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为政治空间

四、转型为政治空间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注意到，北宋经筵从以教育为主要功能的场域逐渐被附加上政治功能，这一转变契机出现在仁宗庆历年间。之所以出现这一变化，应当和仁宗自身的成长经历有关。如前文一再指出的，仁宗早期的经筵活动，其实是为了延续仁宗在皇储期间未完成的基础教育。仁宗为皇储时，真宗安排他在资善堂学习儒家经典并练习听政，不仅讲读官需按时指导仁宗读书，三师、三少等高级东宫官也有赴资善堂了解、掌握皇储学习情况的责任。^[46]为继承真宗尊儒崇学的遗志，仁宗即位后，太后、大臣对择师儒、开经筵异常重视。儒家经典固然值得反复咀嚼，但随着仁宗皇帝慢慢成年，经筵活动的内容若始终停留在基础经史教育上，或许会有些无聊。尤其是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去世之后，仁宗亲政，逐步开始靠自己的判断能力治理国家，经筵更不能把具有独立行动能力的一国之君当作无知的童子来教导。而真宗时代对于儒臣的尊崇，已经使得崇儒成为国家文治政策重要的组成部分。重视以儒家观念对幼年期的仁宗进行教育，以及经筵制度的诞生，都是这一政策导向的直接结果，经筵制度形成后又成为国家文治导向重要构成部分。这一结论可以从真宗和仁宗的相关行动中得到验证。大中祥符三年（1010），翰林侍读学士、曾为真宗讲说经典的郭贽去世。真宗以其旧学，特为亲临其丧，尽哀哭之礼，开了皇帝亲临儒臣丧礼的先例。同年，真宗的另一位经学老师邢昺患病告假，真宗不仅命太医院诊视，还亲自省疾。史称“国朝故事，非宗戚将相，无省疾临丧之行，惟昺与郭贽以恩旧特用此礼，儒者荣之”。二人去世，真宗都曾为之缀朝。^[47]这一崇儒的姿态，明显地为仁宗时代所继承。庆历七年（1047），天章阁侍讲曾公亮被任命为天章阁待制，以待制兼侍讲。仁宗趁在经筵的机会，面赐曾公亮三品服。北宋故事，并无待制入谢、面赐章服的先例，仁宗之所以选择在经筵赐服，“盖所以尊宠儒臣也”。^[48]所以，如果仅仅因为仁宗的基础教育已经完成，而将在崇儒导向上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经筵制度撤销，显然不符合以文治为核心的基本国策。

这一情况下，随着仁宗的成长、政治行动力的拓宽，经筵职能也随之作出相应的扩张，而非固守于单纯的教育功能，这既是经筵制度为适应形势变化进行自我调整，也是经筵制度能得以继续合理存在的保障。经筵职能的这些重要变化，集中出现在庆历年间，这也可能是仁宗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时期。范仲淹、富弼等人倡导的新政，从勃然兴起到走向失败，以及西夏的战和问题，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所以无论从内政还是从外事的角度来看，庆历数年间一定是仁宗汲汲于求治的几年。经筵场域的职能呈现出政治化倾向，应该与这一大背景有呼应关系。

经筵最终转化为重要的政治空间，是在神宗时期。朱瑞熙教授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第三章《中央决策体制》第二节《决策的依据和信息传递渠道》中的《经筵官的议论》部分讲道：“经筵官即讲读官的职责原来只是为皇帝讲读经、史，并没有议论当代政事的任务，更不需要替皇帝出谋献策。从宋神宗元丰间开始，规定侍讲官在‘讲读书内，或有所见，许读毕，具札子奏陈’。于是讲读官在讲解后，允许递呈札子详述关于该书的见解。”^[49]这段论述大致描绘出了经筵功能的演化轮廓，指出经筵正式地被制度规定为探讨时政的政治空间，是在宋神宗元丰年间。但这个转化过程是怎么发生的，仍有许多细节需要补充。

设置经筵的前提，是希望皇帝在其中学习、培养正确的治国理念。如果有不同治国理念随着讲读官进入经筵，又会发生什么？这正是神宗朝经筵活动最重要的问题，也是经筵能够成为政治空间的关钥所在。熙宁元年（1068），久负盛名的王安石被新除为翰林学士。神宗诏命越次入对，问以治道。王安石却回答说：“臣已尝论奏陛下，以讲学为事，则诸如此类，皆不言而喻。若陛下择术未明，实不敢条奏。”^[50]王安石告诉宋神宗，更张政治的次第在于先讲明学术。当习得了正确的学术，治理国家的正确方案也就自然呈现。次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参知政事，欲实施改革，再次谈到如何施政的问题，王安石依然旧调重弹，对神宗说：“陛下诚欲用臣，恐不宜遽谓，宜先讲学，使于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庶几能粗有所成。”^[51]王安石坚持先讲学，后施政，而最合适的讲学场所莫过于经筵。故而因王安石的出现，而导致经筵场域活动内容的变化，似乎是必然的事情。如果王安石的学说在经筵遭遇持不同见解者，争论是难免的。

改革方案从推动之时起，遭到了很多士大夫的反对。这一政见分歧，不仅被带入到经筵讨论中来，而且经筵成为重要的政争场所。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在迩英阁举行的经筵讲席中，展开了一场是否应该变法（或者说，是否应该按照王安石设计的蓝图进行变法）的争论，分别代表保守派和革新派出场的是司马光和吕惠卿。有趣的是这场争论并不是直接从讨论新法开始的，最初的讨论内容完全符合经筵常规程序：司马光在经筵中读了一段《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宋英宗、神宗两代皇帝支持编修的作品，且经筵进读《资治通鉴》自治平四年就开始了，所以这件事最初是以常规的经筵进读事件出现的。^[52]但司马光所阅读的内容是有明显选择性的，因而引出了一段他和宋神宗之间关于如何看待变法的讨论。司马光选择阅读的内容，是西汉早期历史中著名的典故“萧规曹随”，其以古讽今的意指明显，因而引发了神宗“使汉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的追问。司马光和宋神宗之间的哑谜，在隔日经筵讲席中被吕惠卿捅破。吕惠卿借为神宗讲说《尚书·咸有一德》的机会，列举了儒家经典所记载的多个变法例则，最后把矛头指向司马光：

臣前日见司马光以为汉惠、文、景三帝皆守萧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乱，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乱。臣按，何虽约法三章，其后乃以为九章，则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挟书律、三族令，文帝除诽谤、妖言，除秘祝法，皆萧何法之所有，而惠与文除之，景帝又从而因之，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光之措意，盖不徒然，必以国家近日多更张旧政而规讽；又以臣制置三司条例，看详中书条例，故有此论也。臣愿陛下深察其言，苟光言是，当从之；若光言为非，则陛下亦当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召光诘问，使议论归一。^[53]

司马光和吕惠卿的交锋，尤其是吕惠卿把事件的本质捅破之后，两人在经筵中的活动就脱离了经史解读的本意，而进入政争领域。

除了这一典型事例之外，在熙宁元、二年之间，神宗利用经筵讲读的机会，或在经筵结束之后留讲读官谈话以讨论政治改革的事，时有发生。比如熙宁元年八月，神宗在经筵结束之后和王安石有一次长谈。执政大臣可能已经捕捉到了这次谈话的敏感性，以致“两府大臣不敢先出以俟之”。数日之后，神宗又趁经筵结束的机会，独留王安石谈话。^[54]类似的事例，也曾发生在司马光身上。熙宁二年，宋神宗曾在经筵结束后咨询司马光如何变更宗室之法。^[55]有史记载，前此一年宋神宗曾与讲读官集体探讨富民之术，讨论的场合应该也是在经筵，那一次讨论中司马光也明确发表过意见。^[56]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系列情况，可能是因为宋神宗想拓宽与臣僚沟通的渠道。宋代皇帝召见臣僚或臣僚择机奏事的场合、时间，受到制度、程序的一定限制。以真宗时期的召对仪制为例，皇帝每旦出御前殿，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等重要衙司轮番上殿奏对，至辰时（上午九点左右）尚食，其后至后殿视事，日中而罢。召见包括翰林侍读、侍讲学士在内的儒臣咨询政务，一般放在晚上。^[57]在有限的时间和严格的程序规定下，若有突破常规的举动，必然需要对原有的奏对制度进行适度调整。庆历三年（1043），仁宗擢拔范仲淹、富弼等人，咨以政事，“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继而又开天章阁，供给笔札，命范、富等人当面陈奏改革条例。庆历新政的纲领就在这一背景下出台。^[58]仁宗避开日常奏对程序，而另开天章阁召对范仲淹等主张政改的新人，这一举动暗示着，原有的奏对制度，不方便皇帝与新崛起的政治代表人物或政治势力共同探讨时政，故而需要有新的场合、新的召对方式予以解决信息的传递与沟通问题。

神宗即位后发生了类似情况，原有的政治势力盘根错节，日常奏对制度往往被安排处理常规事务，大规模的朝议又不适合用来讨论尚不成熟的改革方案。当王安石这样的新人进入政局中枢后，神宗和他君臣双方为充分沟通，就必须突破有限的旧有奏对渠道。熙宁元年，王安石以翰林学士兼侍讲，在经筵讲说《礼记》，对《礼记》数有非议。这似乎提醒了神宗，经筵讲席是可以利用的场合，于是数次在讲席结束后留王安石谈话。^[59]此后，经筵结束后，命相关臣僚留身谈话，讨论政改，成为越来越频繁的事件。在这一场域被神宗咨询的，除了王安石外，还有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故而平田茂树在总结宋代奏对场合时，将神宗时期的“经筵留身”视为特殊的奏对机制。^[60]平田氏根据吕中《大事记》所云：“人君起居动息之地，曰内朝，曰外朝，曰经筵，三者而已”，此以为内朝、外朝与经筵是南宋初年最重要的政治空间。^[61]笔者以为，从对经筵发展历史的梳理来看，经筵在北宋神宗时期，就已经完成了向正式政治空间的转化。

【注释】

[1]参渡边信一郎《天空の玉座——中国古代帝国の朝政と仪礼》，东京：柏书房，1996年，第31、45页。

[2]平田茂树《日本宋代政治制度研究述评》，载氏著《宋代政治结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10页。

[3]范祖禹《帝学》卷三，第743页上。

[4]平田茂树《日本宋代政治制度研究述评》，文中表一《北宋宫城的内朝和外朝》，载氏著《宋代政治结构研究》，第18—19页。

[5]《宋太宗实录》卷二七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庚子条、同月戊申条，第19、22页。

[6]《帝学》卷三，第745页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咸平元年正月丁丑条，第908页。

[7]《事林广记》版本繁多，各有删损，此图不见于中华书局影印的元刊本中。据久保田和男《宋代开封研究》，元西园精舍刊本有此图，见该书前附图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咸平二年闰三月己丑“诏三馆写四部书二本”条，第935页。张驭寰《北宋东京城建筑复原研究》，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7页。

[9]文莹《玉壶清话》卷二，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第16页。

[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咸平元年正月甲戌条、卷四七咸平三年八月癸酉条，第908、1024页。

[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七月丙午条，第957页。

[12]《宋史》卷四三一《邢昺传》，第12800页。

[13]说见本书第一章《宋初文治导向与经筵缘起》。

[14]关于龙图阁的建成时间，南宋人已不能云其详，有部分文献说龙图阁建成于大中祥符间（1008—1016）。然前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咸平二年写书诏，已提及龙图阁。相关情况李焘在该条下有考辨，第935页。

[15]《宋史》卷二九六《王著传》，第9872页。

[16]关于唐代翰林待诏的讨论，参毛蕾《唐代翰林学士》第五章《附论：唐代的翰林院与翰林待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56—180页。

[17]《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九五，第3119页上。

[18]《帝学》卷三，第745页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咸平元年正月丁丑条，第908页。

[19]《玉海》卷一六八《宫室·院下》“太平兴国御书院”条，第3079页上。

[20]《玉海》卷一六五《宫室·馆》“太平兴国三馆、四馆”条，第3041—3043页上。

[21]《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直秘阁”条，第3822页。

[22]《玉海》卷一六〇《宫室·殿下》“景德资政殿”条，第2941页下—2942页上。

[23]《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天章阁）待制”条，第3819页。

[2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九乾兴元年十二月甲辰条、卷一〇一天圣元年九月戊寅条、卷一〇二天圣二年二月乙丑条、卷一〇三天圣三年三月己酉条、卷一〇四天圣四年闰五月甲子条、卷一〇五天圣五年九月癸卯条、卷一〇六天圣六年三月壬寅条、卷一一一明道元年二月甲辰条，第2305、2334、2350、2378、2409、2447、2467、2567页。

[25]延义阁北向，可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六景祐二年正月癸丑条，第2719—2720页；及《玉海》卷二六“迩英延义阁记注”条，第517页上。唯今本范镇《东斋记事》云延义阁南向（前揭版本，第10页），或为后之好事者所改，今不取。

[26]因为用经筵这个词来指代皇帝研读经史的活动，以及经筵制度化，都是宋仁宗以后的事情。我把仁宗之前的类似活动，或与皇子（尤其是皇储）相关的经史教学活动，称为“泛经筵”。

[2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雍熙四年八月己酉条，第638—639页。

[2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六景德四年八月壬子条，第1483页。

[29]《宋史》卷四三一《孙奭传》，第12806—12807页。

[3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五庆历五年三月戊午条，第3757页。

[3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五庆历五年四月壬辰条，第3768页。

[3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五庆历五年三月己卯条，第3761页。

[3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〇景祐四年十月甲戌条，第2837页。

[3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五庆历五年三月甲申条，第3763页。

[3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〇景祐四年九月丁卯条，第2837页。

[3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〇景祐四年十月甲午条，第2838页。

[3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七庆历四年三月丁亥条，第3567页。

[3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四庆历五年二月丙申条，第3746页。

[39]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四庆历五年正月乙酉条，第3740页。

[4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四庆历元年正月甲戌条，第3736页。

[41]此事见于《宋史》卷二九四《张揆传》，然揆传未记其岁月，第9827页。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九至和二年三月己卯条，有张揆为仁宗讲读《后汉书》的记载，第4324页。度其事当相近，故定张揆论妃族事于至和年间。

[4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四庆历五年二月庚戌条，第3748页。

[4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七庆历五年十一月癸未条，第3805页。关于青白盐和西夏战争之间的关系问题，参竺沙雅章《宋太祖和宋太宗》第三章《独裁君主的上台》之“青白盐问题”，第130—131页。

[44]《彭城集》卷三五《刘公行状》，第351页下。其中称赞刘敞“直言”的王珪，《行状》止云“王翰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九嘉祐八年十二月己巳条点明其为王珪，第4840页。

[4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〇庆历七年三月乙未条，第3865页。

[4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十月壬辰条、卷九七天禧五年三月庚子条，第2220、2244页。

[4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三大中祥符三年六月丙辰条、同月辛未条，第1674、1675页。

[4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〇庆历七年三月己亥条，第3865页。

[49]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3—154页。

[50]《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上熙宁元年四月乙巳条，第95页。

[51]《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熙宁二年二月庚子条，第153页。

[52]《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治平四年十月丙午条、同月甲寅条，第65、67页。

[53]《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六熙宁二年十一月庚辰条、壬午条，第259—265页。

[54]《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下熙宁元年八月甲寅条、癸亥条，第127页。

[55]《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六熙宁二年十一月庚午条，第256页。

[56]《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下熙宁元年十月丙午条，第134—135页。

[57]参平田茂树《宋代政治结构试论》，载氏著《宋代政治结构研究》，第161—189页，尤其是第174—181页。

[5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庆历三年九月丁卯条，第3431页。

[59]《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下熙宁元年十月壬寅条，第134页。

[60]参前揭平田茂树《宋代政治结构试论》一文，第181页。

[61]前揭平田茂树《日本宋代政治制度研究述评》，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