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的目的

一、读史的目的

翰林侍读学士一职，在宋真宗时已经设置。但当时翰林侍读学士的功能，只是备顾问，其轮值与受真宗召见的时间主要在晚间，事实上是“翰苑夜对”的另一种形式（说详本书第一章）。到仁宗初年，经筵的教育功能确定，翰林侍读学士也随之转型为教育官，其在经筵的职责才得到明确规定。《石林燕语》载：“读官初无定职，但从讲官入侍而已。宋宣献、夏文庄为侍读学士，始请日读《唐书》一传，仍参释义理。后遂为定制。”^[1]考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其事当在天圣四年（1026）夏。^[2]宋绶为专于进读，特辞去所兼勾当三班院的职务，可见当事人对辅导小皇帝读史的重视。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些记载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恐怕是“仍参释义理”的史传解读风格。

帝王为什么要读史？胡三省阐发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之意，谓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3]既然设置经筵的目的被定位在参悟治道，经筵读史的目的自然也不能偏离这一主题。胡三省的阐述不仅深中经筵读史的肯綮，也是我们理解整个宋代史学风貌的关钥。

从宋仁宗开始，经筵对于读史教材的选择，就紧紧围绕着“治道”二字。如庆历元年（1041）“诏两制检阅《唐书》纪传中君臣事迹近于治道者，录一两条上之”。^[4]曾于仁宗时期侍读经筵的孙甫，精于唐史，史称：“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履其间，而听者晓然如目见之，故时人言终岁读史，不如一日听孙甫论也。”^[5]从经筵对史迹钩沉的要求，到学者解释历史的努力方向，都体现了那个时代对史学经世意义的重视。经历了整个宋代史学发展的洗练之后，胡三省的这个观点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6]

史以载道的观念并不新鲜。但史学被直接认作参悟“治道”的途径、习得治国能力的工具，其创作活动又和政治结合得如此紧密，是宋代史学史与思想史上最值得注意的问题。以宋代史学中与政治结合最为密切的《资治通鉴》为例，从宋初统治者因何重视搜集、学习历史知识的角度，来审视《资治通鉴》的生成史；从经筵的存在对《资治通鉴》的编纂形式、文本特点产生了多大影响这一角度，重新检讨《资治通鉴》诸多内容的性质，能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宋代史学及其与政治之关系。

第一步，是需要我们从单纯的史学史思维中抽离出来，把《资治通鉴》放在宋初以来一系列重大的文治举措序列中予以思考。内藤湖南曾指出，宋代的类书编纂与史学编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宋代的类书编纂已不再止步于文辞比排，而是越来越重视历史事件对于帝王的参考作用。故内藤氏从“帝王学变化”的角度考察了《册府元龟》与《资治通鉴》之间的关联性。^[7]这是一个卓越的见解，但可惜的是，长期以来的史学史研究对这一论点的反应并不积极。且内藤氏的这部《中国史学史》，是根据讲稿整理而成，限于体裁，其中对类书和史著之间的关系，也是点到即止，没有展开讨论。因此，这个议题仍然有很大的推进空间。

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北宋初期的类书编纂活动和统治策略之间的关系。^[8]如果我们把北宋前期的各项重大书籍编纂活动，看作是统治者通过学习各类知识与历史经验，以获取国家长治久安途径的不断尝试，那么宋太宗时期的《太平御览》、宋真宗时期的《册府元龟》，以及完成于宋神宗时期的《资治通鉴》，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序列，是完成于这条活动链中不同阶段的作品。从而疏通类书与编年体史书之间的体裁畛域，从政治观念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一系列作品。

《太平御览》与《册府元龟》虽同为类书，但通过比较可知，它们之间还是存在重大差别的。比如，我们看到《太平御览》中的知识涵盖面比较宽广，取材对象也比较多元。在内容上，《太平御览》既包括道德、礼仪、刑法等治国经邦必需的知识储备，也包含了花鸟鱼虫等比较边缘化的知识。从取材上说，《太平御览》既有来自以前历代正史的内容，也有来自笔记小说的内容。而《册府元龟》的取材取向则大不相同。《册府元龟》只从历代正史中选择内容，并且仅仅选择那些和治国大道理相关的内容，而不包含任何与政治无关的知识。笔者以为，这个差别其实体现了宋太宗和宋真宗这两代君主，编纂书籍、汲取知识的目的不同。学习知识对于宋太宗这样的开国君主来说，是提倡文治的手段。真正需要知识来提高自身能力与自信的，是宋真宗这样的后继者。这种差别背后，是政治形势的变化。

《册府元龟》最初的名称为《历代君臣事迹》。^[9]而司马光编辑的这部编年体通史，最初受英宗委托时，书名也叫《历代君臣事迹》。后来在经筵中进读，才被神宗正式赐名为《资治通鉴》。“历代君臣事迹”这个名称，暗示着统治者试图通过学习古代君主和大臣的行为经验，提高自身治国水平的期待。但从《册府元龟》到《资治通鉴》，编纂体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同名为“历代君臣事迹”，前者是类书，而后者是编年体史书。类书和编年体史书，在展示历史经验的方法与效果上，都有很大不同。笔者认为，《册府元龟》纯历史角度的取材取向影响到了《资治通鉴》。但《资治通鉴》以编年体史书作为它的编纂体裁。这样，历史知识不再是《册府元龟》中的以类相聚，而是在时间序列中展现相互间的因果关系。这是一种更高级别的历史认知方式，同时也便于作者假借解释历史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

当我们从帝王学变化的角度来考察北宋这一系列著作的诞生背景时，经筵是不可忽略的角度。下文将以《资治通鉴》及其副产品《唐鉴》为例，来讨论北宋的经筵讲学和史学之间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