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场域附加功能的出现

三、经筵场域附加功能的出现

在早期经筵或泛经筵^[26]活动中，讲读官借诠释经史的机会阐发一些基本政治与伦理观念，是常见的事。比如邢昺在为太宗诸子讲述经义的时候，“每至发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复陈之”。^[27]至景德年间，邢昺因出知曹州而辞陛，真宗设宴崇和殿为之饯行，“昺视壁间《尚书》、《礼记图》，指《中庸篇》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因陈其大义，上嘉纳之”。^[28]又比如孙奭，在为仁宗讲解经义时，“每讲论至前世乱君亡国，必反复规讽”。^[29]成年以后的仁宗也会主动和讲读官讨论经史对于治国的鉴戒意义，比如庆历五年，仁宗在经筵学习《诗经》，就多次和讲读官发生过此类对话。《诗·匪风篇》有“谁能烹鱼，溉之釜鬵”句，仁宗触类旁通，因言《老子》中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名言。^[30]此后仁宗又曾与经筵官赵师民讨论《诗·小旻篇》“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句，以水喻政的涵义所在。^[31]仁宗甚至会主动询问《诗经》中某些篇章的喻指是即时性的，还是永久性，比如：

迩英阁讲《诗·六月篇》，上曰：“此序自《鹿鸣》至《菁菁者莪》，皆帝王常行之道，或止当时事耶？”杨安国对曰：“昔幽王失道，《小雅》尽废，四夷交侵，中国道微，先儒所以作此序，为万世监也。”于是上再令讲之。^[32]

当得知《诗经》此类篇章所阐述的是“帝王常行之道”可以为万世监的时候，仁宗命经筵官再次深入讲解这些篇章。对历史的解读，也存在着同样情况。景祐四年（1037），在经筵中仁宗和翰林侍读学士宋绶讨论一段东汉历史时，发表了“深文峻法，诚非善政”的观点。^[33]庆历五年（1045）仁宗借读《汉书》的机会，和侍读官丁度又有从谏与用人的讨论。^[34]

在经筵中讲解经史，还会碰到须对教材进行甄别的情况，而甄别的标准，同样与是否有利于提取治国理念挂钩。如景祐四年仁宗在经筵读《唐书》，对于《唐书》列传的取舍标准是，“止取事义切于规戒者读之”。^[35]经学课程中，也发生过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的讨论。如仁宗曾和宋绶讨论过如何讲读《春秋》的问题：

迩英阁讲《春秋》。上曰：“《春秋》自昭公之后，鲁道陵迟，家陪用政，记载虽悉，而典要则寡。宜删去蔓辞，止取君臣政教事节讲之。”因谓宋绶等曰：“《春秋》经旨，在于奖王室，尊君道，丘明作传，文义甚博，然其闲录诡异，则不若《公羊》、《谷梁》二传之质。”绶等对曰：“三传得失，诚如圣言。臣等自今凡丘明所记事，稍近诬及陪臣僭乱无足劝戒者，皆略而不讲。”^[36]

这段对话里，对于那些殊多蔓辞、缺乏典则的《左传》文本内容，仁宗下达了删略不讲的指示。但在另一次对话中，仁宗又讲了一段要求讲读官讲说无需避讳的话：

帝谓辅臣曰：“朕每令讲读官敷经义于前，未尝令有讳避。近讲《诗·国风》，多刺讥乱世之事，殊得以为监戒。”章得象对曰：“陛下留思六经，能远监前代兴亡之迹，此诚图治之要也。”^[37]

前举两例，其一为舍而不讲，其二为不讳而讲，貌似相反，本质则同。无论是舍还是取，其标准都是能否有益于治道的借鉴或监戒。类似的解读经史的风格，或相关对话，在早期经筵中常见，在此后的经筵活动也始终得到保留，甚至成为经筵最基本的职能与特色。但正如前文指出的，此类言辞往往只涉及为政的一般原则，而不涉及对于具体时事政治的评论，更不包含讲读官对于具体国策的意见。这说明两个问题，首先，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仁宗时代对于经筵基本职能的认识相吻合。仁宗初年，对经筵进行制度化设计的本意，虽然在于加强对幼年皇帝的教育，但和普通教育不同的是，经筵教育的指向性非常特殊，即在于培养皇帝治国施政的能力。因此，在经筵场域借解读经史的机会阐发具有普遍价值的政治理念，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个场域职能，既是仁宗即位前皇储教育的延续，也是其即位之后却尚无独立行动能力时期，皇太后和大臣们的精心设计。其次，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因为早期经筵多通过阐发经史义理来揭明施政原则，而不涉及对具体政务的讨论，经筵场域也就暂时地保持了其作为教育空间而非政治空间的基本职能。

但随着经筵制度自身的发展，和经筵场域政治功能的逐步加强，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庆历五年（1045）二月丙申日，宋仁宗在迩英阁举行经筵讲习，其间与翰林侍读学士丁度发生了一场非常有意思的对话：

读《汉书·元帝纪》，上语及汉元、成二帝政理。丁度因言：“顷者臣下不知大体，务相攻讦，或发人阴私，以图自进，赖陛下圣明觉悟，比来此风渐息。”上因言攻讦之弊，曰：“凡此皆谓小忠，非大忠也。”^[38]

这是关于北宋经筵活动的文献记载中，第一次出现君臣之间针对具体时事政治发表评论。这里所谓的臣下“务相攻讦”，可能是指从庆历四年延续到庆历五年初的章得象等人与范仲淹、富弼之间的政见、人事纷争。^[39]

章范之争同时也涉及时相杜衍及其所荐举的台谏官孙甫。庆历五年初，丁度本人曾为孙甫所劾，忿忿欲与其辩而不得。^[40]所以丁度此处所云，也很有可能是借机为自己辩白。总之，我们从经筵讲习的记录中首次看到了涉及时政的讨论。此后讲读官在经筵上就时局或具体事务发表意见的行为，不断见于记载。仁宗至和年间，天章阁待制兼侍读张揆在经筵进读《后汉书·马皇后纪》时借题发挥，“因言今妃族太盛，不可不裁损，使保其家。帝嘉纳之”。^[41]妃族不宜干政，不宜过于跋扈，是宋儒认定的基本施政原则之一。张揆这番言论和以往不同的是，从对普遍原则的阐述转向了对当时相关问题的针砭。

庆历间，由于西夏元昊反，边陲用兵一度成为朝廷大事，所以相关话题也经常出现在经筵中。比如从庆历五年二月起，经筵开始进读《三朝经武圣略》，其意旨当非常明确，是期望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留下的筹边经略能对应付西夏问题有所帮助。首次开读《三朝经武圣略》的时候，仁宗还向讲读官出示了数本阵图和陕西僧人进呈的实用型武器。^[42]此后，仁宗还在经筵中和侍读官高若讷探讨过真宗时期禁运西夏青白盐政策的得失。尽管后世学者认为真宗时期停止收购西夏所产青白盐，使西夏失去财政支柱，是导致后来元昊造反的根本原因，但当时的仁宗和高若讷却并不这么认为，反以禁盐为得策。^[43]从这一组事例中，我们看到经筵活动与切实政务之间的关系正在加强。

另一件有代表性的事件，发生在英宗即位之初。英宗因非仁宗亲生子，即位后，和仁宗的遗孀曹太后之间有些芥蒂。翰林侍读学士刘敞经筵讲读《史记》至“尧授舜以天下”章，也开始借题发挥，说道：

舜至侧微也。尧越四岳，禅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德光于上下。何谓孝友？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

刘敞以尧舜相授受暗喻仁宗和英宗之间的关系，把论说的重点放在“至侧微”的舜何以能担当得起至尊贵的帝位。指出舜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其“孝友”的德性近乎完美。所谓“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这句话的重点，自然是落在“善父母”这三个字上。这里的父母当然指的是英宗出嗣为其后的仁宗与曹太后。只有当仁宗生前认可英宗为其嗣子的时候，他们之间的皇位传授才具有合法性。当仁宗去世、英宗即位之后，这种嫁接的亲子关系便体现在英宗对曹太后的孝谨上。换言之，只有当英宗对曹太后尽到孝道责任的时候，他继承皇位的合法性才能继续得到天下臣民的认可。但由于种种原因，英宗即位之初与曹太后的关系处理得并不恰当，而且这成为当时的一个敏感话题。刘敞借舜从尧手上得到帝位的古代典则，来暗示英宗从仁宗手里接过了皇位，是仁宗皇帝施与他的莫大恩德，并讽喻英宗应该学习舜“善父母”的精神，处理好与曹太后之间的关系。刘敞虽然用了暗喻手法，没有直接把话题点明，但当时在场的人显然都听懂了他的喻指，英宗为之“竦体改容”，正为协调两宫关系而犯愁的同僚们“无不嗟喜动色”。经筵活动结束后，同在学士院供职的王珪更是称赞刘敞能“直言”。刘敞在经筵的这番极有现实针对意义的发挥，当日就被广为传播，自然也传到了曹太后的耳朵里，曹太后深表欣慰。^[44]英宗和曹太后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没有因为刘敞的这番规讽而彻底解决。我们在这里举述这个故事的本意在于说明在当时的经筵讲习中，借助诠释经史典籍的机会来发表对于时事乃至于敏感话题的看法，已经是被所有人认可的合理行为。

以上所举数例，虽然涉及对某一具体时政的探讨，但尚不至于引发直接的政治后果。仔细披阅史料，我们会发现，在经筵中探讨政务并直接引发后果的事例，在仁宗时代其实也已经存在了。庆历七年春发生了旱灾，仁宗在经筵询问以御史中丞身份侍从的高若讷，是什么导致了旱灾？高若讷以“阴阳不和，责在宰相”为答，并举《尚书·洪范》“大臣不肃，则雨不时若”为证。这一经筵问对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仁宗罢免了时相贾昌朝与枢密副使吴育，并责育出知许州。^[45]御史中丞有纠弹与言论的职责，探究高若讷的身份，他当时可能是以御史中丞的身份发言。但就发言场合来看，经筵本不是讨论执政大臣进退的合适场域。仁宗发问时可能并没有预料到这个结果。高若讷的发言也是引经据典，从传统经典中设定的宰相职责与阴阳协调之间的关系出发，引申出旱灾与宰相职责间的关系，并未向仁宗直言要求罢免宰相与执政大臣。但从实际效果来看，高若讷在经筵的这番言论的确导致了重要后果，即宰相与执政大臣的更替。从对高若讷言论的态度以及事后举措来看，仁宗已经默认经筵这一原本以教育为主要功能的场域，附加上与实际政务密切相关的政治功能是合理的。这道闸口打开后，我们看到经筵就从教育空间逐渐向政治空间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