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空间的两种属性

一、政治空间的两种属性

政治活动中，信息的沟通、决议的形成，都需要一定的场合，这些场合就成为具有某种特定政治功能的空间。在中国历代顶层政治设计中，都有相应的场合来完成国策的讨论与制定。比如西汉时期，汉宣帝以后形成的“朝堂”，就是官僚集团形成意见以供最终决断的场合；唐代前期的“政事堂”，是宰相日常议事的场合。两者都是中国古代最为典型的具有政治功能的场合。^[1]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时，这些重要场合的产生过程及其所承担的功能，或者其衰弱与被替代的过程，都是值得注意的重要内容。平田茂树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将这些具有政治功能的场合约称为“场”，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空间”。平田指出，在中国古代顶层政治结构中，“‘场’（政治空间）是由官僚集团形成意见的‘场’，和皇帝裁决的‘场’为中心而构成的”。相对于之前的时代，唐代后半期直到北宋的顶层政治空间，呈现出以下特征：“皇帝决策的‘场’作为直接联络皇帝和官僚的系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决策过程转移到了以皇帝为中心的空间。”^[2]这个判断很容易和宋代以后中央集权加强的历史趋势挂钩，并让人误以为皇帝的个人权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单向度的加强。

官僚集团形成意见和皇帝裁决都是功能比较纯粹的政治空间，其实在宋代的各种政治空间中，有一类独立于纯粹政治空间之外兼具文化—政治功能，并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场合，即经筵。在宋代的经筵中，儒家士大夫通过向皇帝讲解儒家经典，并用儒家道德尺度对历史重新作出解释，以此和皇帝分享儒家的基本伦理观念与政治理念。对于任职于经筵的儒家士大夫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价值观念传递方式，来影响皇帝的心性修养及其政治实践，进而使得国策制定尽量符合儒家价值观念标准。在这一场合中，经筵官与皇帝以儒家经典或以儒家观念解释过的历史文本为载体，其传递、交换的信息，围绕着对儒家观念的探究而展开。一方面，在宋代政治文化中，经筵这样一个以文化传播为主要功能的场合，与其他纯粹的政治空间相反相成，共同构成了北宋的政治文化。如前引平田教授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宋代的政治决策过程与前时代相比，明显地呈现出中央集权强化与皇帝权力加强的倾向。皇权越强，其失范之后的破坏力就越大。经筵的存在，让我们看到儒家士大夫驯化皇权的努力。通过研究宋代的经筵，我们可以发现，皇权在那个时代固然得到了加强，但这种强化趋势并不是单向度的，同时也存在着规范权力运作模式的努力。因此，以皇帝为教化对象的经筵之场和以皇帝为中心的政治裁决之场，是宋代政治文化的一体两面。

另一方面，经筵自身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其承担的功能以及在宋代政治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在不同发展阶段有着显著变化。宋仁宗时期，是经筵制度化的开始。此时的经筵，主要承担的是教育功能，在政治上只具备一定的象征性功能。但在仁宗后期，经筵也逐渐出现了附加功能，比如借讨论经史的机会，暗示或阐发对时政的一些看法。进入神宗时代，这一倾向更得到了加强。由于经筵官组成结构的变化，其人员与很多职能部门官员的重合率越来越高，在熙宁新法的推行之初，经筵一度成为儒家士大夫借诠释经史的机会阐发政治理念或对新法表态的重要场合。随着经筵制度本身的变异，尤其是经筵留身奏事制度的确立，借经筵场合讨论时政，不仅成为正常现象，且经筵官借经史以发表政见这一行为的合法性得到了制度保障。这样，经筵也就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强烈政治功能的场合。北宋时期的经筵如何从一个非政治空间，逐步成为准政治空间，并最终成为政治空间，就是本章要探讨的问题。

在切入正题之前，还想补充一个小问题：如何理解政治空间这个词汇中的“空间”一词。笔者以为，这里的“空间”应当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物理存在的空间，一是作为职能存在的空间。所谓物理空间，就是指各类宗教、政治、文化活动都需要假借一定的场所举行，如各陵庙、殿阁、衙署。在一个王朝内部，进行有些宗教、政治、文化活动的场所相对固定，如祭祀、大朝参或各级官员的日常办公场所。也有些活动的物理场所不太固定，或有一个从不固定到固定的过程，如北宋举行经筵的场所，即有从相对随意到比较固定的变迁过程。这一物理空间的变迁过程，往往也能折射出很多政治文化变化的涵义。

所谓职能空间，可以独立于物理空间之外。很多活动的物理空间可能发生变化，但活动所承担的职能，或者说活动的目的可以不变。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具有某种特定职能的活动场景本身看作是一个空间。在这样一种场景中，活动具有特定的功能，这种功能是被制度或礼仪规定、赋予的，相关人员怀着特定某种目的进入这个场合，按照相关程序、仪式进行活动，人员、仪式以及活动目的共同构成一个场域，人们既会自觉让言行举止合乎制度、礼仪的规定，也会恰当地利用该活动所具备的功能发表相应的意见。或者借用前引平田茂树提出的“场”的概念来说，参与到活动中来的人们，因对该项活动具有某种共识，并以此共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从而构成了一种“场”。

我们的讨论从北宋经筵物理空间的变迁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