（续表）

①庆历七年尚有宋祁在经筵问对的记录，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〇庆历七年四月己巳条，第3873页。《宋史》卷二八四祁本传云，宋庠为枢密使后，祁复为翰林学士，第9596页。庠任枢密使在庆历八年五月辛酉，参《宋史》卷一一《仁宗本纪三》，第225页；而据《长编》卷一六五，同年十月庚寅，祁即已落职知许州，第3971页。唯不知祁复翰林学士后，是否带侍读学士。

②杨偕带翰林侍读学士衔，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二庆历八年闰正月乙卯条，第3908页。而次月丙子，杨偕即致仕（《长编》卷一六三，第3917页）。杨偕在外任时是否始终带翰林侍读学士衔，以及他何时回到京师，实任翰林侍读学士，都有待进一步考察。

③张锡带翰林侍读学士衔，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五庆历八年十一月己未条，第3975页。皇祐元年七月辛丑，张锡卒于翰林侍读学士任上（《长编》卷一六七，第4006页）。

④郭劝的任命，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五庆历八年十一月乙未条，第3972页。

⑤《宋史》卷二九一《李淑传》，淑由知郑州徙知河阳，然后回京任翰林学士，第9741页。庆历六年知河阳者是苏绅（前注），不知李淑知河阳在苏绅之前还是之后，若在之后，则庆历七年李淑尚在河阳。庆历八年李淑出知应天府前后的头衔，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五庆历八年十一月乙未条，第3972页。据《宋史》淑本传，次年复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因父丧去职。起复为翰林学士，又因丁母忧去职，再起复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第9741页。今参检《长编》相关记载，对李淑的任职时限作一初步推测。

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七庆历四年三月庚辰条：“降知颍州、翰林侍读学士、给事中柳植为右谏议大夫、知黄州，坐不能察军贼张海发所部也。”第3566页。参以《宋史》卷二九四《柳植传》，植由邓州移镇颍州，期间当皆带翰林侍读学士之职，第9819页。《长编》卷一六四庆历八年四月壬申条，柳植以荐张得一故落翰林侍读学士；卷一六六皇祐元年正月甲辰条，柳植于知蔡州任上复翰林侍读学士，第3943、3981—3982页。参合《宋史》本传“历知寿亳蔡扬四州”云云，似植自庆历元年直至皇祐元年，除庆历四年四月至年底一度落职外，其他时间皆以翰林侍读学士镇藩。

（续表）

①皇祐三年，李淑先后落翰林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一该年十月乙未条、十一月辛未条，第4112、4118页），故断皇祐二年淑应仍在经筵。此后淑参与经筵活动的事迹，参《长编》卷一八一至和二年十一月丙寅条、卷一八二嘉祐元年四月丙辰条，第4384、4400页。嘉祐四年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卒于河中府（《长编》卷一八九该年四月壬申条，第4559页）。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九皇祐二年十一月戊戌条：“给事中、权御史中丞郭劝罢为翰林侍读学士。”第4064页。《宋史》卷二九七《郭劝传》云：“及再为侍读，曰：‘吾起诸生，志不过郡守，今年七十，列侍从，可以归矣。’遂用元日拜章，三上不得谢，赐银使市田宅，后二年卒。”第9894页。

③吴育出入经筵的记载，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一皇祐三年十二月戊戌条、卷一七三皇祐四年八月戊子条、卷一七五皇祐五年八月壬子条、卷一八〇至和二年七月戊辰条，第4120、4167、4229、4357页。并参《宋史》卷二九一《吴育传》，第9731页。育卒于嘉祐三年，参《长编》卷一八七该年四月甲子条，第4508页。

④胡宿受命为翰林侍读学士，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三皇祐四年九月甲寅条，第4171页。其中，“时宿居纶阁久次，执政以禁林员足，未议迁补，又逼于物议，因以金华处之”云云，则此时胡宿尚非翰林学士。而《长编》卷一七五皇祐五年八月甲寅条，胡宿结衔已为翰林学士，第4230页。此后，胡宿当一直在翰林学士兼侍读任上，直至嘉祐六年闰八月被任命为枢密副使（《长编》卷一九五该月辛丑条，第4718页）。

（续表）

①丁度自庆历八年罢政后为翰林侍读学士，至皇祐五年卒。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四皇祐五年正月辛亥条，第4191页。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四皇祐五年五月乙巳条：“枢密使、户部侍郎高若讷罢为尚书左丞、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同群牧制置使”；卷一八〇至和二年八月乙卯条：“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尚书左丞高若讷卒。”第4207、4366页。

③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一庆历四年八月乙未条，孙抃结衔仅为知制诰，以与前面几位翰林学士相区别；卷一五五庆历五年五月甲子条，抃之结衔已为翰林学士，则抃自庆历四、五年之际已任翰林学士，资历甚深，故史云其“久处显要”；又据《长编》卷一七四皇祐五年五月癸亥条，孙抃以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吏部郎中、知制诰、史馆修撰出任左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疑孙抃以翰林学士兼侍读在此年之前，第3677、3771、4211页。《宋史》卷二九二《孙抃传》：“以右正言、知制诰迁起居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史馆修撰”，似抃迁翰林学士，同时并兼侍读学士，第9776页。姑从本传书之。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五皇祐五年十二月庚子条：“端明殿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给事中张方平加翰林侍（讲）［读］学士、知秦州”，此后张方平历任外藩，直至嘉祐元年八月从知益州任上调回开封，任三司使，期间张方平应一直带有翰林侍读学士职衔；《长编》卷一八三嘉祐元年八月癸亥系方平之职为“端明殿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当是缺书翰林侍读学士，第4239、4435页。

（续表）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五皇祐五年七月壬辰条：“降翰林侍读学士、刑部郎中吕公绰为龙图阁学士、知徐州”；十月己亥：“龙图阁学士、刑部郎中、集贤殿修撰、知徐州吕公绰复为侍读学士”；至和二年公绰又有知河阳之命，五月乙丑，复命公绰留侍经筵，不久即去世（《长编》卷一七九）。是知徐州与知河阳，公绰皆未尝赴实任，第4226、4237、4335页。《宋史》卷三一一《吕公绰传》：“祀明堂，迁刑部郎中，召为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岁余，愿罢府事，进翰林侍读学士、知审刑院、兼判太常寺。”又据《宋史》卷一二《仁宗本纪四》，祀明堂在皇祐二年秋，故吕公绰解权知开封府而为翰林侍读学士，当在皇祐四年中，第10212、230页。

②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七至和元年九月辛酉条，杨察结衔有“翰林侍读学士”；至次年六月，罢职，以本官为三司使（《长编》卷一八〇该月己亥条），第4277、4353—4354页。另据《宋史》卷二九五《杨察传》，察尝以翰林侍读学士知永兴军，加端明殿学士，徙知益州，后迁礼部侍郎，权知开封府，第9856页。考《长编》卷一七五皇祐五年闰七月壬辰条，当时按验吕公绰杖赵清贶事，权知开封府即为杨察；又，《长编》卷一七三皇祐四年十二月丁丑条，以程戡为端明殿学士、知益州，或为代杨察；而庆历八年八月，杨察尚以权御史中丞身份在京，参《长编》卷一六五该月丁丑条，第4226—4227、4183、3961页。故定杨察以翰林侍读学士出藩，在皇祐中。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六至和元年八月壬子条：“诏观文殿大学士晏殊赴经筵，赐坐杌如宰相仪。”第4272页。按，宰执预经筵是当时常仪，晏殊以元老重臣赴经筵，当是礼节性尊崇，不任讲读之职。次年正月丁亥，晏殊卒，参《长编》卷一七八，第4305页。

（续表）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一庆历七年十月壬寅条，张揆受命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读，是张揆入经筵之始；直至皇祐三年九月议王溥谥，揆结衔仍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读，参《长编》卷一七一该月丙子条，第3888、4110页。《宋史》卷二九四《张揆传》，于议谥后云：“加翰林侍读学士、知审刑院，出知齐州，卒。”第9827页。是揆由天章阁待制兼侍读转翰林侍读学士，与知审刑院相前后。揆知审刑院不知确始于何时，检《长编》卷一七五皇祐五年十一月己丑条：“翰林学士钱明逸、龙图阁直学士张揆看详编配罪人”，则揆知审刑院或于其时先后，第4239页。又，《宋史》卷一二《仁宗本纪四》嘉祐元年七月，有“环州小遇族叛，知州张揆破降之”的记载，是其时揆已不在都，第240页。

②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〇至和二年六月己亥条，杨察去职的同时，任命孙抃为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学士；抃此次任职至嘉祐五年，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参《长编》卷一九一该年四月癸未条；嘉祐七年抃罢政后，复以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参《长编》卷一九六该年三月乙卯条，第4353—4354、4621、4743页。治平元年以太子少傅就第，卒，参《宋史》卷二九二本传，第9778页。

③张昪与夏安期皆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据《长编》，昪任职于至和二年二月，参卷一七八该月乙未条；同年六月即代孙抃为权御史中丞，参卷一八〇该月癸卯条；安期受命于至和二年六月，但因受谏官弹劾，当时即罢，参卷一八〇该月辛亥条，第4308、4354、4355页。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八至和二年二月丙午条：“翰林学士吕溱改侍读学士、知徐州。”第4317—4318页。此后直至嘉祐四年落职分司南京，溱似始终以翰林侍读学士在外，参《长编》一八九嘉祐四年三月戊午条、卷一九〇同年九月癸丑条，第4554、4593页。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〇至和二年六月己丑条，有以欧阳修为翰林侍读学士、知蔡州的任命，然未成行，七月戊午即复为翰林学士，第4347页。

⑥嘉祐元年王洙罢翰林学士，而以翰林侍读学士兼侍讲学士，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二该年闰三月辛卯条，第4399页。嘉祐二年九月甲戌洙卒，参《长编》卷一八六，第4490页。

⑦曾公亮以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二嘉祐元年四月丙辰条，第4401页。同年十二月壬子为参知政事，见《长编》卷一八四，第4460页。

（续表）

①《宋史》卷二九五《孙甫传》：“迁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留为侍读，卒。”第9841页。据此，孙甫受命为河北都转运使而不果行，留为侍读，事在其殁亡前不久。检《续资治通鉴长编》，皇祐五年，河北都转运使为陈升之（卷一七五该年十月戊午条，第4238页），至和二年至嘉祐初，河北转运使为周沆（卷一八一至和二年十二月戊子条、卷一八二嘉祐元年六月戊寅条，第4385、4414页），嘉祐元年下半年至嘉祐四年，河北转运使是李参（卷一八四嘉祐元年十一月乙巳条、卷一八九嘉祐四年三月戊午条，第4459、4554页）。而嘉祐二年正月己亥，孙甫已卒。期间，嘉祐元年九月戊戌，有任命韩绛为河北都转运使而不赴任的记载（《长编》卷一八四，第4447页），疑孙甫的受命亦在其前后，为周沆、李参交替之际。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七嘉祐三年三月辛未条，以翰林学士欧阳修兼侍读学士，修固辞不拜，第4505页。嘉祐五年九月丁亥，再命修兼侍读学士（《长编》卷一九二，第4644页）。而同年十一月辛丑，即出任枢密副使（《宋史》卷一二《仁宗本纪四》，第246页）。

③赵槩以翰林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后罢翰林学士而出知郓州，未行，并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八嘉祐三年十月己未条后，第4531页。据《宋史》卷三一八《赵槩传》，槩兼侍读学士，在报聘契丹回朝后，第10365页（报聘事在皇祐二年，《宋史》卷一二《仁宗本纪四》该年三月己酉条，第229页）。至迟至嘉祐五年六月，槩已为御史中丞（《长编》卷一九一该月辛未条，第4627页），嘉祐四年，槩可能仍以翰林侍读学士身份在经筵。

（续表）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六嘉祐二年十二月己未条，举正结衔有翰林侍读学士，卷一九〇嘉祐四年十二月己卯：“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王举正为太子少傅致仕”，又有“举正在经筵二年”云云，是其在经筵即自嘉祐二年末至嘉祐四年末，第4497、4601页。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李昭述结衔为翰林侍读学士的记录，仅见于嘉祐四年八月丁亥议禘祫，而同年十月甲申，昭述即得暴疾而卒，见《长编》卷一九〇，第4587、4597页。《宋史》卷二六五《李昭述传》云：“改龙图阁学士、知秦州，谏官、御史言昭述庸懦，不可负重镇，留真定府，居四年，入领三班院，以翰林侍读学士知郑州”，第9144页。按，昭述受知秦州之命而为言官所沮，《长编》系于卷一七〇皇祐三年七月乙亥条，第4098页。据此推算，昭述留真定府直至至和二年，以翰林侍读学士知郑州，或在嘉祐初。嘉祐元年四月，知郑州曾公亮还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长编》卷一八二该月丙辰条，第4401页），嘉祐四年三月己未，宋祁以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龙图阁学士出知郑州。昭述知郑州，或在两者之间。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九嘉祐四年三月己亥条，宋祁代张方平为三司使前，结衔有翰林侍读学士，同月己未条，祁罢三司使，出知郑州，复带翰林侍读学士职衔，第4553、4554页。唯此次供职，不知始于何时。据《宋史》卷二八四《宋祁传》，祁此前尝知成德军、定、益等州，皇祐五年正月，祁始由知成德军徙知定州，祁回京供职，或不早于嘉祐三年，第9596页。嘉祐六年，祁复入为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学士，并于是年卒（《长编》卷一九三该年三月甲辰条、五月丁酉条，第4664、4668页），则祁在郑州或止于嘉祐五年。又，《景文集》卷三八《谢龙图表》云“侍读者三”，四库馆臣于题下小注云：“侍读则一见于徙知审官院之时，再见于许州复召之时，俱未详其三。”第330页下—331页上。

④田况以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九嘉祐四年五月丙辰条，第4566页。嘉祐五年二月丁丑，况致仕，参《长编》卷一九一，第4614页。

⑤据《宋史》卷三一七《冯京传》，京以龙图阁待制出知扬州，徙知江宁府，后以翰林侍读学士召还，纠察在京刑狱，又以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第10339页。京以翰林侍读学士召还不知确在何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九嘉祐四年三月壬子条：“徙知扬州冯京知庐州。”第4554页。唐春生《宋代翰林学士年表》断冯京初入翰林学士院为嘉祐七年十月至治平三年八月，参氏著《翰林学士与宋代士人文化》附表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01页。《宋史》本传又云京尝除端明殿学士、知太原府。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二一〇熙宁三年四月戊辰条：“知太原府、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冯京为翰林学士兼端明殿学士、知开封府。”第5095页。则京知太原府时带翰林侍读学士职，当在治平三年末至熙宁三年初。

（续表）

①嘉祐五年四月癸未，程戡罢枢密副使，以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一，第4620页；同年八月，戡以宣徽南院使判延州，《长编》卷一九二该月丁巳条，第4639页。

②据《宋史》卷三〇〇《杨畋传》，畋尝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读，然不知确切时日，第9965页。检诸《续资治通鉴长编》，皇祐末，畋尚以经略蛮事在广南，回京任职的记录首见于卷一八七嘉祐三年八月辛亥条，第4519页。暂定杨畋任天章阁侍读始于嘉祐三年。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二嘉祐五年九月丁亥条：“知制诰刘敞为翰林侍读学士，知永兴军。”嘉祐八年，英宗继位后，敞尝以翰林侍读学士身份为读《史记》，治平元年出知汝州，分参《长编》卷一九九嘉祐八年十二月己巳条，第4840页；卷二〇二治平元年九月癸未条，第4905页。熙宁元年卒，参《宋史》卷三一九本传，第10386页。

④据范纯仁所撰《司空康国韩公墓志铭》及《宋史》韩绛本传，韩绛以论张茂实典兵事罢知蔡州，数月后，以翰林侍读学士知庆州。《续资治通鉴长编》系韩绛知蔡州于嘉祐五年五月戊申条，英宗治平二年七月，韩绛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被召回，权三司使，不任讲读之职。参《范忠宣集》卷一五，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4册，第697页上；《宋史》卷三一五，第10302页；《长编》卷一九一、卷二〇五，第4626、4979页。

⑤刘攽《贾公行状》：“（嘉祐）五年谪吏部郎中、翰林侍读学士，知邓州。”未行，复留为翰林学士、知审官院。参《彭城集》卷三四，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6册，第337页上。

⑥《宋史》卷三一〇《李柬之传》，柬之仁宗时先任龙图阁直学士，后改集贤院学士。英宗即位初“复旧职，兼侍读”，当是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三治平元年九月戊子条称其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合。《宋史》，第10175—10176页；《长编》，第4905页。王珪《华阳集》卷七《除兼端明殿学士举官自代奏状》、卷四六《送太子少保致仕李柬之归西京诗序》并同，第49页上、341—342页上。

⑦是年三月仁宗崩，英宗继位，以原皇子位伴读李受、皇子位侍讲王獵并充天章阁待制，分别兼任侍读、侍讲。《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嘉祐八年五月癸卯条，第4806页。

（续表）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六治平二年九月丙子条，以贾黯为翰林侍读学士、知陈州，未行而卒，第5000页。

②《宋史》卷三三七《范镇传》：“会草制，误迁宰相官，改侍读学士。明年，还翰林，出知陈州”，神宗立，复为翰林学士兼侍读，熙宁三年因反对新法而去朝，第10787页。十月致仕，参《长编》卷二一六熙宁三年十月己卯条，第5263页。又据《长编》卷二〇七该年正月壬申条，范镇知陈州在治平三年，第5020页。

③治平四年神宗即位后，李柬之、李受先后致仕，之前他们都曾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宋史》卷三一〇《李柬之传》，第10176页；《华阳集》卷四六《送太子少保致仕李柬之归西京诗序》、《送刑部侍郎致仕李受归庐山诗集序》。

④王广渊侍读事，《宋史》本传失载。《东都事略》卷八五《王广渊传》，称其于英宗时以直龙图阁兼侍读，第1页a。《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八系其事在治平三年十月甲申条，第5063页。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治平四年六月庚申条，广渊以直龙图阁、兼侍读学士出知齐州，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4年，第19页。按，司马光《王广渊札子》、《王广渊第二札子》只称广渊为“直龙图阁兼侍读”，未有“学士”二字，参《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六，第9页b、10页b；《宋史》卷三二九广渊本传，熙宁二年方迁广渊龙图阁直学士，据此，则其出知齐州时未尝带学士职，第10609页。《拾补》未审。

（续表）

①《宋史》卷三三二《滕元发传》，王安石造立新法后，甫“以翰林侍读学士出知郓州”，此后历任地方，第10675页。至熙宁八年丁父忧解职，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三熙宁八年闰四月壬子条，第6446页。

②《宋史》卷三一二《王珪传》载珪履历，在知制诰之后任翰林学士、知开封府，中丁内忧去职，服除，复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直至熙宁三年拜参知政事，第10241—10242页。另据《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集卷八载李清臣《王太师神道碑》（目录作《王文恭公珪神道碑》），则谓珪拜翰林侍读学士在丁忧之前，中华再造善本影宋刻本，第6页b。二说未详孰是，今从《神道碑》，以珪任翰林学士与翰林侍读学士为同时。王珪任翰林学士年限，参唐春生《宋代翰林学士年表》，第400页。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治平四年九月癸卯条：“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第62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五熙宁三年九月癸丑条，司马光带翰林侍读学士职出知永兴军，第5247页。此后司马光居洛修书，终神宗之世未回开封。

④据《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集卷一七所载《实录·韩侍郎维传》，韩维任经筵官，乃诏修《英宗实录》时事，第4页a。《宋史》卷一四《神宗本纪一》，诏修《英宗实录》事在熙宁元年正月丁酉日，第268页。然《韩侍郎传》与《宋史》本传皆云韩维为侍讲，今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定为侍读。解侍读职时间，据《长编》卷二一〇熙宁三年四月戊辰条：“权知开封府、翰林学士兼侍读韩维权御史中丞”，第5095页。

⑤《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集卷一〇载《实录·吕正献公公著传》：“神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读。”第1页b。熙宁二年六月丁巳，吕公著代吕诲为御史中丞，参《宋史》卷一四《神宗本纪一》，第271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〇熙宁三年四月戊辰条：“诏御史中丞吕公著为翰林侍读学士、知颍州。”第5095页。此后公著历知棣州、河阳，提举崇福宫、中太一宫，直至元封元年始重归经筵，《长编》卷二八七元丰元年闰正月辛巳条，第7027页。

（续表）

①钱明逸任翰林侍读学士年限不可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二熙宁四年四月辛未条：“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尚书右丞钱明逸卒。”第5406页。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九熙宁四年正月乙未条：“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直史馆兼侍读。景温辞，乃罢侍读知邓州。”第5321页。

③据《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集卷一五《实录·郑翰林獬传》，王安石参知政事，不悦郑獬，除翰林侍读学士出藩，熙宁五年秋卒，第5页b、3页b。

④《宋史》卷三三〇《张瓌传》谓瓌于英宗时除左谏议大夫、翰林侍读学士，后为刘瑾所讼出为外任，第10625页。《续资治通鉴长编》系瓌任左谏议大夫在嘉祐八年冬，熙宁六年卒，参卷一九九嘉祐八年十月癸未条、卷二四二熙宁六年正月乙丑条，第4829、5893页。

⑤陈绎以翰林侍读学士知邓州，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六熙宁六年八月庚辰条，第5991页。苏颂《太中大夫陈公墓志铭》云：“满一岁召还”（《苏魏公集》卷六〇，第912页），则《长编》卷二五四熙宁七年七月壬寅：“将有事于南郊，命翰林侍读学士陈绎为卤簿使”是也。熙宁八年，陈绎以翰林侍读学士转翰林学士，复以翰林学士兼侍读，分见《长编》卷二七一该年十二月乙未条、甲辰条，第6638、6645页。熙宁九年，陈绎落翰林学士兼侍读，出知滁州，参《长编》卷二七九该年十二月甲辰条，第6844页。

⑥据《宋史》卷三二九《常秩传》，秩于熙宁七年任宝文阁待制兼侍读，熙宁九年病归故里，第10596页。

（续表）

①元绛仕履，苏颂所撰《太子少保元章简公神道碑》与王安礼《资政殿学士太子少保致仕赠太子少师谥章简元公墓志铭》，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略有出入。苏颂《神道碑》谓元绛权知开封府满岁而罢，后兼翰林侍读学士，第782页。王安礼《墓志铭》则谓元绛权知开封府当年，即以翰林学士兼侍读，后又兼翰林侍读学士，《王魏公集》卷七，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0册，第74页上。据《长编》卷二二五及卷二四三，熙宁四年七月甲辰日有诏命元绛权知开封府，而罢府事则在熙宁六年三月丁未日，其谓“权知开封府、翰林学士兼侍读元绛兼侍读学士、提举在京诸司库务”，所述职官与王安礼《墓志铭》合，第5490、5911页。今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及《墓志铭》。元绛于熙宁八年冬参知政事，诸家说同。参《长编》卷二七一熙宁八年十二月壬寅条，第6642页。

②沈括的情况比较特殊，唯熙宁八年尝假翰林侍读学士之职使辽。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一熙宁八年三月癸丑条，第6362页。

③据叶祖洽所撰陈襄行状，襄兼侍读事在熙宁九年，元丰三年卒。行状附载《古灵集》卷二五，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3册，第705—710页上；同卷《古灵先生年谱》，第719—724页。

④据《宋史》卷三二二《陈荐传》：“薛向首谋取横山，功不成……杨绘论曾公亮用人不当，言既行而迁侍读，罢谏职”，则杨绘任侍读官当在熙宁三年，第10444页。杨绘以翰林侍读学士出藩，事在熙宁四年，熙宁七年以翰林侍读学士召回，授翰林学士，次年兼侍读，熙宁十年被劾贬谪。分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丁酉条、卷二五五熙宁七年八月癸未条、卷二七一熙宁八年十二月乙未条、卷二八二熙宁十年五月甲子条，第5488、6237、6645、6907页。

（续表）

①吕公著于元丰元年复任京朝官，仍兼侍读，同年九月同知枢密院事。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七元丰元年闰正月辛巳条、卷二九二同年九月乙酉条，第7027、7133页。

②《宋史》卷三四三、《东都事略》卷九六《邓润甫传》皆不及润甫侍读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五熙宁十年十月庚辰条有“侍读邓润甫、陈襄迩英阁进读”云云（第6972页），然润甫兼侍读第不知始于何时。据《长编》卷二三九熙宁五年十月丁丑条载：“以太常丞、检正中书户部公事邓润甫为集贤校理、直舍人院、同知审官东院。初，曾布举润甫经筵馆职，诏取润甫应制科进卷，至是始擢用”（第5806页），润甫兼侍读或在其时。至元丰元年落职知抚州，参《长编》卷二八九元丰元年四月乙卯条，第7066页。

③许将侍读，事不见于《宋史》卷三四三、《东都事略》卷九六将本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四元丰元年十一月辛未条：“以翰林学士兼侍读、知审官西院兼提举在京诸司库务许将权发遣开封府”，第7161页；卷二九九元丰二年八月丙辰“诏权知开封府、翰林学士、起居舍人兼侍读许将落职，知蕲州”，第7286页。唐春生《宋代翰林学士年表》将许将始入翰苑系于熙宁九年，第404页。姑定将于同年兼侍读。

④《宋史》卷三二二《陈荐传》：“以议典礼不合，出知蔡州。召为宝文阁学士，兼侍读，进资政殿学士。”第10445页。据《续资治通鉴长编》，陈荐迁宝文阁学士事在元丰元年八月庚午，进资政殿学士在元丰三年九月乙酉，分见该书卷二九一、卷三〇八，第7126、7487页。

⑤据范镇《王尚书陶墓志铭》，王陶因劾宰相不押班为跋扈，出知陈州，徙许州，之后“入权三司使，岁余为翰林学士，以足疾请补郡。上七遣使留之，固请不已。于是为翰林侍读学士、知蔡州”，载《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集卷二四，第4页b—5页a。王陶因劾宰相出知陈州，事在治平四年，参《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治平四年四月庚午条，第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一熙宁三年五月乙巳条论及何郯，已有“乞召还王陶以中上意”语（第5129页），故断王陶带翰林侍读学士职出知为熙宁二年事。此后直至元丰三年去世，王陶始终带翰林侍读学士职在藩。

⑥熙宁四年四月，韩维先以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次年二月改侍读学士，七月带翰林侍读学士衔知襄州。熙宁七年复入学士院，为翰林学士承旨，仍兼侍读。不久，解翰林学士，出知河阳。此后屡历外任，终神宗之世未回中枢。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二熙宁四年四月癸酉条、卷二三〇熙宁五年二月癸亥条、卷二三五熙宁五年七月乙巳条、卷二五〇熙宁七年二月壬申条、卷二五三熙宁七年五月癸丑条，第5406、5593、5719、6083、6195页。

（续表）

表二　仁宗朝至元丰改制前侍讲官统计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一元丰四年二月庚午条：“资政殿学士、提举中太一宫元绛兼侍读。”同书卷三一三元丰四年六月辛巳条：“资政殿学士、正议大夫兼侍读、提举中太一宫元绛为太子少保、资政殿学士致仕。”第7545、7593页。

②据曾巩《故翰林侍读学士钱公墓志铭》，翰林侍读学士为钱藻任枢密直学士之后的职名迁转，参《南丰先生元丰类稿》卷四二，《四部丛刊》影宋本，第7页a。《宋史》卷三一七藻本传，以藻任翰林侍读学士、知审官东院同书，第10348页。按，钱藻之前知审官东院者为陈襄，襄于元丰三年三月卒，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三该月甲戌条，第7367页。钱藻知审官东院当在此后。元丰二年八月，钱藻权知开封府时，叙职仍为枢密直学士，参《长编》卷二九九该月壬寅条，第7279页。故断钱藻带翰林侍读学士职始于元丰三年。藻卒于元丰五年，参前揭《宋史》本传及曾巩《墓志铭》。

③《宋史》卷二八六《鲁宗道传》记载了宗道在仁宗即位初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的履历，第9628页；但乾兴元年七月，鲁宗道就出任参知政事，参《宋史》卷九《仁宗本纪一》该月辛未条，第176页。

④马宗元为仁宗讲《孝经》的记载，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二天圣二年三月辛丑条、六月己未条，第2353、2357页。关于马宗元的头衔，前揭《长编》条目有“命宗元直龙图阁”的记载，《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翰林侍讲学士”条云：“后又以马宗元为侍讲，不加别名，但供职而已”，第3814页，《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五六同，第2524页下。是宗元虽直龙图阁，而与冯元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不同，别置“侍讲”一栏以处之。《长编》一〇三天圣三年九月庚辰条，马宗元头衔为龙图阁待制，不知其侍讲终于何时，第2388页。

（续表）

①冯元至迟于天圣八年已入翰林，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九该年七月乙亥条，第2541页。但其时冯元仍兼龙图阁学士。此后以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的，尚有王洙，总体来讲规模远远不及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相反，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却常见，故将翰林学士兼侍讲与龙图阁学士兼侍讲合并。明道二年，冯元因过落翰林学士，出知河阳，景祐二年召回，为翰林侍讲学士，景祐四年卒，见《长编》卷一一三明道二年九月乙酉条、卷一一六景祐二年二月壬午条、卷一二〇景祐四年五月壬寅条，第2636、2723、2831页。

（续表）

①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因天章阁侍讲缺员，林瑀和王洙同时被提名，担任天章阁侍讲（卷一二七康定元年五月庚辰条，第3015页），庆历二年二月丙戌，瑀落职出判饶州，以赵师民为崇政殿说书，代瑀（《长编》卷一三五，第3223页）。前云天章阁侍讲缺员，所缺者疑为王宗道。《长编》最后一条关于王宗道的记载在卷一二四宝元二年九月己亥，第2924页。北宋中期很多笔记都记载了王宗道向仁宗自诉为诸宫教授二十余年、希望升迁的故事，如范镇《东斋记事》卷三（第29页）、魏泰《东轩笔录》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年，第169页）、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三（第51页），文字稍异而已。检宋庠《元宪集》卷二六有《尚书祠部员外郎、崇文院检讨、天章阁侍讲王宗道可尚书度支员外郎制》，文内“学肆叙劳，且冀稍迁，重违所请”云云，当为其事之验，第602页下。宋庠为翰林学士在宝元二年任参知政事以前，则此制亦不当晚于宝元二年。其时宗道已为讲官二十年，则年事当不低。

（续表）

①贾昌朝受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庆历元年五月庚午条，第3127页。去岁天章阁侍讲王宗道缺，而林瑀、王洙两员入补，叙迁贾昌朝后，天章阁侍讲仍为四员。昌朝于是年十二月被任命为权御史中丞（《长编》卷一三四该月壬辰条，第3207页），次年诏以权御史中丞身份侍经筵。庆历三年三月，昌朝参知政事（《长编》卷一四〇该月乙酉条后，第3359页）。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〇皇祐三年四月己酉命曾公亮为翰林学士条云：“公亮自为集贤校理，即预经筵，凡十余年。”第4091页。公亮始以集贤校理结衔，见于《长编》卷一三三庆历元年八月戊子条，第3163页；至皇祐三年，合于十余年之数。《长编》卷一八二嘉祐元年四月丙辰条记录了知郑州曾公亮还任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不知公亮出知郑州在何时，然《长编》卷一七六至和元年三月辛未条仍有公亮以翰林学士结衔的记载，第4401、4255页。嘉祐元年十二月壬子，以公亮参知政事（《长编》卷一八四，第4460页）。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七庆历五年十二月甲子条：“赐司封员外郎、分司西京赵希言三品服”，第3812页。似此时希言已不当讲职，且年八十余。庆历三年，曾公亮始结衔天章阁侍讲（《长编》卷一四四该年十月丁巳条，第3484页），疑希言去职即在此时。

④直至嘉祐五年卒，安国始终在经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二该年九月辛丑条，第4645页），惟其庆历中之职名变化，稍嫌复杂。按，《宋史》卷二九四《杨安国传》云：“久之进天章阁侍讲、直龙图阁，遂为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皆兼侍讲，进翰林侍讲学士”，所叙未有明确时限，第9828页。《长编》卷一四七庆历四年三月丁卯条：“金部员外郎、天章阁侍讲杨安国为直龙图阁，赐三品服”，同日任命赵师民为天章阁侍讲，第3555页。观文意，杨安国仅为直龙图阁，不带学士，以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的例子，还有皇祐年间的王洙（参《长编》卷一六八皇祐二年三月辛亥条，第4036页）以及卢士宗等（《宋史》卷三三〇《卢士宗传》，第10628页）。《长编》卷一六〇庆历七年四月己酉条，安国为仁宗说“三虎四瞠”事，结衔仍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第3869页。而安国以翰林侍讲学士结衔，首见《长编》卷一七七至和元年十月辛亥条，第4287页。

⑤庆历四年，王洙落侍讲，知濠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三该年十一月甲子条，第3715页），再次回到经筵的记录，是皇祐二年。至和元年九月，王洙为翰林学士，参《长编》卷一七七该月癸亥条，第4279页。

（续表）

①贾昌朝以前宰相、旧讲官侍经筵，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七皇祐元年十二月乙丑条、卷一七三皇祐四年九月乙卯条、卷一七五皇祐五年九月乙酉条，第4025、4172、4233页。

②师民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至皇祐五年，始补郡，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五该年八月癸卯条，第4227页。

（续表）

①嘉祐元年闰三月辛卯，避王尧臣执政，王洙罢翰林学士，改翰林侍读学士兼侍讲学士，次年九月甲戌卒，《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二、一八六，第4399、4490页。身兼翰林侍读、侍讲两学士的情况极少见，除王洙与哲宗时范祖禹外，无他人，并入翰林侍讲学士类，不另立类。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四嘉祐元年十二月乙卯条：“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胡瑗管勾太学”，李焘注：“按墓表，嘉祐元年迁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仍居太学，然不见初除天章阁侍讲是何月日”云云，第4461页。胡瑗再次致仕，见《长编》卷一八九嘉祐四年正月戊申条，第4548页。

③向传式为侍讲学士，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〇嘉祐四年八月丁亥条，第4587页。同卷十一月庚子条，命传式护濮安懿王葬，结衔为龙图阁直学士，则传式完整的经筵官身份当是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学士，第4598页。唯不知其任职之起止时限。

④吕公著始任天章阁侍讲，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九嘉祐四年正月己酉条，第4548页。至嘉祐七年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参《长编》卷一九六是年三月庚申条，第4744页。《宋史》卷三三六公著本传，英宗即位，加龙图阁直学士（第10722页），《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集卷一〇载《实录·吕正献公公著传》系其事于治平二年，当仍兼侍讲，第1页b。

（续表）

①杨畋结龙图阁直学士衔，首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四嘉祐六年八月乙卯条，第4698页；七年五月己酉卒（《长编》卷一九六，第4761页）。按，杨畋之前所任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读（参前表嘉祐三年至嘉祐五年栏及杨畋条注），然《长编》这两次提及杨畋，皆作“侍讲”，姑从文献，事可存疑。

②钱象先任天章阁侍讲不知始于何时，《宋史》卷三三〇《钱象先传》云，至出知蔡州日，象先已在经筵十余年，第10630页。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六，象先出知蔡州在嘉祐七年（三月庚申条，第4744页），依此推算，象先入侍经筵当在皇祐中。皇祐二年，天章阁侍讲足员，而次年曾公亮擢为翰林学士，故暂定象先为天章阁侍讲在皇祐三年。嘉祐七年，象先出知蔡州时头衔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嘉祐五年象先为贺契丹国母生辰使，头衔尚是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嘉祐六年，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有卢士宗、杨畋两人，故暂定象先为直龙图阁学士在嘉祐七年。

③卢士宗入经筵，为天章阁侍讲，出于杨安国的推荐，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七皇祐元年十二月乙丑条，第4025页。士宗进为龙图阁直学士，《宋史》卷三三〇本传叙于推按李参、郭申锡河讼案后，第10629页。今检《长编》，劾河讼案在嘉祐三年（卷一八七该年五月乙酉条，第4510页），而同书卷一九〇嘉祐四年十一月乙未条，士宗结衔仍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第4597页。又据《长编》卷二〇六，治平二年十月壬子“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卢士宗知青州”，第5005页。《宋史》本传：“熙宁初，以礼部侍郎致仕”，第10629页。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嘉祐八年五月癸卯条，第4806页。

（续表）

①《宋史》卷三三六《吕公著传》谓公著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读，第10772页。然综观《续资治通鉴长编》相关记载，及公著在经筵讲说《论语》来看，当以“侍讲”为是。《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集卷一〇据《实录》所载《吕正献公公著传》，亦作“侍讲”，第1页a。《长编》卷二〇八治平三年八月己亥条，公著以议濮王典礼不合，出知蔡州，第5057页。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八治平三年十月甲申条“集贤殿修撰周孟阳兼侍讲”，第5063页。《宋史》卷三二二《周孟阳传》谓为侍读，第10447页。今从《长编》。治平四年五月，神宗命王珪作《送太子少保致仕李柬之归西京诗序》，所举讲读官不及孟阳。

③关于司马光在仁宗末年至英宗时的经筵职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较为混乱，时云“侍讲”，时云“侍读”，今据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苏轼文集》卷一六，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年，第479页）及《宋史》本传（第10759页）定为侍讲。司马光始以侍讲官结衔，见《长编》卷一九六嘉祐七年四月壬申条，第4745页；与吕公著并由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迁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参同书卷二〇六治平二年十月庚寅条，第5003页（按，原文作“侍读”，当以“侍讲”为是）。治平四年四月丙寅解侍讲职，任御史中丞，参《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第3页。

④傅卞事迹颇隐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三治平元年十月壬子条，傅卞已结衔为天章阁侍讲，第4912页。同书卷二〇九治平四年闰三月己丑条，最后一次提及傅卞，此后便无消息，第5085页。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下熙宁元年十月壬寅条，有王安石为神宗说《礼记》的记载，则熙宁二年参知政事之前，安石当以翰林学士兼侍讲。第134页。

⑥孙思恭事神宗藩邸为侍讲，擢为天章阁待制。据王珪《送太子少保致仕李柬之归西京诗序》，治平四年五月，神宗于资善堂设宴饯送李柬之告归，孙思恭以讲读官身份与会，是则神宗即位后，思恭尝以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八熙宁四年十一月戊戌条“天章阁待制、知单州孙思恭，许再任”，则思恭当于熙宁元年出都任藩，第5545页。

（续表）

①吴申任侍讲的起止年限不可知。据苏轼所撰《司马温公行状》，吴申以侍讲身份参与了熙宁二年九月经筵中关于新法的争论。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〇熙宁三年四月癸未条，神宗有“吴申全不能讲”语，第5111页。

②曾布任崇政殿说书，始于熙宁三年九月癸巳，同月辛丑罢。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五，第5236、5240页。

③陈襄任天章阁侍讲在熙宁三年五月辛卯日，乙巳日即辞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一，第5119页。

④李定任、罢崇政殿说书，分见《长编》卷二一八熙宁三年十二月戊寅条、卷二二二熙宁四年四月丙子条，第5308、5410页。

⑤诏授朱明之崇政殿说书，时在熙宁四年二月丁卯日，同月罢。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〇，第5347页。

⑥常秩任天章阁侍讲，事在熙宁三年，参《宋史》卷三二九秩本传，第10596页。罢侍讲，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三熙宁六年三月壬戌条，第5921页。

⑦吕升卿任职与去职，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三熙宁七年五月丙辰条、卷二六九熙宁八年十月己丑条，第6196、6582页。

⑧沈季长与吕升卿同时任崇政殿说书，参前注所揭《续资治通鉴长编》条目。迁天章阁侍讲疑在熙宁十年，《长编》卷二八五熙宁十年十月庚辰条“侍读沈季长、黄履奏”云云，侍读当为侍讲之误，第6972页。元丰二年落职，参《长编》卷三〇〇元丰二年十月戊申条，第7311页。

⑨吕惠卿于熙宁二年任崇政殿说书，熙宁三年丁父忧去职。熙宁五年服除，授天章阁侍讲，后又以知制诰兼侍讲。熙宁七年出为河北东路查访使，召回后任翰林学士，不久即参政。参《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集卷一四《实录·吕参政惠卿传》，第4页b—5页a；《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九熙宁五年十月戊寅条、卷二四一熙宁五年十二月乙未条、卷二四九熙宁七年正月乙丑条、卷二五二熙宁七年四月丙戌条，第5806、5884、6076、6169页。

（续表）

表三　元丰改制后至哲宗末年经筵官统计

①吕惠卿参政后，又有诏命其五日一赴经筵，于次年四月罢。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三熙宁七年五月戊午条、卷二六二熙宁八年四月壬午条，第6197、6404页。

②王雱于熙宁四年任崇政殿说书，熙宁七年迁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熙宁九年卒。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六熙宁四年八月己卯条、卷二五二熙宁七年四月庚寅条、卷二七六熙宁九年六月己酉条，第5507、6173、6751页。

（续表）

①吕公著兼侍读诏命下于元丰八年四月丁丑日，同年七月戊戌被任命为尚书左丞，参政事。分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四、卷三五八各相关条目，第8476、8561页。

②元丰二年陆佃任崇政殿说书，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九元丰二年八月丁巳条，第7287页。中华书局标点本《长编》卷三二六元丰五年五月癸未条云：“通直郎、中书舍人陆佃兼侍读，奉议郎、起居舍人蔡卞兼崇政殿说书。”第7839页。此处“侍读”，四库全书本作“侍讲”。按，陆佃长于经学，先任崇政殿说书，依例当迁侍讲，且曾巩《南丰先生元丰类稿》卷二一有《陆佃兼侍讲、蔡卞兼崇政殿说书制》一通，兼侍讲于理为合，第5页b。《长编》卷三六〇元丰八年十月己丑条载刘挚言，有“陆佃等罢侍读”云云，此处“侍读”当统指经筵官而言，第8627页。

③司马光自熙宁三年离开开封，先知永兴军，后寓居洛阳，直至哲宗即位后回到开封前，始终带翰林侍读学士职，可参《资治通鉴》各卷前结衔，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〇元丰七年十二月戊辰条，第8390页。

④邓温伯任职经筵不知始于何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九元丰八年八月丁卯条称“翰林学士兼侍读邓温伯”，第8579页。《长编》卷三六五元祐元年二月乙丑条，以“翰林学士兼侍讲”称温伯，“侍讲”当为“侍读”之误。不久即以丁内忧去职，参《长编》卷四一三元祐三年八月庚子条。第8755、10043页。

⑤韩维以资政殿学士兼侍读，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八元丰八年七月甲辰条，第8562页。明年守门下侍郎参政，见《长编》卷三七七元祐元年五月丁巳条，第9148页。

⑥刘挚兼侍读时间，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五元祐元年八月丁酉条，第9377页。同年十一月戊午日被任命为尚书右丞参政，参《长编》卷三九一，第9506页。

⑦元祐元年十月有任范镇兼侍读的诏命，因镇力辞而罢。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〇元祐元年十月庚子条、卷三九二同年十一月戊寅条，第9476、9530页。

⑧范纯仁兼侍讲，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〇元丰八年十月丁亥条，第8622页；元祐元年同知枢密院，参《长编》卷三七〇元祐元年二月乙卯条，第8944页。

（续表）

①孙永受命之后三日即卒，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四元祐二年正月戊寅条，第9610页。

②程颐任职与罢职时间，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三元祐元年三月辛巳条、卷四〇四元祐二年八月辛巳条，第9029、9829页。

③孙固兼侍读，事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八元祐三年正月壬申条，第9923页。越两月守门下侍郎参政，参《长编》卷四〇九元祐三年四月壬午条，第9965页。

④秦观《故龙图阁直学士中大夫知成都府李公行状》、苏颂《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李公墓志铭》及《宋史》卷三四四常本传，皆以常兼侍读与拜御史中丞同时。李常拜御史中丞不知在何时，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七元祐二年十一月，仍以“户部尚书李常”相称，参该月壬戌条、是月条；至卷四一三元祐三年八月庚子条，有“李常如罢侍读，即差傅尧俞兼侍读”云云，则李常以御史中丞兼侍读当在元祐三年。其后，李常出知邓州，元祐五年二月暴卒。参《淮海集·后集》卷六，《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刊本，第12页b；《苏魏公集》卷五五，第843页；《宋史》，第10930页；《长编》，第9900、9904、10043页。

⑤孙觉兼侍讲，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四元丰八年四月丁丑条，第8476页。至元祐四年免侍讲，参《长编》卷四二一元祐四年正月癸巳条，第10194页。

⑥元丰八年傅尧俞始兼侍讲，元祐元年以目疾改侍读，元祐二年差知陈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〇元丰八年十月癸未条、卷三八四元祐元年八月辛卯条、卷四〇二元祐二年六月戊子条，第8616、9368、9780页。《长编》卷四一三元祐三年八月庚子条，三省奏举尧俞为御史中丞，并欲使之兼侍读，御批：“李常如罢侍读，即差傅尧俞兼侍读；如李常不罢侍读，且以既今三人侍读为额，候将来如三人中有阙，即差傅尧俞。”又据同书卷四三四元祐四年十月庚子条，诏命傅尧俞以御史中丞兼侍讲迁为吏部尚书兼侍读，则元祐三年尧俞始任御史中丞时当兼侍讲，第10043、10456页。元祐四年十一月癸未，诏命尧俞为中大夫守中书侍郎，参《长编》卷四三五，第10486页。

（续表）

①刘攽《彭城集》卷二〇有《吏部尚书苏颂等可并兼侍读制》一通，知苏颂兼侍读乃在任吏部尚书之后，第194页上。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四元祐二年正月戊寅条，颂于是时任吏部尚书，而同书卷四〇七元祐二年十一月壬申条已称颂为“吏部尚书兼侍读”，第9610、9902页。元祐五年，苏颂守尚书左丞参政，参《长编》卷四三九元祐五年三月壬申条，第10574页。

②元祐五年正月诏命梁焘以御史中丞兼侍读，焘于二月再辞侍读，得免，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七元祐五年正月庚寅条，第10543页。

③元祐三年司马康初免丧，即召用为著作佐郎兼侍讲，元祐五年以病解职，未几卒。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七元祐三年十一月甲子条、卷四四七元祐五年八月丙辰条，第10127、10754页。

④颜复充崇政殿说书，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四元祐二年八月癸未条，第9832页。元祐五年卒，见《长编》卷四四二元祐五年五月庚午条，第10631页。复以说书迁侍讲不知的在何时，《长编》卷四二六元祐四年五月乙亥条仍称复为崇政殿说书，卷四二九次月辛亥条即称复为侍讲，第10300、10371页。

⑤元祐六年，冯京告老过阙，留为观文殿学士兼侍读。因京屡乞致仕而诏经筵免进读。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四元祐六年正月壬申条，卷四五八同年五月庚申条、庚辰条，第10882、10953、10957页。

⑥范百禄兼侍读，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九元祐五年三月己卯条，第10579页。元祐七年，百禄以太中大夫守中书侍郎，参《长编》卷四七四元祐七年六月辛酉条，第11301页。

（续表）

①元祐二年七月，除苏轼以翰林学士兼侍读，八月实任，参孔凡礼《苏轼年谱》卷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782—783页。元祐四年，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六年，复以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同年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七年八月，以龙图阁学士兼侍读，十一月改翰林侍读学士；八年出知定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四元祐四年三月丁亥条、卷四五八元祐六年五月庚辰条、卷四六三元祐六年八月壬辰条、卷四七六元祐七年八月癸酉条、卷四七八元祐七年十一月癸卯条、卷四八四元祐八年六月壬申条，第10251、10968、11060、11348、11395、11515页。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四元祐四年十月庚子条，以安诗为侍读，然条下小注则以安诗为侍讲；同书卷四三〇元祐四年七月壬辰“改新除国子监丞王谠为少府监丞”条下注，亦谓安诗为侍讲，第10496、10356页。当以侍讲为是。安诗在经筵的最后一条活动记录，见《长编》卷四八四元祐八年五月癸未条，第11493页。其于何时离开经筵，因史料缺乏，不得而知。绍圣元年哲宗亲政，党论蜂起，范祖禹、赵彦若、顾临、丰稷、吕希哲等一批经筵官皆于是年离任，安诗调外任或亦在此时，然史无他证，姑以存疑。

③孔武仲兼侍讲，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八元祐五年九月丁卯条，第10765页。《宋史》卷三四四《孔武仲传》：“擢给事中，迁礼部侍郎，以宝文阁待制知洪州。”第10933页。《长编》卷四八三系武仲迁礼部侍郎于元祐八年四月庚戌条，第11480页。其离经筵或亦在元祐八、九年间。

（续表）

①元丰八年，赵彦若始以龙图阁待制兼侍读，渐迁至翰林学士兼侍读，于元祐六年为台谏所劾，罢兼侍读。元祐七年以枢密直学士迁翰林侍读学士，至绍圣元年受党论冲击，提举兖州景龙宫。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〇元丰八年十月癸未条、卷四六〇元祐六年六月丙辰条、卷四七八元祐七年十一月癸卯条，第8616、11010、11395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〇绍圣元年六月丁亥条，第427页。

②顾临兼侍读，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八元祐五年九月丁卯条，第10765页。据《宋史》卷三四四临本传，绍圣初出知定州，第10940页。其离经筵或亦在绍圣初。

③《宋史》卷四七一《曾布传》：“绍圣初，徙江宁，过京，留为翰林学士，迁承旨，兼侍读，拜同知枢密院，进知院事。”第13715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〇绍圣元年六月癸未条：“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曾布为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第426页。

④范祖禹元祐元年始兼侍讲，元祐七年复置翰林侍讲学士，首以范祖禹充职，次年以翰林学士兼侍讲，绍圣元年出知陕州。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四元祐元年八月辛卯条、卷四七五元祐七年七月癸巳条、卷四八二元祐八年三月癸卯条、卷四八三元祐八年四月庚戌条，第9368、11320、11473、1148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九绍圣元年四月癸丑条，第403页。

⑤丰稷兼侍讲，事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八元祐六年十一月戊申条，第11174页。据《宋史》卷三二一稷本传，哲宗亲政后，稷尚有谏词，后出知外郡，至徽宗时方召回，第10424—10425页。今断稷于哲宗时期任经筵官下限为绍圣元年。

⑥元祐七年以范祖禹荐，用吕希哲为崇政殿说书，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四元祐七年六月戊辰条，第11307页。又据《宋史》卷三三六《吕希哲传》，绍圣党论起，希哲为御史刘拯所劾，解职，第10778页。姑定其任职下限为绍圣元年。

（续表）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七元丰四年十月乙卯条，有蔡卞任崇政殿说书之命；卷三二六元丰五年五月癸未条复有是命，或系官制改革的原因。第7656、7839页。元丰五年十月有兼侍讲之命，元祐元年出知宣州，参《长编》卷三三〇元丰五年十月庚申条、卷三六九元祐元年闰二月丙午条，第7951、8904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〇绍圣元年七月壬寅条，称蔡卞为“翰林学士兼侍读”，第429页。按，据《宋史》卷四七二《蔡卞传》，元祐间卞屡历外任，绍圣元年复为中书舍人，寻迁翰林学士，绍圣四年拜尚书左丞，第13728—13729页。卞兼侍读当在这段时期内。

②据《宋史》卷三五四《沈铢传》，铢于绍圣初任崇政殿说书，迁侍讲后不久即病卒，第11157—11158页。铢迁侍讲时间，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二绍圣四年十月戊申条，第11690页。

③诏命周穜充崇政殿说书事，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九绍圣四年七月戊辰条，旋因陈次升论奏而罢，第11612页。

④安惇任崇政殿说书，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二绍圣四年十月戊申条，第11690页。其后迁转不详。按，《长编》卷四九七元符元年四月壬寅条，以惇为御史中丞，第11835页。哲宗以来，御史中丞例兼侍读，然史无明文，姑以存疑。

⑤邢恕兼侍读及其罢知汝州，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九绍圣四年七月戊辰条、卷四九七元符二年四月壬辰条，第11612、11820—11821页。

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〇一元符元年八月丙申条：“起居舍人龚原为权工部侍郎兼侍讲。”不数日罢。第11938—11939页。

⑦蒋之奇兼侍读，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七绍圣四年五月条，第11569页。其落职知汝州，见《长编》卷五一八元符二年十一月乙亥条，第12323页。

⑧蹇序辰兼侍读及其罢去，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七元符元年四月壬寅条、卷五一一元符二年六月癸巳条，第11835、12165页。

⑨周常充崇政殿说书，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〇二元符元年九月癸亥条，第11963页。其责降差监郴州茶盐酒税，见《长编》卷五一六元符二年闰九月乙未条，第12289页。

（续表）

①黄履为崇政殿说书的首条记录，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二熙宁十年五月戊午条、卷二九一元丰元年八月甲寅条以知制诰兼侍讲结衔，第6903、7119页。同书卷三三一元丰五年十一月己丑条载“翰林侍讲学士黄履试礼部尚书”，第7972页。这条记载略有疑问，当时新官制已颁行，不当更除侍讲学士。若《长编》此处所记“翰林侍讲学士”之称不误，至晚为元丰五年五月之前所除。《宋史》卷三二八本传云黄履以丁内忧去职，服除后以礼部尚书召，第10572页。则黄履“翰林侍讲学士”一职似为丁忧前所除，故将其列于表二元丰四年、五年栏，而不入表三元丰五年栏。此后，《长编》卷三六二元丰八年十二月丙寅条载黄履以御史中丞兼侍讲、卷三六五元祐元年二月癸亥条，以翰林学士兼侍讲，同月内即出知越州，参《长编》卷三六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条，第8658、8754、8820页。其于绍圣初受诏回京，见《宋史》本传，第10573页。而《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〇绍圣元年七月壬寅条载履与侍读蔡卞同辞侍读，则当时黄履亦当兼侍读，第429页。《宋史》本传又载履于徽宗即位初迁资政殿学士兼侍读，则其于绍圣、元符间或始终兼侍读之职，第10574页。

②蔡京以翰林学士兼侍读，见《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二绍圣二年十月丙子条，第487页。终哲宗世，蔡京供职翰林，后迁为承旨，当始终兼侍读。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二〇元符三年正月己卯条，第12357页；《宋史》卷四七二京本传，第13722页。

③赵挺之除侍讲，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〇二元符元年九月己酉条，第11950页。《长编》卷五一六元符二年闰九月乙亥条，称挺之为“侍读”，或系侍讲之误，第12271页。挺之任职经筵之时间下限不可考，据《宋史》卷三五一《赵挺之传》，哲宗末年其官职未尝有大变动，或终哲宗之世皆预经筵，第11094页。

以上三份人事表格，已是根据现有史料尽量恢复的结果，但可能仍是十分不完善的。如嘉祐三年，欧阳修在辞免侍读学士时说，当时参与经筵的官员有14位，光侍读就有10位。现在这份表格中能恢复出来的当时的侍读官员，除欧阳修以外，要加上带翰林侍读学士头衔出藩的几位，才能凑足十位的数目，可能统计中是有缺漏的。但我们应该还是可以从这三张表格里看出仁宗至哲宗朝经筵官员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

仁宗早期的讲读官构成，维持了真宗时期的特色，即主要由即位前的东宫僚佐组成。这些官员主要职责，应当仍为备顾问，尤其是侍读学士。如乾兴至天圣前期的侍读学士，林特和晏殊都是天禧四年任命的东宫僚属，甚至侍讲官鲁宗道也是天禧二年任命的东宫僚属之一。^[63]天圣三年，宋绶加入侍读官队伍以后，读官读史的责任才慢慢制度化。自宋绶在经筵读《唐书》相关传记以后，在很长时间内，仁宗保持着在经筵学习唐代历史的记录。^[64]庆历元年，在苏绅的提议下，仁宗诏两制条录“《唐书》纪传中君臣事迹近于治道者”，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分别编纂于真宗和神宗时期的《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这两部巨著的初始名称也叫“历代君臣事迹”。庆历五年，仁宗正式下诏，重新刊修《唐书》。^[65]这项工作持续了很久，并最终导致有别于五代《旧唐书》的《新唐书》形成。在《新唐书》编纂背景及其文本特征这个问题上，经筵教育、对帝王治国能力来源的考虑以及学术活动三者之间的互动，又成为我们可以引入的视角。

在仁宗亲政以后，侍读官的结构明显趋向于复杂化，人员调整也相当频繁。与此相比，侍讲官员的队伍结构，却维持着相对的稳定性，无论是人数还是成员本身。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这个现象。首先，侍讲官的职责比侍读官更为专门，不像大量的侍读官员都是以他职兼任的。专门从事经筵工作的侍读官极少，而绝大多数侍讲官的主要活动就是在经筵。其次，对于经典的讲授，更需要连续性，甚至需要某种师法贯穿首尾。即便是相对稳定的讲官队伍，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其结构上，仁宗早期和晚期，也还是存在着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来自尊崇汉唐注疏的孙奭系讲官的存在，及其逐步消失，并最终被解经风格与汉唐注疏大相径庭的新型经学家取代。这一现象体现了仁宗时期学术风会的巨大变化。神宗与哲宗两朝的经筵人事结构，同样与当时的政治、学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相关情况我们会在第四、五两章中作详细讨论。

【注释】

[1]代表性的论文，如前揭张帆教授的《中国古代经筵初探》。

[2]张帆先生的文章和朱瑞熙教授的专文《宋朝经筵制度》，都未提示仁宗前后经筵制度化的重要意义。

[3]《宋史》卷二九六《查道传》，第9879页；《宋史全文》卷六大中祥符八年三月癸卯条，第240页。

[4]《玉海》卷二六“天禧讲《易》”条注明“待制预焉”即指查道、李虚己、李行简，第519页上。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曾慥《类说》卷五五、江少虞《事实类苑》卷三引此文，皆将“得朋”改成“得人”，失其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第873册，第947页上；第874册，第25页上。然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宋朝事实类苑》仍作“得朋”，1981年，第27页。

[6]参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二八《训导太子》，影印《宛委别藏》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799—821页。

[7]王应麟《玉海》卷一三〇《官制·宗戚》“太平兴国诸王府侍讲”条，第2407页。

[8]参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二八《训导太子》，第799—821页。

[9]杨仲良《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二八《训导太子》。

[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十月壬辰条，第2220页。又同书卷九七天禧五年三月庚子条，宰臣丁谓请自今兼太子师傅，十日一赴资善堂，第2244页。

[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九乾兴元年十一月辛巳条，第2303页。

[12]相关传记资料，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九有《释疑》、《孙少傅致政小录》两篇文字，颇有参考价值，陈植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99—102页。晁说之《景迂生集》卷一八有《题〈孙少傅致政小录〉》一篇，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18册，第351页。另参宋祁《景文集》卷五八《孙宣公墓志铭》、卷六一《孙仆射行状》、卷四三《赠尚书右仆射孙奭谥议》，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88册，第556—559页上、587页下—591页上、379页。

[13]《宋史》卷二四二《章献明肃刘太后传》：“自仁宗即位，乃谕辅臣曰：‘皇帝听断之暇，宜诏名儒讲习经史，以辅其德。’于是设幄崇政殿之西庑，而日命近臣侍讲读。”《宋史》卷三一〇《王曾传》：“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师儒，即召孙奭、冯元劝讲崇政殿”云云，与前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九乾兴元年十一月辛巳条合。参《宋史》，第8615、10184页。

[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四天圣四年闰五月甲子条，第2409页。

[15]王珪所撰《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见《华阳集》卷四七，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3册，第347—350页。

[16]宋祁《孙仆射行状》，《景文集》卷六一，第589页下。

[17]另一个特殊情况是天圣二年三月至六月，马宗元以直龙图阁身份为仁宗讲说《孝经》，当是循真宗以冯元为直龙图阁讲说《易经》的先例。这可能与马宗元品秩较低，不能以侍讲相授有关。但这在整个仁宗朝只是个例，此后几朝也没有再发生，应当是品秩较低的讲读官被统一命名为崇政殿说书之故。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二天圣二年三月辛丑、六月己未条，第2353、2357页。

[1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八乾兴元年三月戊寅条、卷九九同年十一月辛巳条，第2277、2303页。

[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六景祐二年正月癸丑条，第2719—2720页。

[2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〇景祐四年三月甲戌条，第2822页。

[2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八景祐三年正月乙巳条，第2774—2775页。

[2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七庆历四年三月丙戌条，第3567页。

[23]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最后一次讲读是四月戊戌，讲《周易》终篇。同书卷一四六，庆历四年重新开讲在二月丙辰。参《续资治通鉴长编》，第3240、3544页。

[2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五天禧四年六月丙申、卷九六七月癸亥等条有相关记录，第2196—2198、2205—2206页。比较集中的综合性叙述，参杨仲良《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二八“训导太子”。

[25]与此相应，我们看到张帆先生在《中国古代经筵初探》一文中提及的前宋时代御前经典讲习，都与皇帝年幼、需要继续教育有关，所不同的是，此前没有把这一教育形式固定为制度，并使之对成年帝王发生持续性效力。

[26]宋祁《孙仆射行状》，《景文集》卷六一，“师臣”之称又见前揭同书《赠尚书右仆射孙奭谥议》、《仆射孙宣公墓志铭》，也见于卷四九《上孙侍（读）［讲］书二首》之第一首，第446页下。又，夏竦《御书慈孝寺碑额记》说宋仁宗：“探七经之奥赜，鉴百王之治乱，非仁义不图于政，非礼乐不访于朝，而又师臣劝讲之余，硕儒进读之暇，宝跗在御，昼漏移刻。”见《文庄集》卷二一，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87册，第226页。按，慈孝寺始作于天圣二年（1024）十二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二该月乙丑条，第2369页），天圣五年（1027）十月奉安真宗御容于慈孝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五该月癸酉条，第2451页），而据王珪《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夏竦入为翰林学士在天圣四年（1026），第348页下，则此碑所述仁宗情态当为天圣四、五年间事，所指“师臣”，仍以孙奭为主。

[27]夏竦《传法院碑铭》，见《文庄集》卷二六，第262—265页上，文作于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明道二年（1033）四月吕夷简罢相，以“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陈州”，是年十月复相，参《宋史》卷一〇《仁宗本纪二》、卷三一一《吕夷简传》，第195—196、10208页。宋庠为曹玮所作《曹公墓志铭》，载《元宪集》卷三四，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87册，第663下—667页上。曹彬于开宝六年（973）进检校太傅、太平兴国三年（978）进检校太师，皆因军功，且彬不当以“师臣”莅太祖、太宗，所谓“师臣”当指其于真宗即位初以检校太师平章事，参《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第8982页。

[28]《文恭集》卷一九，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88册，第792页下。按，张禹以《论语》授汉成帝、临终以爱女为言，事俱见《汉书》卷八一《张禹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第3347、3350页。影印文渊阁四库本《文恭集》“昔师臣张禹病，汉文帝车驾临问之，禹以爱女为言”云云，有误。

[29]《后汉书》卷三七《桓荣传》，第1249—1261页。

[30]《后汉书》卷四《孝和帝纪》，第165、168页。

[31]《后汉书》卷三七《桓郁传》，第1255—1256页。

[32]《后汉书》卷五四《杨秉传》，同书卷二五《刘宽传》，第1769、887页。

[33]如《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孙登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第1363页；《晋书》卷三五《裴宪传》、卷三九《荀奕传》、卷四〇《贾谧、贾游传》、卷四七《傅畅传》、卷六五《王悦传》、卷七〇《卞壶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1050、1160、1174、1176、1333、1754、1868页；《梁书》卷二五《徐勉传》、卷四〇《许懋传》、卷四九《刘苞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第378、575、688页。

[34]《魏书》卷七九《冯元兴传》、卷七二《贾思伯、贾思同传》、卷六〇《韩子熙传》、卷一二《孝静纪》，第1760、1615—1616、1337、313页。

[35]《北齐书》卷四四《张雕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2年，第594页。

[36]关于宋代皇子、皇储教育的讨论，参前章所揭朱瑞熙等《宋代皇储制度研究》。

[37]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九嘉祐八年十一月末条，第4839页。

[38]司马光《讲筵札子》，《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一，四部丛刊影宋本，第1页b。

[39]这里所举的七项内容，是采择了朱瑞熙先生《宋朝经筵制度》一文中七部分内容的小标题。

[40]参《中国古代经筵制度沿革考论》的第二部分，《求索》2009年第9期，第203页。

[41]《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第3813页；范镇《东斋记事》卷一，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年，第10页。

[4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八乾兴元年三月戊寅条，第2277页。

[4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九乾兴元年十一月辛巳条，第2303页。

[44]如明道元年二月甲辰为只日，但当天被安排了经筵活动，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一，第2576页；刘太后去世以后的经筵活动，可以景祐四年为例，《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保留的该年经筵活动记录，皆在双日，如卷一二〇该年九月丁卯、十月甲戌、丙子、甲午等条，第2837、2838页。

[4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八景祐三年正月乙巳条，第2774—2775页。

[46]司马光《讲筵札子》，《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一，第1页b。

[4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九嘉祐八年十一月末条“辅臣请如乾兴故事，只日召侍臣讲读”云云，第4839页。

[48]如嘉祐八年十二月己巳，英宗首次赴经筵，即在双日，治平元年四月甲申赴经筵，也是在双日。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九、卷二〇一，第4839、4863页。

[49]《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五八，第2525页下。

[50]如熙宁三年四月甲申、丁亥，一为双日，一为只日，但两日都有经筵活动。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〇，第5112、5115页。

[5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六景祐二年正月癸丑条，第2719—2720页。

[52]范镇《东斋记事》卷一，第10页。朱瑞熙《宋朝经筵制度》采其说，第16页。

[53]《东斋记事》卷一“崇政殿之西有延羲阁”条，其下校者按语，第10页。

[54]关于宋代《圣训》、《宝训》的编纂状况，参孔学《宋代〈宝训〉纂修考》，载《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56—64页；王德毅《宋代的〈圣政〉和〈宝训〉之研究》，载《宋史研究集》第30辑，台北：宋史座谈会编，1999年，第1—26页；其政治文化意义阐释，参邓小南《“祖宗故事”与宋代的〈宝训〉〈圣政〉——从〈贞观政要〉说起》，载《唐研究》第1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5—115页。

[5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二天禧二年十二月丙午条，第2131页；《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翰林侍读学士”条，第3813页。按，能以翰林侍读学士任命未曾负有教习责任的官员而外使出藩，与真宗时期翰林侍读学士仍为备顾问官而非教育官的性质有关。

[56]宋祁《孙仆射行状》，《景文集》卷六一，第589页下。

[5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〇天圣九年三月己巳条，第2556页；《宋史》卷二八五《贾昌朝传》，第9614页。

[5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九庆历四年五月壬申条，第3609页。

[59]《宋史》卷二九四《杨安国传》，第982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二嘉祐五年九月辛丑条，第4645页。

[60]关于欧阳修经学思想的讨论，参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五《卢陵学案别录》，第14—24页；朱汉民《中国学术史·宋元卷》第一章，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9—53页；及刘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订补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年。

[61]《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五八，第2525页下。

[62]《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之一二，第2540页下。

[6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二天禧二年八月庚戌条，第2123页；《宋史》卷八《真宗本纪三》天禧四年十一月丙寅条，第169页。

[6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〇景祐四年九月丁卯条、卷一三三庆历元年八月乙酉条，第2837、3161—3162页。

[6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五庆历五年五月己未条，第3770—37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