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的背景
幸福可谓是人生的永恒主题。费尔巴哈指出：“一切的追求，至少一切健全的追求都是对于幸福的追求。”[1]亚里士多德也曾说：“幸福是终极的和自足的，它就是一切行为的目的。”[2]正是由于对此种终极、自足的幸福的追寻，人类已经或正在进行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活动。不可否认，人类的生活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甚或可以说，正是人类永不停息的追求促进了社会不断地发展进步。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追求幸福的历史。然而，此种活动的结果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棘手的问题，并逐渐演变成一系列全球性的危机，如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生态危机、经济危机等，且这些危机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沉醉在物欲横流中的人们无暇顾及内心的精神家园，失落、彷徨、困顿和空虚感阴霾在心灵深处，“赢得了世界却失去了心灵”[3]。正如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所说，我们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为什么而出发。我们的起点和终点是追寻幸福并持续地拥有之，然而，幸福此时仿佛跟我们玩起了“捉迷藏”，悄然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内，人们所向往的心灵幸福家园日渐丧失。
对此，早在197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收入增长并不一定能带来幸福增长”的“幸福悖论”。[4]另据荷兰伊拉斯姆斯（Erasmus）大学教授路德・魏荷文（Ruut Veenhoven）对中国三次幸福指数的调查显示：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为6. 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 08，但2001年下降到6. 60。[5]数据再次证明了理查德・伊斯特林“幸福悖论”提法的正确性。这种“幸福悖论”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为何物质财富每天都在增长，而幸福却不能与之同步，甚至南辕北辙？原因何在？出路何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一书中指出：“人类要发展，一方面要面向未来，一方面要回到人类的源头，向我们的先辈吸取智慧。”这无疑是强调人类在追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应该重视并兼顾中华文化这一人类文明活水源头的重要地位及其作用，借鉴先辈的智慧以促进人类社会向着真正属人的方向发展。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在20世纪70年代就曾断言，挽救21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著名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生前曾多次强调并断言，“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6]，“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7]，“只有东方文化能够拯救人类”[8]。台湾《孔孟月刊》发行人陈立夫也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能够拯救世界人类的良方，指出：“苟我国国民人人能身体力行中国之文化道统”，“则不独国族能强，即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亦将受其赐矣”。[9]
的确，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其文化底蕴之深厚无与伦比，尤其是作为传统文化之精髓或曰“三大支柱”的儒道佛三家文化，其博大精深的底蕴和智慧不仅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同时也赢得了世界各国人士的高度赞赏、评价及重视。首先，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美国总统里根曾给予孔子高度评价，孔子崇高的行为与伟大的伦理道德思想不仅影响他的国人，也影响全人类，孔子学说世代相传，提示着全人类丰富的做人处事原则。1988年全球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上宣言：“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寻找智慧。”[10]伏尔泰也曾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遵从孔子法规的时代。”[11]德国学者毛来夫说，孔子思想具有极其博大的内涵，是中国文化，也是东方文化的象征，孔子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另外，1985年美国出版了《人民年鉴手册》，列出世界十大思想家，孔子被列为十大思想家之首。由此，儒学在当今世界的价值及孔子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人文影响可见一斑。其次，以老子为开山鼻祖的道家文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万本根强调，老子在其《道德经》中，以其独特的方式预见并回答了当代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引起了世界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德国哲人尼采称赞《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名著《中国科技史》中说：“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这无疑强调了道家思想对于国人品格形成的至深影响及关键所在。日本学者卢川芳郞在其著作《古代中国的思想》中也说：“《老子》有一种魅力，它给在世俗世界压迫下疲惫的人们以一种神奇的力量。”此说可谓一语中的，在当今市场经济竞争的大潮下，人们的身心无时不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而老子哲学犹如人类的“心灵鸡汤”，让在世俗中困顿迷茫的人们重新找回心之本真，感受心灵深处的幸福。托尔斯泰当年就曾说，自己良好精神状态的保持应当归功于阅读《道德经》。美国著名学者浦克明在研究人类最终趋向时曾断言，《道德经》肯定会成为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老子辨》中大赞：“老子五千言如大海，诸子百家，如鼷鼠之饮河，各饱其腹而去，亦何不可！”充分说明了老子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源头地位。江泽民同志在1994年参观泉州老子雕像时指出：“要多宣传老子的辩证唯物思想，要把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粹整理好，宣传好。”再次强调了其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及精髓作用。再次，从印度传过来的佛（释）家文化。佛家文化虽然最初是一种外来的、异质的文化，但在其后与儒、道文化的冲突中不断融合，并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流之一。1978年，美国物理学家麦克・哈特出版了当时极富盛名和颇具影响力的书——《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个名人排行榜》，书中把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排在第4位，理由是：“虽然很多人不认为自己是佛教徒，然而他们的思想却深受佛教哲学的影响。”中国佛协原主席赵朴初曾严厉指出，没有佛教，中国人的嘴只能半开半合，因为汉语里3. 5万多个词汇皆来源于佛典的翻译。此说足以印证了佛家文化对于人类文明及中华文化的重要性。
综上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在世界文坛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失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流或支柱。享誉国内外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曾对三家文化风趣地比喻道：儒家的孔孟思想是粮食店，粮食是天天要吃的；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佛家像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以去逛逛，逛了买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会需要它。此比喻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儒道佛三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与影响。所以，有人说中国人很幸福，往往得意时有儒家，失意时有道家，绝望时有佛家，亦因此有“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之说。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集中了先哲的人生感悟和思想精华，包含着深刻的幸福哲学，折射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尤其是人与自我心灵和谐的完美文化图景。基于此，中国传统文化拥有了自身鲜明的特性，融精神性、共享性、适度性、内在性、超然性等特征于其中，而这些正是构成幸福的必要特性和因素。对此，浙江大学陈湘舸教授曾精辟论及：“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幸福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以研究和实施正确的幸福理念，形成科学合理的幸福观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其核心理念是如何把一种正确的、合理的、科学的幸福理念植入人们的生活，使人们的决策与行动遵循幸福的准则或幸福的特性，即幸福文化所倡导的基本原则，包括简单原则、适度原则、道德原则和和谐原则等，在这种幸福原则的指导下，人们方得以科学、有效地获取和享受幸福生活。”[12]这无疑在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一种幸福文化、幸福理论。
21世纪的今天，我们重新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究其原因在于，它蕴涵着丰富的幸福体验和幸福思想。这些体验和思想有助于解决社会转型时期人类的价值失范、价值真空、道德危机等一系列问题，缓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心灵的不和谐状况，指引人们明了幸福的真谛，树立正确的幸福理念和幸福取向，掌握获得幸福的正确途径与方法。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人的幸福文化、幸福哲学，更是全人类的幸福指南、幸福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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