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臣”抑或“师臣”

四、“侍臣”抑或“师臣”

宋代翰林侍读、侍讲学士，在宋真宗时轮值于秘阁直庐以备顾问。宋仁宗以后，他们的工作场合就是经筵，工作内容就是为皇帝讲读经史，故他们没有其他固定的供职处所，当与这一工作特性有关。倒是在宋太宗时期就开始担任翰林侍读的吕文仲，他最初的供职处所值得一提。

太平兴国年间，宋太宗为求善书，设御书院以储书法人才，当即为后来翰林御书院之缘起。^[53]御书院成立后，承担了比较复杂的文化功能。除极个别情况下，某些与国家事务相关的举措会放在御书院履行，^[54]多数情况下，御书院承担的是与皇帝个人喜好密切相关的文化功能。吕文仲初充翰林侍读时，即宿值于御书院，其任务是陪同宋太宗阅读《太平御览》（说详第一章）。而与吕文仲同时宿值御书院的，尚有王著、葛湍二人。^[55]王著本赵州隆平尉，因擅行草书，于太平兴国七年（982）被任命为翰林侍书。王应麟认为，御书院的设置也在此时。^[56]史传所存葛湍的生平事迹并不详尽，我们仅知他长于字学，宋初曾与徐铉等人共同校订《说文解字》，在徐铉《重修说文序》中结衔为翰林书学。^[57]寓值御书院的三位侍臣，无疑都是卑微小官：吕文仲以著作佐郎充翰林侍读，寄禄官阶从六品上；王著出身县尉，据《宋史·地理志》，赵州隆平属中县，则王著官品为从九品上；葛湍的具体品阶不可知，应该也属于类似的低级文资官僚。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宗时有杭州水军孙景璠，善作篆文，诏命取去黥文，隶御书院，本意大概是让他做侍书祗候或书学待诏之类的流外吏，后在宰臣固请之下，授予其国子书博士的官职。^[58]

综合这些材料来看，宋太宗设置御书院，与他个人的书法爱好有着密切关系。侍书王著值院尚在吕文仲任侍读之前，所以能在史籍中看到王著叙名在吕文仲之前的情况。^[59]即便是吕文仲任侍读的具体职责，也与书法有着一定联系，如宋太宗经常命吕文仲等人阅读古碑或草书文字。^[60]在此后的历史演变中，御书院的文化功能有所扩展，吕文仲侍读职能也远远超出书法作品之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设置御书院，命吕文仲等人寓值，这一事件形态很像唐玄宗时期的翰林待诏。

宋真宗设置侍读、侍讲官，加以“学士”之名，无论是地位还是功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不能斩断该顾问团队和御书院寓值侍臣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在宋太宗时期，吕文仲、王著等虽为侍弄之臣，却并不缺乏顾问功能。如史传所称，太宗在命吕文仲侍读书史之外，并访以外事。^[61]当然，这种顾问兼有耳目监察的功能。另外有两个证据可以提醒我们，宋真宗时期设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御书院是其重要的制度渊源。其一，咸平元年（998），宋真宗诏崔颐正讲说《尚书》，其寓值之所仍是御书院。^[62]崔颐正讲《尚书》，在咸平二年（999）任命邢昺翰林侍讲学士之前，他和宋真宗之间的私人关系也远不如邢昺密切。但他寓值御书院时承担的职能，却和后来担任翰林侍讲学士的邢昺相同。这轮讲说《尚书》之后不久，崔颐正即致仕，没挨到次年翰林侍讲学士的设置。崔颐正的事例，一方面说明，宋真宗时期的御书院，从“学科”角度看，其文化功能有所拓展，已不局限于书法与字学。另一方面也说明，经史讲学之类的活动仍处于帝王个人兴趣范畴之内，故而将寓值地点设在御书院。

其二，宋真宗时代的翰林侍读学士，除前举杨徽之、夏侯峤、吕文仲外，尚替补过毕士安、潘慎修、吕祐之三人。后三人中，毕士安是真宗潜邸幕僚，性质与杨徽之、夏侯峤相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潘慎修（按，《续资治通鉴长编》为避讳，有几处改作潘谨修）。潘慎修本为南唐降臣，随李煜入朝，后由李至推荐任馆职。而潘慎修在宋太宗时期遭知遇，应该和他擅于弈棋的特长有关。^[63]宋初有贾玄者，因擅长弈棋而受太宗重视，并有“待诏”之名。贾玄之外，以棋艺亲近太宗的尚有数人，潘慎修亦在其列。为奉承太宗的棋艺，潘慎修尝献诗云：“如今乐得仙翁术，也怯君王四路饶。”此外，潘慎修还专门进呈过一份千余言的《棋说》，以棋理暗喻治道，受到太宗赏识。^[64]潘慎修已任馆职，无需假以“待诏”的卑名，也没有寓值御书院的记录，但他的名字曾经和吕文仲、王著等人一起出现在太宗召集的雅会上。^[65]潘慎修的经历说明，宋初很多低级文僚需仰仗帝王兴趣范围之内的特长来获得识拔，虽无“待诏”之名，却是比较典型的“待诏”式命运。而《棋说》的存在，则证明文士儒生和纯粹靠伎艺待诏的弄臣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前者可以利用自己的学识来转换和帝王间的关系，升级为顾问侍从。

宋真宗设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后，将他们寓值地点改到秘阁，脱离了原先的御书院，职责重点转移到了顾问功能。其待遇与地位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具体落实为“班秩次翰林学士，禄赐如之”。这或许是《两朝国史志》误以为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供职学士院的源头，也是人们渐渐遗忘其卑微前身的重要原因。宋人很明确地指出，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的设置，是真宗“奉承先志”的结果，所谓“先志”，即指宋太宗任命吕文仲为翰林侍读之事。^[66]所以翰林侍读、侍讲学士来源于太宗时期具有待诏性质的翰林侍读，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只是当经筵成为对帝王实施经史教育的平台，在士大夫张扬主体意识、言说“师道”精神的目的驱动下，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与待诏御书院这一卑微身份之间的渊源关系，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进入仁宗统治时期，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的主要职能转向了幼年君主的教育，尤其是翰林侍讲学士，在这方面的功能非常突出。因此，仁宗前期最重要的翰林侍讲学士孙奭获得了“师臣”的尊称（说详第二章）。这一身份与宋太宗时期本质上以伎艺待诏的吕文仲等人相比，自然相去天壤。孙奭致仕之前，挑中了贾昌朝作为接班人，并以唐代的韦处厚、路随二人为榜样，鼓励贾昌朝。^[67]韦处厚和路随都是唐穆宗时期的翰林侍讲学士，唐文宗时又先后入相。^[68]孙奭以此激励贾昌朝，自然是希望贾昌朝的成就不仅仅限于为皇帝讲解经典，而是能凭借经术来辅佐君主治国平天下。孙奭这一行为反映出观念层面上的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其一，仁宗时期，侍读、侍讲系官员的自我定位发生了变化，不再以卑微小臣自居，而是有了通经致用的责任担当意识。二是将宋代的翰林侍讲学士与唐代的翰林侍讲学士类比，刻意忽视了两者不同的职官来源间的区别，更进一步撇清了宋代侍读、侍讲系官员与待诏类小臣之间的关系。这体现了侍读、侍讲系官员在经历了由陪侍之臣而顾问、再由顾问而师臣的变迁之后，其职官新使命的自我成长。

笔者以为，正是仁宗初年经筵中特殊的教育使命，使得“师儒”意识与“师道”精神在士大夫群体中得到了涵养。而这一理念，显然还没有成为所有士大夫的共识。宋神宗时期，当面对成年君主的时候，经筵官是侍臣还是师臣这一争议出现了，具体表现就是前文所述的在经筵之中的“师道”之争。王安石率先提出，为皇帝讲解经典的本质在于传授先王之道，是在位皇帝达到尧舜境界的必经之途，故而应当对侍讲之臣殊礼有加。王安石显然是以师自居，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部分礼官也以“道之所存，礼则加异”为理由，支持王安石的诉求。

持异议的礼官提出的反对理由，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层面：首先，朝廷仪制最大的原则是“君尊臣卑”，君主赐坐是优容，臣子请坐是越分；其次，经筵讲说以解释训诂为主，侍讲官没有为师的实质；第三，侍读在职官序列中高于侍讲，侍讲讲经若要坐讲，侍读读史该从何礼仪？^[69]这三条反对理由，第一条和第三条，都与职官制度有关，而且都是指向侍讲的身份、地位。尤其是第一条，坚持认定“君尊臣卑”为君臣论对之际最根本的原则，排斥以“师道”对抗“君道”的主张。第二条表面上看是落在经筵解释经典的风格上，但侍讲的功能是解释训诂，还是通过讲说经典张扬“治道”，这一观念分歧的背后，也正是对讲官在经筵中扮演何等角色的不同看法。

在北宋经筵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争论？笔者以为，一方面，经筵虽然本质是教育机制，但它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功能，这让士大夫找到了以学术切入政治的平台。士大夫们在长期的经筵实践中，“师道”意识得到了培养和增长。程颐虽然是王安石政治纲领的反对者，但在经筵争坐讲问题上，他却是王安石的继承人。这体现了在士大夫群体中，“师道”意识的成长，具有不可逆的趋势。另一方面，“师道”意识在士大夫群体中不可逆的成长趋势，并不意味着所有士大夫都已然接受了这一观念。除了反对者提出的“君尊臣卑”不可逾越的理念之外，经筵官的制度来源，也必然作为一个可依据的事实，提醒着士大夫这一职官系统是由以伎艺侍奉君主的卑微小官发展而来的。若从制度史的角度来衡量经筵坐讲的观念之争，那么是否应该撇清经筵职官与宋初御书院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或潜在或显在的关键意识。

【注释】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端拱元年八月庚辰条，第656页。

[2]《宋史》卷二九四《冯元传》，第9821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三月丁酉条，第1920页；《东都事略》卷四六《冯元传》，第7页b—8页a。

[3]曾慥《类说》卷一九引《三朝圣政录》“说泰卦”条，第341页下。

[4]《涑水记闻》卷六“真宗尝读《易》”条，第124页；《帝学》卷三“帝命王旦选儒学之士”条，第746页下。

[5]《周易口义》卷三《泰卦》，第239页上。

[6]《宋史》卷九《仁宗本纪一》：“（天禧）四年，诏五日一开资善堂，太子秉笏南向立，听辅臣参决诸司事。”第175页。

[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十月壬辰条；又同书卷九七天禧五年三月庚子条，宰臣丁谓请自今兼太子师傅，十日一赴资善堂。第2220、2244页。

[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九乾兴元年十一月辛巳条，第2303页。

[9]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导言部分第三节《师道与师道复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9—52页。

[10]韩愈《师说》，《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一二，第1页b—2页b，引文见第1页b。

[11]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集》卷三四，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0年，第871页。

[12]柳开《续师说》，《河东先生集》卷一，《四部丛刊》影旧抄本，第5页b—7页b，引文见第6页b。

[13]欧阳修《答祖择之书》，《欧阳修全集》卷六九，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1年，第1009页。

[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二治平元年六月丁未条，第4891页。

[15]比如宋神宗在身为皇子时便有好学崇儒的美名。嘉祐八年（1063），神宗便陪同被指定为皇位继承人的英宗入居庆宁宫，不久后“受经于东宫”。据称，一日东宫侍讲官王陶进入神宗与另两位皇子的学习场所，神宗居然率领他两个弟弟向王陶行拜礼，于是“中外翕然称贤”。《宋史》卷一四《神宗本纪一》及卷一六《神宗本纪三》末附“史臣赞”，第263、314页。

[16]这里吕公著排名在王安石之前，原因在于侍读官惯例冠名于侍讲官前。且公著于仁宗末年便入经筵，为天章阁侍讲，此前对立讲并无异议，却在迁侍读后为讲官请坐讲，则这一建言始作俑者为王安石无疑。

[17]《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上熙宁元年四月庚申条，第96页。

[18]《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上熙宁元年四月庚申条，第96—97页。

[19]《宋史》卷一六《神宗本纪三》末附“史臣赞”，第314页。

[20]参前揭拙文《历史编纂与道学的呼应》。

[2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三元祐元年三月辛巳条，第9029页。

[22]当程颐递上三道论经筵札子，而朝廷没有及时回应时，程颐即以“天听不回”为由，再辞崇政殿说书，终未获允。参程颐《辞免崇政殿说书表》、《再辞免状》，《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六，第540—541页。

[2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三元祐元年三月辛巳条，第9031页；程颐《论经筵第三札子》，《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六，第539页。

[24]按这两句话，本是再次贴黄中的语句，李焘将它们和程颐《论经筵札子》正文整理在一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三元祐元年三月辛巳条，第9031页；程颐《论经筵第三札子》，《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六，第540页。

[2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三绍圣四年十一月丁丑条，第11704页。

[26]程颐《上太皇太后书》，《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六，第541页。

[27]《中国经学史十讲》，第24页。

[28]吕祖谦有《与朱侍讲元晦书》一通，提到“《渊源录》其间鄙意有欲商榷者，谨以求教。大抵此书其出最不可早，与其速成而阔略，不若少待数年而粗完备也”。见《吕东莱先生遗集》卷四，雍正八年（1730）敬胜堂刻本，第3页a。但吕氏给朱熹讨论该录具体问题的原信已佚，朱熹的文集里保留了一封《答吕伯恭论〈渊源录〉》，回应吕氏质疑十余事，其中有一条即云“折柳事有无不可知”，参《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五，第8页a—11页b，论折柳事见第8页b—9页a。

[29]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载《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6页。

[30]韩刚《北宋翰林图画院制度渊源考论》，对翰林院下设供奉机构图画院的建制、沿革、职官诸问题进行了考察，是研究翰林院某一具体层面的优秀作品。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但整体来说，北宋翰林院与翰林待诏的研究，是值得推进的领域。

[31]《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考八·学士院》，第489页上。

[32]《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天宝十三载正月“唐初诏敕”条，第6923页。

[33]袁刚《唐代翰林院诸伎术杂流》，载《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第128—129页。

[34]毛蕾《唐代翰林学士》第一章《翰林学士院的形成》，尤其是第12—14页。

[35]胡寅《读史管见》卷二一天宝十三载“唐初诏敕”条，长沙：岳麓书社点校本，2011年，第753页。

[36]《旧唐书》卷一五四《熊望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4108页。

[37]孙永如《唐代的翰林待诏》，载《扬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3期，第134—137页。

[38]毛蕾《唐代翰林学士》第五章《翰林待诏》，尤其是第158—159页。

[39]《旧唐书》卷一三五《王叔文附王伾传》、卷一六九《李训传》，第3733、3736、4395页。

[40]陈仲容、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第一章《中央官制》第六节《唐后期使职差遣的流行》之三《翰林学士为使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05—111页，尤其是第109—110页。

[41]赖瑞和《再论唐代的使职和职事官》，载《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4期，第165—213页，尤其是第171—180页。

[42]《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九五《翰林院》，第3119页上。关于宋代翰林院及下设供奉机构的职官设置，简明扼要的介绍，参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9—75页。

[43]各院局的具体地址或时有变动，如御书院最初在崇政殿东北横门外，后迁临华门北，又迁拱宸门、阊阖门内北城下，但大体位置都靠近内朝诸殿。参《玉海》卷一六八《宫室·院下》“太平兴国御书院”条，第3079页上。

[44]朱瑞熙《宋朝经筵制度》。唐玄宗于开元三年命马怀素、褚无量二人入内侍读，见《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开元三年十月甲寅条，第175页。

[45]傅璇琮《唐代翰林侍讲侍读学士考论》，《清华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1—8页。

[46]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六》韦处厚条、路随条，载氏著《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68、271页。

[47]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二熙宁四年四月癸酉条：“翰林学士韩维兼侍读学士”，此处“侍读”明显为“侍讲”之讹。同书卷二三〇熙宁五年二月癸亥条“维以不习《诗》辞侍讲，故改侍读”可证。第5406、5593页。

[48]毛蕾《唐代翰林学士》第二章《翰林学士院制度》，第37—39页。

[49]《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1183页。

[50]《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四六《翰林院》（按原题如此，当作“学士院”为是），第2519页下。

[51]朱锡光《宋代学士院翰林学士初探》，《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第118—126、153页，尤其是第126页。

[52]需要说明的是，在宋代，“翰林待诏”作为一种具体的职事身份，与唐代的翰林待诏有重大区别。宋代的翰林待诏指的是具有一定书写能力、供职于御书院或学士院、负责誊写诏敕的流外人员，与唐代待诏于翰林的文章之士不是一回事。故我在此处将宋太宗时期任侍读的吕文仲等人称为具有待诏性质的低级文官，而不直接称作“翰林待诏”，就是为了避免产生职名混淆。参《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九·流外出官法》“御书院”条，第4046页；《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四六《翰林院》、三六之九五《翰林院》，第2519页下、3119页上。

[53]《玉海》卷一六八《宫室·院下》“太平兴国御书院”条，第3079页上。

[54]偶发事件，如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命张质、尹德润等宿御书院，考第枢密院吏；大中祥符元年（1008），张秉等七人锁宿御书院，覆考科举试卷，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三景德三年六月壬辰条、卷六八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庚辰条，第1408、1529页。在国家有关事务上，进行制度性设计对御书院加以利用的，是从大中祥符四年（1011）开始，科举试卷需先经刊去考生信息，并弥封、誊写、校勘，加用御书院印后始付考官定等，这大概与擅长书写的御书院待诏、祗侯是主要的誊写、校勘人员有关。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六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丙子条，第1740页。

[55]《宋史》卷二九六《吕文仲传》，第9871页。

[56]《玉海》卷三三《圣文·御书》“十二部御书”条，第627页下—628页上。

[57]徐铉《重修说文序》，《徐公文集》卷二三，《四部丛刊》缩印校抄本，第1页a。按，文渊阁四库本《骑省集》卷二三作“翰林学士”，误，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第1085册，第177页下。

[5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庚辰条，第560页。

[59]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淳化二年十二月辛卯条，第727页。

[60]《玉海》卷二六《帝学》“太平兴国读《文选》”条、卷三三《圣文·御书》“至道草书经史故事”条，第530页上、631页下。

[61]《玉海》卷二六《帝学》“三朝讲经”条，第516页下。

[6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咸平元年正月丁丑条，第908页。

[63]《宋史》卷二九六《潘慎修传》，第9874—9875页。

[64]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五〇《书画技艺》“太宗棋品第一”条，第656页。

[6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淳化二年十二月辛卯条，第727页。

[66]《帝学》卷三，第745页。

[67]《宋史》卷二八五《贾昌朝传》，第9614页。

[68]《旧唐书》卷一五九《韦处厚、路随传》，第4183—4185、4191—4192页。

[69]苏颂等《驳坐讲议》，《苏魏公集》卷一六，第218—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