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对宋人君臣观的影响

一、经筵对宋人君臣观的影响

《周易·泰卦》坤上乾下，有“天地交而万物通”的意象。宋儒解此卦，喜将天地、乾坤或阴阳的二元组合，比喻作君臣。北宋皇帝也时常命儒臣解说此卦，以听取他们对君臣关系的理解。比如端拱元年（988）宋太宗幸国子监，诏国子博士李觉解说《泰卦》，李觉就在解说中将天地感通的卦象引向了君臣相应的政治伦理。^[1]

年轻的冯元之所以得到真宗拔识，迅速与老师孙奭同列，也其与在御前解说《泰卦》有关。冯元以“君道至尊，臣道至卑”解说《泰卦》中乾坤二极间的关系，博得真宗欢心。《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等诸家史传对此记载无异。^[2]但石介《三朝圣政录》却将这段故事作了如下改写：

元敷述卦体以谓地天为泰，言天气下降、地气上腾，然后交泰，犹君下接于臣，则臣上承于君，然后君臣道通，若天以高亢居上，则地无由得交于天，天地不交，何由得泰，君以尊大自恃，臣无由得接于君，君臣不接，何由得泰。^[3]

虽然其他史籍也都提到冯元曾有“上下交感，所以辅相天地、裁成万物”的说辞，但石介这一君王不可“尊大自恃”的告诫口吻，显然与冯元“君道至尊、臣道至卑”的解说初衷大相径庭。石介的改写被司马光采纳，稍作删润后载入《涑水记闻》。但司马光的学生范祖禹在专为劝诫君主向学而编纂的《帝学》中，却没有采用石介和司马光的意见，依旧保持了冯元说“君道至尊、臣道至卑”的原貌，表现了历史学家对于史实的谨慎。^[4]

然而石介指出的君臣之间应当有相交、相接的关系，在宋代儒者解《易》的作品中得到了呼应。比如，与石介并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就是这样理解《泰卦》意象的：

泰者，安也。以二体言之，则乾本在上，今降而下之；坤本在下，今升而上之。是上下相交，阴阳相会，故谓之泰。以人事言之，君以礼下于臣，臣以忠事于君，君臣道交而相和同，则天下皆获其安泰也。^[5]

在胡瑗看来，君臣伦理并不是简单的尊卑各就其位，而是必须如《泰卦》卦象所示，有阳升阴降的交会。上对下有所礼，下对上以尽忠，相互间各尽责任、义务，这才是和谐的君臣关系，也是天下安泰的基本前提。胡瑗对《泰卦》的解释，在修正君臣关系的观念上，与经石介改造的冯元版解释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此看来，石介关于冯元为真宗解说《泰卦》的记载，虽然与史实有出入，却可以得到思想史的诠释。活跃于仁宗初年的石介，被认为是开创宋代新学风的三先生之一，他对于这段故事的改写，正体现了从真宗时代到仁宗时代，士大夫对于君道、臣道之关系的看法，有了转折性改变。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增强，企图以经典诠释规范君权的神态跃然纸上。于仁宗晚年进入经筵的司马光，是一位长于辨析史料的学者，其学生范祖禹在《帝学》中的记录似可反证司马光不会不知道该事件的原始记载，但司马光之所以舍弃原始记载而信从石介，应该说是当下意识超越史实的结果。石介和司马光都以主观意图介入历史，并改革其诠释来表达他们自己应对当前的政治思想。这种意识正是我们在政治文化史与学术史上看到的，宋学强调士大夫主体担当的核心意识的源头。笔者认为，这种意识的产生，与经筵制度化、使得以儒家教育规训君主成为可能，有着直接的联系。正是因为在政治实践中，君臣关系发生了变化，才导致了观念上对君臣关系理解的变化。而经筵无疑是各类政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第一、二章梳理了北宋经筵从萌芽到制度化的过程，阐述了它和北宋特殊的政治需求之间的关系。北宋经筵从萌芽到制度化，经历了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如果我们把这三个时期泛经筵活动中的君臣关系作一个比较的话，可能会得到一些与《泰卦》解释模式变化相匹配的结论。

太宗作为极具权威的开国型君主，在躬自读书以表率文治的过程中，具有绝对主导优势。被任命为翰林侍读的吕文仲，是名副其实的“侍读”官，品秩低微，受命待诏，甚至有充当太宗耳食工具的可能，在这一场合中毫无权威可言。由真宗任命的翰林侍读学士杨徽之、夏侯峤，以及翰林侍讲学士邢昺，在身份特征上与太宗时期的吕文仲有了重大区别。杨徽之和夏侯峤都是真宗潜邸宫僚，邢昺则是真宗的说经师傅，自然不能把这些人的身份降低为陪读书童。杨徽之和夏侯峤在秘阁直庐轮值，以备真宗召对，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翰苑夜值”。此时的翰林侍读学士，在功能上所起的主要是顾问作用。

从王朝史演进的一般规律看，上文所揭示的真宗与太宗对待儒臣的不同态度，其实体现了从开国之君到继体之君不得不有的变化。由于缺乏钦戡大难、纵身戎马的经历，一般来说，随着国家政治的逐渐平稳，继体之君相对于开国君主，所具备的个人权威会下降。君主由草创时期的权柄独操，也自然会过渡到君臣共治的行政格局。更何况宋仁宗继位时，只是一个14岁的孩童。

真宗晚年体弱，在让刘皇后协助处理政务之余，也开始培养太子处理政务的能力。于是资善堂又成为年仅十余岁的太子学习历练政务的场所。^[6]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命宰臣“日赴资善堂侍皇太子讲读”，^[7]则意味着人们认为，皇太子学习儒家经典的成绩和涵养德性的程度，将直接影响他是否有能力接管这个庞大的帝国。

基缘于此，当年方14的仁宗登上皇帝宝座后，他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继续学习儒家经典，培养德性，以期通过这样的学习来掌握处置政务、管理国家的能力：

（仁宗）始御崇政殿西阁，召翰林侍讲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读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召双日御经筵。自是，虽只日亦召侍臣讲读。王曾以上新即位，宜近师儒，故令奭等入侍。上在经筵，或左右瞻瞩，或足敲踏床，则奭拱立不讲，体貌必庄，上亦为悚然改听。^[8]

为了加大力度培训小皇帝，原先隔日听读的计划，被修改成日日听读。“经筵”这个词作为制度性专有名词，第一次出现在此时。

上段引文中，孙奭与仁宗之间的关系，以及孙奭对待仁宗的态度非常有趣。首先，孙奭的身份被明确界定为“师儒”，不但明显区别于吕文仲在太宗时期担任的侍读，也不同于真宗时期讲说经史、以备顾问的侍读、侍讲学士，他是以资深儒者的身份来担任皇帝的“师”。由于皇帝年幼，在当时人的预设观念中，小皇帝是否能真正成长为一名合格乃至优秀的帝国最高统治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师儒”们的教育成效。

虽然皇帝是比较特殊的学生，但这毕竟也是一对师生关系。所以当小皇帝调皮的时候，孙奭便有可能用严肃的态度配合师儒的身份对其进行威慑，使小皇帝“悚然改听”。儒家士大夫终于有机会将“师道”施诸于帝王，向王者传道授业。从表面上看，是仁宗的年齿幼小、需要学习给了儒家学者机会。实际上，这却是从太宗以来着力强调文治，帝王、皇子躬自读经研史以作表率带来的必然结果。经筵作为特殊的教育场合，为士大夫利用儒家观念引导帝王提供了制度性平台。

以北宋前期的泛经筵活动为线索，来考察参与这一活动的主体，即皇帝和讲读官，我们可以观察到君臣关系的变化。从横向来看，就经典解读而言，各个时期都有君臣之间权威分配比例的问题。太宗时期，皇帝占有绝对权威；真宗时期，君臣开始分享解释经典的权力；仁宗时期，尤其是早期，则是儒臣占有明显优势。故而从纵向来看，在泛经筵场合中，从太宗到仁宗，皇帝的权威在逐步递减，而儒臣的作为空间在逐步拓宽。为便于说明问题，我们把相关信息列成一张左右对称的表格，左边用以说明皇帝权威的变化状况，右边则体现儒臣作为状况的变化。

这虽然是从经筵活动中总结出的君臣关系的变化，但笔者以为可以将它视作北宋整体政治实践中的一个缩影。在这一君臣关系变化趋势中，作为宋代士大夫主体意识高涨的核心议题，即“师道”精神的张扬，才成为可能。而在经筵中，两次与彰显“师道”精神相关的坐讲之争，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