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己安人”的幸福取向

第一节　“修己安人”的幸福取向

幸福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就纷纷论及对幸福的理解和把握，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幸福之道。如，柏拉图强调幸福是个体“心灵的和谐”^[4]，认为个体拥有“善”“正义”“智慧”是最幸福的，并试图通过个体幸福的实现，“铸造出一个幸福国家的模型来”^[5]；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就是灵魂的一种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德谟克利特把“灵魂安宁的状态”称之为幸福；凡此等等。可以说，这些关乎幸福的阐述各不相同，体现出主体自身对幸福的独到体悟。但是孔子的幸福思想独具特色，《论语》一书中有关论述准确而又鲜明地揭示和把握了幸福的内涵及其所具有的精神性、共享性、适度性、道德性、内在性、超然性等本质特征。

一、安贫乐道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下引《论语》只注篇名）这是孔子称赞其得意弟子颜回的经典之语。在孔子看来，颜回虽“箪瓢陋巷”，却怡然自得，实属贤人之举。孔子之所以如此大赞，是因为找到了同“道”之人，孔子畅言自己“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述而》）。一者是“箪瓢陋巷”，一者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相似的人生境遇、相同的洒脱释怀，享受着常人匪夷所思的快乐，此“乐”被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美誉为“孔颜之乐”，并得以千古传载。

“乐”在何处？周敦颐说：颜子虽箪瓢陋巷，而不改其乐者，乃因颜子“见其大而忘其小”（《周元公集》卷一）。何谓“大”？“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同上）不难看出，“大”指的就是道与德，相比之下“小”即是富贵贫贱等人生境遇，如颜子的“箪瓢陋巷”，孔子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等。见“大”何以忘“小”？程子曰：“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穷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而“心”所以不累，在于一“心”向道（大），故可以抛开穷、达之人生际遇（小）的烦扰。孔子自称“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此正是其“学以至其道”的人生历程写照。孔子一再强调君子当“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卫灵公》），甚至有“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的豪迈气概。可以看出，“道”是其一生的不懈追求，若能得之“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周元公集》卷一）。然得“道”又何乐？老子《道德经》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就是说，万物皆源于“道”，若能得“道”岂不等于拥有了一切？“万物皆备于我”，故贫贱富贵等身外之物与之相比如过眼浮云，何穷之有？何忧之有？无怪乎有称“古之得道者，穷亦乐，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程树德《论语集释》）。

故此，我们认为，此“乐”源自于道，谓得“道”之乐，是虽贫而心犹乐。这显然已经超越了纯粹物质意义上的贫贱与富贵，达到了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追求的是一种精神幸福，“精神愉悦才是幸福的本真蕴涵”^[6]。清华大学教授钱逊就曾指出：“物质的充盈并不一定能带来快乐，只有精神的满足才是真正的快乐。物质意义上的生活，仅仅是一个指标；而内心的安定平和才是真正的幸福。”美国当代教育专家卡耐基也曾经说过：“一个人心灵的平静和生活的乐趣，并非取决于他拥有何物，有何地位，或置身何种情境——总之，与个人的外在条件几乎毫无关联，而是取决于个人的精神态度。”^[7]孔子一生守死善道，以“道”为乐，视富贵如浮云，正是因为拥有安贫乐道的精神，才达到虽“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犹乐，甚至“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的境界。这种境界就是幸福，是安贫乐道之幸福。由此，对于人的本性的生命状态来说，幸福不是某种既定的存在或是一种消极的物质享受，而是人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它不仅是人们心灵处于和谐状态时的一种积极感受，更是一种自由自觉的精神性创造活动。只有在创造的过程中，才能感受到真正的幸福，也只有当感受到真正的幸福时，才能体会到创造幸福的价值所在。对于孔子及颜回来说，他们拥有的是心灵的自由豁达，以及内心的平静与安宁，“这种平静和安宁对幸福来说是必不可少”^[8]。他们的自觉活动是靠着“道”这种内在的精神支柱捱过“人不堪其忧”之境地，更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虽身处此境仍不改其乐。杨国荣曾高度评价说：“孔颜的这种境界将精神的升华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强调幸福不仅仅取决于感性欲望的实现程度，从而进一步凸显了人不同于一般生物的本质特征。”^[9]这种源自心灵深处的精神充足，凸显了人之为人所特有的属性，完全有别于物质意义上的满足和纯粹感官上的享受。这是一种宁静闲适、超然物外、自得其乐的精神幸福境界，是一种源自心灵的幸福体验。此种幸福不因贫穷困厄而消失，也不因富贵而骄奢，它是一种持续的心灵之愉悦感受，不同于物质带来的愉悦转瞬即逝。

诚然，人毕竟只是人而非神，首先必须要以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和保障，那种建立在纯粹精神层面的满足基础上的幸福，绝不是真正的幸福。这也正如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所说：“一生没有宴饮，就像一条长路没有旅店一样。”^[10]幸福的人生自然要有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基础和保障，人们在居无定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状态下，显然是不能认为他们是幸福的。追求适当的物质利益是人们正常的、合理的要求，生存权是人类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权利，离开了它，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孔子及其弟子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们也需要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箪食”“陋巷”“瓢饮”），而后方能求其“道”。庄子也说：“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但是他们对于在意或贪图享乐的“小人”之流是嗤之以鼻的，曰：“士志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孔子及其弟子追寻的是一种基于自然物欲——“恶衣、恶食、陋巷”，但又能超越自然物欲的持久的心灵快乐和精神幸福——“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他们的“箪食瓢饮”“曲肱而枕”之乐，是一种坦然淡定、超然入世的积极心态，远离了世俗社会物质的诱惑与功利的干扰，是源自心灵深处的最大快乐和精神幸福。《庄子・让王》引孔子言：“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孔子一生穷学尽数，以“道”为富，以“道”为乐，正是因为对“道”的执着追求精神，他才能以超然的心态面对困厄，始终保持心底的恬淡和安宁，获取心灵所需的持久幸福。

我们现在缺少的或者说需要的不正是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吗？在人生的长河之中，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人生之路不可能总是平坦大道，难免有些曲折坎坷和挫折，如果我们能摆正自己的心态，积极面对每一次挫折和失败，在逆境中求生存，在迷茫中求进步，不断地磨炼自己、完善自己，在社会的淤泥里风雨兼程，洗礼自我，净化内心世界，时过境迁，当你蓦然回首时，你就会惊喜地发现，其实每一次经历都是人生的一笔丰厚财富。

二、推己及人

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

这是孔子“泛爱众”的仁爱观的具体体现，亦是孔子给予“仁者”的一层定义或行为标准。意思是，如果你想有所成就和树立，那就帮助别人也有所成就和树立；如果你想要实现自己的愿望，那就要帮助别人实现愿望；自己不想要的，也不要强行施于别人，做到将心比心地去爱人，多点宽容、多点理解。进一步引申，即自己快乐健康，也希望别人快乐健康；自己富裕，也希望别人能富裕，自己幸福也让别人幸福，这样方能成就真正的“仁者”。孔子视天下全体百姓的幸福为己任，要求个体在追求幸福的同时，兼顾他人、社会的幸福，做到“达则兼济天下”，“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同时还要从他人、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心比心，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当然，孔子的目标和理想远非如此，他所追求和向往的崇高境界是实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的“大同”理想社会。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有所作为，即先从自身做起——“修己”。孔子一生奔走六国，困于陈蔡之间，累累若丧家之犬，并非为了谋取一己之私利和高官厚禄、权贵地位，而是希望通过“修己”之途径有所树立和作为，进而实现“安人、安天下”之大任。所以，在孔子看来，“己立，己达”是“仁者”“立人、达人”的先决条件，只有在“己立、己达”的基础上，才有能力和资格去“立人、达人”，否则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然所“立”“达”者何指？“《孝经室集・论仁》曰：‘所谓仁者，己之身欲立孝道，亦必使人立孝道，己欲达德行，亦必使人达德行。’”（程树德《论语集释》）可见，所“立”者乃孝道，“孝弟者，其为仁之本”；所“达”者乃德行，即仁者应具的内在修养。因此，从广义上来说，所“立”“达”者为“仁”。也就是说，先躬行其身以立仁、达仁，此是成“一家之仁”，故谓之“成己”；同时辅助别人亦立仁、达仁，此是成“天下之仁”，故谓之“成物”，然“成己必至成物”（《礼记・中庸》）方能成为真正的仁者。也就是说，孔子追寻的“仁”是由“仁及一家”之仁之小者达“仁及天下”之仁之大者，“大仁者，爱近以及远……恩及四海”（《说苑》卷五）。可见，只有胸怀天下之“大仁”者方能兼济天下，故能内省不疚，其心坦荡而无忧，此种心境坦然的状态便是一种幸福境界。

不难看出，孔子追寻的“无忧”境界是一种“由己而人”，即推己及人的幸福境界，充分体现了幸福的共享性。俗话说“一枝独秀不为美，万紫千红才是春”，如何才能做到推己及人、和谐幸福地与人相处呢？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孔子认为，不断提升自身的内在修养，幸福即离我们不远，再去“安人、安百姓”，使别人心安、幸福，那便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显然，孔子告诫我们从自身做起，强调了“修己”即“成己”的重要性，这是“成物”的资本所在，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诚如费尔巴哈所言：“你的第一个责任便是使自己幸福。你自己幸福，你也就能使别人幸福。”^[11]只有一心向“仁”，并以仁“推而行之”为己任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仁者。亚当・斯密也曾指出，关心别人的幸福是人的天性中根深蒂固的东西，这种天性促使其“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12]，所谓“独乐不是乐，众乐才是乐”。其实在物质财富极其丰裕的今天，“成己”者大有人在，当问及其幸福与否，肯定之回答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固然有许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一味陶醉于“成己”的独乐之中，而未能及时推己及人以“成物”。成物之乐方为众乐，此乐是仁者之乐——乐山，山稳重而厚道、容万物生长于其上，成人之美，故兼具“君子”“仁者”之风范，心底坦荡而无忧。此是“立人、达人”后心灵深处由衷的幸福流露。此种幸福具有折射、传染作用，是推己及人之幸福，所谓“送人玫瑰，手留余香”，有时给予比获取更能使我们心中充满幸福感。马克思就曾赞扬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13]。这也正如有人曾说的：“如果我们资助一个50岁的人，就会温暖他的晚年；如果我们资助一个30岁的人，就会帮助他掌握生活的技能；如果我们资助一个10岁的人，就会帮助他找到幸福的钥匙。”^[14]这不正是达到了孔子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太平和合的幸福境界？

今天的我们似乎已经淡忘了孔子所提及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才是我们每一个凡人可以达到，也理应努力追求的快乐境界。“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个人和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如果你身边的人都不幸福，你一个人也很难幸福。”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光宪先生如是说。真正的幸福不是彼此孤立的无数个体幸福的简单相加，“人类幸福的主要部分来自被人所爱的意识”^[15]。幸福需要彼此间的互相关爱、一起分享，“相互关心使彼此幸福”^[16]。如果整个人类都能凝聚成一个整体，就没有人类无法战胜的困难，整个人类的生活还能不幸福吗？正如《理想国》所言：“整个国家上上下下全体公民都自觉形成同甘共苦，同喜同悲时，你说这是不是已经系起了一条团结的纽带？”^[17]对于个体而言，首先不应考虑如何“安天下”，而是如何“修自身”。当然在这个修炼过程中，我们不提倡苦行僧的心态，而是以乐观的、积极的、明朗的、对未来抱有希望的心态“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唯其如此，才能真正感受、品尝修炼过程之幸福与实现“天下大同”结果之幸福。

三、克己复礼

如前所述，在孔子看来，真正的仁者才是幸福之人，而修炼至仁者境界关键要从自身做起，遵循严格的要求以“修己”，方能成就仁者之风范。故《论语》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孔子认为，如果有一日人们能够自觉做到“克己复礼”，那便是达到了“仁”及天下的大同世界。此正是孔子所向往的幸福社会。

何谓“克己”？为何“克”之？何晏引汉马融注：“克己，约身也。”（何晏《论语集解》）因“身有嗜欲，当齐之以礼义。嗜欲与礼义战，礼义胜私欲。”（邢昺《论语正义》）显然，“克己”即克制、约束身之欲望，但所“克”对象仅指一己不合宜之私欲，而非一味地禁欲。孔子这种既克服又保留的态度，显然有别于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把“天理”和“人欲”绝对地对立起来，认为“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孟子・集注》），“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朱子语类》）。既不同于老子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又有别于佛家的“物我两忘，无私无欲”。在孔子看来，一方面，人类的欲望是与生俱有的，但是我们不能一味地放纵己身之种种不合宜欲望，尤其是作为“心中有天下”的仁者，更应时刻检点自己的作为是否合于“仁”之标准，学会适度克制自身不合宜或非分的欲望。因为，此种欲望的泛滥会扰乱我们内心的安宁与平静，丧失人之为人应有的理性，从而击垮我们赖以“修己”的精神支柱。如此一来，我们将渐渐远离“仁”者的行列，丧失幸福的根基和保障，不仅自己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而且他人、社会的幸福更是无从谈起。但是，另一方面，人之为人合宜的欲望还是允许而且应该保留的，也正是这些合宜欲望的存在，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不断进步、繁荣昌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是不赞成“灭”欲的，只说“克”，即约束、限制不合宜欲望，而又不至于阻碍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然如何“克己”？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在孔子看来，凡是不符合“礼”的，均不可“视”“听”“言”“动”。显然，孔子将“礼”视为“克己”的衡量标准。对此，钱穆亦解释：“克己复礼，即犹云约我以礼。”^[18]但是孔子强调“克己”的目的并非仅仅人人尊礼，“克己复礼，即是约己归仁”^[19]。也就是说，“天下归仁”才是“克己”的最终目的所在，而这种“天下归仁”的境界正是人类所向往的幸福境界。

既然是“克己”，又如何能“乐”？钱穆曰：“欲克己，即为欲由己。”^[20]显然，“克己”是途径、手段，“由己”是目的、目标，即“克己”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由己”之效果，其实质是“放弃当前的快乐以便得到即将到来的更大的快乐”^[21]。所谓“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里的“必然”是“礼”，而认识“必然”的途径是“克己”，“天下归仁”即是自由。孔子一生虽颠沛流离，但无论身处富贵贫贱，始终恪守“克己”的原则，曰：“富与贵，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对于孔子来说，富贵贫贱均不足以使其动摇“克己”的坚定信念，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是因为其长期践行“克己”的原则，才达到“由己”——“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心灵自由境界。孟子亦云：“人能克己，则仰不愧，俯不怍，心宽体胖，其乐可知。”（《孟子・尽心上》）显然，通过“克己”赢得了心底的安宁与坦荡，身心处于一种无忧无惧的状态，这岂不正是达到了“君子坦荡而无忧”的境界，何能不乐？显然，“克己”的最终效果是愉悦、幸福，这正是幸福之适度性。诚如古希腊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所说：“节制不仅是幸福和快乐的行为准则，也是防止不幸的有效措施。”^[22]由此可见，幸福不是无节制、无原则地自由、散漫、贪婪，真正的幸福必须克制不合宜的欲念，“克制本身就是一种美德”，而“只有美德才足以保证你获得幸福”，^[23]所谓“知足常乐”。

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充分体现了幸福的适度性。它告诫世人凡事均要合乎一定的度，使我们的言行举止符合一定的道德礼仪和社会规范，即符合幸福的适度性原则和要求，这样才能形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幸福的大好局面，个人才能从中获得幸福。尤其是在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固守“克己”的思想，以人类的理性自觉抵制不适的欲望，妥善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身与心之间的关系，营造人类美好的家园，打造人类真实、持久的幸福生活。

四、闻过则幸

常言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难道圣贤真能做到无“过”？《论语》中有关论述明确地告诉我们，圣贤也不乏“过”，只是圣贤对待“过”的态度不同于众人而已。

孔子经常教导自己的弟子要勇于面对自己的过错，“过则勿惮改”（《子罕》）。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生难免有犯错误的时候，孔子认为不怕有“过”，只怕不能意识到此“过”，并以积极的态度改之，所谓“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宣公二年》），若“过而不改，是谓过矣”，“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显然，孔子所担忧的不在于是否有“过”，而是对待“过”的态度。在他看来，人们不应有意逃避、隐藏自己的过错，而应以积极的态度正视之、改正之；反之，若人们不能或不愿正视自己的错误，那么错误只会愈演愈烈，终将酿成人生的悲哀和不幸。所以，孔子对于自己的学生积极引导、耐心规劝。在孔子循循教导下，个性一贯“行行如也”的子路竟然亦达到了“人告之以有过，则喜”（《孟子・公孙丑上》）的境界。不仅如此，孔子本人对于别人的批评、建议更是达到了“闻过有幸”的超然境界，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述而》）由“幸”字可以看出，孔子是何等的豁达乐观。一个人能够做到“闻过则喜”已经不易，而孔子竟然把别人指出其“过”看作幸福之事，此实属圣人之气象情怀。

孔子缘何能达到如此之境界？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孔子认为，对于自身的过错应该多自我反省，少抱怨别人，做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宪问》），“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里仁》）便能远离怨恨。如此何能无怨？朱熹曰：“责己厚，故身益修。”（《四书章句集注》）显然从自身找到“过”之原因有助于进一步改进、提升自己，此等美事当乐之而不及，岂能有怨？另《孔子家语》曰：“人受谏，则圣；木受绳，则直；金受砺，则利。”有道是“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世间万物近乎完美的状态均有得于与其相对一方的指引，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指引。一代圣人孔子是以积极的心态对待其“过”，并畅言：“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过；更也，人皆仰之。”（《子张》）孔子敢于将己之“过”公开于众目睽睽之下，乐于接受人们的监督、指“过”，一旦“过而改之”，则众人将刮目相看。在孔子看来，这便是其不断“修己”的动力因素之一，故能无怨无忧，并将其看作自己的幸福，此种幸福便是“内省不疚、不惧”之幸福，这正是幸福的内在性。这种内在性有力地说明了，幸福不在于靠外在的伪装赢来的掌声和喝彩，而在于内心的平静与安宁，“自家心境坦然，乃是更大的幸福”^[24]。这也较好地体现了人与自我内心的和谐。

翻开历史的画卷，我们不难理解中国古代的皇帝为何自称“孤家”“寡人”，诚然，谦虚之意居首，但不乏“孤单”“孤独”之意。贵为一国之君，每日耳边充斥着“吾皇圣明，万岁，万岁，万万岁……”，很难听到来自大臣、妃子、百姓们的由衷之言。三百六十五日，日日如故，不苟言笑，真乃成了名副其实的“寡人”。他们幸福吗？未必矣！再观眼下，现代社会能够直言不讳地指责他人缺点者已寥寥无几，人们大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冷眼旁观。究其原因，大多数人对于别人的建议或劝告嗤之以鼻，陶醉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良好状态，或是耿耿于怀，更有甚者大动干戈。结果那些善意的建议者或忠告者将与其渐渐疏远，最终其“过”愈演愈烈，到头来真的变成了孤家寡人。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如果有“过”之人能坦然地面对己“过”，闻过喜而改之，其心底将会变得更加明朗，自然会有不尽的幸福之感。

综上不难看出，《论语》中所隐含的幸福取向具有显著的精神性、共享性、适度性、内在性、超然性等本质特征，应当说这种幸福取向十分深刻而中肯地把握了幸福的本质特征，彰显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幸福思想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