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奭系讲官的进退

一、孙奭系讲官的进退

分析仁宗早期的经筵讲官构成，不难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讲官都与孙奭有关，在学术背景和说经风格上，也都与孙奭接近。他们构成仁宗经筵中的“孙奭系”官员，也代表着汉唐注疏经学的遗绪。

从学术特点来看，孙奭除深谙礼仪典制外，特长于文字音训。宋兴以后，自太祖至仁宗初年，有持续的校刊、整理经史、诸子文本的活动，太宗、真宗两朝尤其活跃，至仁宗天圣间经学典籍的整理工作基本告竣。^[1]孙奭是这一系列活动中的重要成员。端拱二年（989），孙奭中九经科第一，真宗时期参与《七经疏义》的整理，此后至仁宗初年，并参与校订《孟子》、《庄子》、刘昭所注《续汉志》、《刑统》等，为《孟子》、《册府元龟》、《律》文撰注音义。^[2]经过宋初学者的努力，《十三经注疏》体系最终在南宋形成，而其中的最后一种《孟子注疏》尚假孙奭之名以行，虽说是伪作，但仍体现出孙奭在该领域的影响力。我们可以把宋初这一系列经史典籍整理活动视为以音读训诂、阐释典章为核心的汉唐注疏学的余绪，而孙奭则是这一序列学者中的最后一位大师。

仁宗初年率先与孙奭同侍讲席的冯元，曾是孙奭的学生。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因擅长说《易》而受真宗赏识，侍讲于宣和门北阁。大中祥符七年（1014），重刻《易》、《诗》板本时，由其与陈彭年共同校订。^[3]宋祁所撰《孙仆射行状》与《冯侍讲行状》，都指出冯元和孙奭之间的师生关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学术风格的同构性。^[4]

天圣间的孙奭，已经年逾花甲。天圣九年（1031）七月，70岁高龄的孙奭致仕回乡，而仁宗的经典教育尚未能告成。所以这一年三月，孙奭在回兖州的前几个月，在中书考察四位年轻的国子监或诸王府讲官解说经典的能力。^[5]从景祐元年（1034）崇政殿说书的设置与人员任命来看，这次试讲正是为弥补孙奭离开后的经筵讲席空缺而作准备。应试的四位讲官是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贾昌朝，秘书丞、诸王府侍讲赵希言，殿中丞、国子监直讲郭稹，左赞善大夫、国子监直讲杨安国。景祐元年设置崇政殿说书，同时任命了四人：贾昌朝、赵希言、王宗道、杨安国。除了郭稹换成了王宗道之外，其他三人都相同。据《宋史·郭稹传》，之所以崇政殿说书的名单里没有他，乃是天圣九年孙奭推荐他试讲中书时，他即坚辞的结果。

对这几个人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首先，根据《宋史》各本传，试讲中书的四人名单是孙奭定下的。试讲的结果，孙奭盛称贾昌朝说经“有师法”。王安石所撰《贾魏公神道碑》也说贾昌朝“治经章解句达”、“于传注训诂不为曲释”。^[6]流传至今可见的贾昌朝著作，仍有一部《群经音辨》，该书分为“辨字同音异”、“辨字音清浊”、“辨彼此异音”、“辨字音疑混”、“辨字训得失”。从重视章句音训的角度看，贾昌朝的经学路数与孙奭一致。王珪为贾昌朝所撰《墓志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后来为《宋史》贾昌朝本传等传记资料遵引：

孙宣公初判监，命学官各讲一经，独称公所讲有师法。一日往谒宣公，宣公遣人示唐相路随、韦处厚传，公读已，宣公乃出，见公曰：“后当以经术进，如二公，愿少勉之。”^[7]

王珪还谈到，孙奭想推荐贾昌朝来替代自己为仁宗说经，王安石的《神道碑》也说崇政殿说书是专为贾昌朝设置的。这些说法，未必尽如事实，但说明一个问题，在晚辈中最能以学术路数相同而博得孙奭赞赏的，的确是贾昌朝。

郭稹早年任国子监直讲时，曾因资历浅而险些被发还河南作主簿，由当时的判监孙奭、冯元保奏才得以留任。石介在一篇文章里，直接认为郭稹是孙奭的门生，并称孙奭乞骸骨的奏章是郭稹起草的。^[8]孙奭告老后回到兖州，而那时石介也正好在兖州。石介另一篇文章《孙少傅致政小录》记载了他和孙奭的接触，所以关于郭稹和孙奭关系的叙述，应该可信。^[9]

杨安国的父亲杨光辅是一位老经师，密州人。孙奭知兖州时，曾举荐杨安国为州学讲书。后来杨安国任国子监直讲，也是孙奭和冯元保奏的。《宋史》本传称他“讲说一以注疏为主，无他发明”，虽然是一个贬义性评论，但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杨安国是一位遵守注疏的传统学者。^[10]

仁宗早期经筵讲官中，除了以上列举的以外，和孙奭有着各种关系的人，还有很多，比如赵师民等。^[11]我们可以确定，在仁宗早期经筵中，大部分讲官诠释经典的风格是与孙奭接近，或受孙奭影响的。我们将这批讲官统称为“孙奭系讲官”。

经筵中这一人事结构特色，和当时人们对于经学诠释的一般认识相匹配。宋初科场有一桩非常著名的案例，真宗景德二年（1005）取士，有声于场屋的李迪和贾边意外地不在礼部奏名内。考官重新阅卷后，发现李迪作赋落韵，贾边则是在释经时作出了与注疏迥然不同的解答。参知政事王旦以为：“落韵者失于不详审耳。舍注疏而立异，不可辄许，恐士子从今放荡无所准的。”最终的结果是李迪被录取，而贾边落榜。^[12]这一在经学上的保守姿态，与仁宗早年经筵讲官的构成正相应。

但从仁宗中晚期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孙复虽因讲说多异先儒，而被拒诸经筵之外，同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却在经筵足足呆了四年。仁宗晚年出现在侍读官队伍中的欧阳修、刘敞，侍讲官队伍中的吕公著、司马光，都不能以孙奭系尊崇汉唐注疏的学术风格相归囿。尤其是欧阳修和刘敞，身为北宋疑经风潮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此时他们在学界已经崭露头角。更有意思的是，至仁宗晚年，资深讲官杨安国死，其讲经“一以注疏为主，无所发明”，转而成为被批评的对象。与当年孙复因讲说多异先儒而被拒诸经筵之外，形成鲜明的对比。

康定元年（1040）始担任侍讲官的王洙，在经筵任职十八年，是仁宗中后期在经筵时间较长、也是较为重要的讲读官。王洙曾针对其他学者在解释经典时“改字就义”的现象提出过批评。^[13]王洙这一批评透露出的信息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说明恪守章句训诂的解经家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改字就义”的新型学者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并开始发挥影响力。仁宗晚年进入经筵的刘敞恰恰就是引领解经“改字就义”风潮的代表性学者。《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刘敞《七经小传》：“盖好以己意改经，变先儒淳实之风者，实自敞始。”^[14]刘敞母亲出自王氏，与王洙有舅甥关系，不知王洙“改字就义”的批评是否就是针对刘敞。

在学者的私人研究中，抛开先儒注疏、独立发掘经书义理的现象早已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中晚唐的《春秋》学研究。韩愈一联广为征引的诗句“《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被视为这一现象简单而有力的概括。^[15]到宋代，《春秋》学的研究仍然在延续，并有大量著作被传世。^[16]而“议论有异先儒”也并不仅仅出现在《春秋》学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刘敞和他的《七经小传》。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引“国史”：“庆历以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父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王荆公修经义盖本于原父。”^[17]《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说亦往往穿凿，与安石相同”。^[18]庆历前后学风的变化，情况复杂，吴氏《漫录》将这件事归入“事始”类，截然以《七经小传》为断，以区分新旧学风，未知尽符史实否。但《七经小传》在那个时代，作为改变学风的重要著作之一，则是没有问题的。除了上文提及的相关《春秋》学的研究外（刘敞本人也是北宋中期重要的《春秋》学研究者），欧阳修的《易童子问》、《诗本义》等，也是属于这个系列的著作。通过仔细检读欧阳修的《文忠集》和刘敞的《公是集》中所保留的相关交往文字，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存在一个致力于用新方法、新视角探研经史的士大夫小集团，欧阳修是这个集团的领袖，而刘敞则是中坚之一。不仅是新的经学视点的出现，而且因为重新构建新经说寻找比较可靠的历史证据，由此而引发的考古兴趣，导致金石学的出现，也与这个集团的活动有极大的关系。

伴随着新旧经学的交替，广义上的孙奭系讲官，亦即恪守章句训诂的传统经师也渐渐从经筵中消退。存在于士大夫中的新经学风潮，和以帝王教育为目的的经筵活动并非两条互不干涉的平行线，它们之间的交叉也并不仅仅是持新见解的学者进入经筵，而对经筵教学内容产生影响。笔者以为，恰恰是经筵成就“帝王之学”的教学要求，对北宋中期新经学风潮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经筵的功能被设定为帮助皇帝学习、探索治道，在这一前提下，宋人如何理解“帝王之学”，既是经筵讲学的关键所在，也是影响宋代经学演变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