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活方式的内在性与超然性

第四节　精神生活方式的内在性与超然性

罗素曾在他的《东西方幸福观》一文中写道：“对于中国人和我们的主要区别，倘若我欲一言以蔽之，就应该说，他们的旨趣是逸乐……他们有无限的闲情雅致——光顾戏院、茶座，闲聊、欣赏中国古代艺术或漫步景色宜人之地。”罗素所描绘的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中国古代文人意趣高雅，追求丰富而有品位的生活，自古以来吟诗作画、拨弦弄琴、对弈良宵、品茶论道、游山玩水，无一不是文人津津乐道之事。这是一种高雅的精神生活，一种“积极休闲”方式，意在追求一种深层次的精神放松和心灵愉悦体验，体现了中国人的“闲情逸致”。诚如林语堂先生在《人生之盛宴》一文中所说：“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非无所事事之所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此语不仅道出一位现代中国哲人对“生活”的深刻领悟，也较好地诠释了“闲”之意义与价值所在——尽享无与伦比的精神之乐，“体现出主动的快感，为心灵所自觉认同……为此耽溺与陶醉……显现出一种优雅、曼妙的轻快与轻松……”^[18]这是一种生存智慧，一种尽情享受生活乐趣的幸福哲学，可谓“闲中求乐”之精神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极力推崇的“思辨的、静观的生活”^[19]方式，“它有着本己的快乐，它有着人可能有的自足、闲暇、孜孜不倦，还有一些其他的与至福有关的属性”，“如若一个人能终生都这样生活，这就是人所能得到的完满幸福”。^[20]这种“闲情逸致……构成了中国人漫长历史中的一段快乐光阴，是古人愿意生活于世、乐于生活于世的重要理由之一”^[21]。

事实上，不论是罗素所说的“逸乐”、亚氏所言的“至福”，还是林语堂所谓的“天下之乐”，抑或是黄卓越认为的“快乐光阴”，都无疑认定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方式。这是因为，这种生活方式体现出一种高雅的生活品位和休闲格调，可谓“雅中取乐”“闲中得趣”，比较符合幸福的精神性、超然性特征，或者说内在地具有精神性和超然性，符合增进和保持幸福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先说抚琴之乐。古琴是我国古代地位最崇高的乐器，位列“琴棋书画”之首，被视为“八音之首”，“贯众乐之长，统大雅之尊”，是古代文人修身养性的必修之乐器。古人有“君子之座，必左琴而右书”“君子无故不撤琴瑟”“心无物欲乾坤静，坐有琴书便是仙”的说法。古琴音韵独特，空灵苍远，古朴幽深，极具沧桑感，集儒家、道家、佛家思想于一身，重弦外之音，讲求中正平和、宁静致远、天人合一，“以己之心会物之神，以达于天地之道”。琴乐圣洁飘逸，可以载道，可以象德，可以明志，可以修身，可以静心，可以启智，可以养生，也可移人性情。汉《白虎通》记载：“琴者，禁也，禁止淫邪，以正人心。”明代《神奇秘谱》的序说：“然琴之为物，圣人制之，以正心术，导政事，和六气，调玉烛，实天地之灵气、太古之神物，乃中国圣人治世之音，君子养修之物。”因此，琴被认为是圣人之乐、圣人之器。先哲孔子、蔡文姬、嵇康、欧阳修、苏轼等都以弹琴著称。抚琴可以让人在高雅的艺术享受中，忘却世间的烦恼与忧愁，进入物我两忘的超然境界。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写道：“可以弹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张祜在《听岳州徐员外弹琴》中写道：“玉律潜符一古琴，哲人心见圣人心。”古琴以其祥和的乐境、至美的乐音启迪人的心灵，在清净中达到人神相和，感悟“德”的内涵和大音希声的“道”的境界。一代圣人孔子在生活的低谷时期，依然弹琴而歌，自得其乐。《论语》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白居易《好听琴》诗亦云：“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堪消疾，恬和好养蒙。尤宜听三乐，发慰白头翁。”晋人嵇康更是将这种境界描绘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抚琴让人陶醉于其中，心平气和，神闲气静，一副悠然自得之态，达到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人生境界。正所谓“琴乐之所求、所获不在琴中，而在琴外。琴中所求者诸如圆、亮、浑、润、坚者，乃求弦外之意的手段，而弦外之意乃是这些手段背后的心灵感受……一种由弹琴所激发的内心的满足”^[22]，从而感受到源自心灵深处的幸福。

再有弈棋之乐。对于弈棋之乐，古人曾以“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来形容围棋之迷人，也因此获得了“烂柯”“坐隐”“忘忧”等雅号，其中的乐趣不言自明。宋徽宗曾有诗云：“忘忧清乐在棋枰。”黄庭坚亦作诗云：“坐隐不知岩穴乐，手谈胜与俗人言。……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黄庭坚《弈棋二首呈任公渐》）在他看来，围棋之乐比起山水之乐更具魅力，也胜过与凡夫俗子聊天，这种乐趣足以让人达到忘我的境界。另外，自称“六一居士”的欧阳修，其“六一”之一便是“有棋一局”，对于围棋之迷欧阳修称“吾之乐可胜道哉！……太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甚至达到“棋罢不知人换世”的境界。显然，弈棋作为一种高雅的休闲活动，可谓静中有动，动静结合：动，令人思考，沉于棋中之乐，忘却尘世的喧嚣与嘈杂；静，又让人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因此，弈棋可谓是利于身心的积极休闲活动，足以让人进入物我两忘的超然境界。

其次是品茶之乐。相比于琴、棋，品茶则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一般选择窗明几净、素朴清幽之地，风日晴和或蒙蒙细雨之时，人数以少为佳，其中之乐“因时、因地、因人”而异。陈继儒《岩栖幽事》云：“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各施茶。”张源《茶录》云：“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神，二客曰胜，三客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可见品茶讲究“静”，包括外在环境之静与内在人心之静，在特定的气氛环境中，享受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之美：远离尘世的喧哗、人世的纷争，尽享鸟语花香、小桥流水、清风明月，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鲁迅《喝茶》一文大赞饮茶之乐，说：“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称其为“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现实中享受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我国现代茶业的奠基人吴觉农先生曾高度评价说：“饮茶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是一种艺术，或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陈香白先生也认为，品茶是一种“美的享受过程”。白居易《食后》诗更是刻画出了这种意境，其诗云：“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赊。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并自称：“虽被世间笑，终无身外忧。”明人文震亨亦云：“香茗之用，其利最薄，物外高意，坐语道德，可以清心悦神。”饮茶时“坐语道德”带来的是超然物外的高雅意趣，不仅可以“清心悦神”，而且也是人的精神对物质世界的超越。无怪林语堂先生说：“只要有一壶茶在手，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是快乐的。”此话一语道破了茶之妙效，以及中国人追求的简单而不失高雅的生活乐趣。

除此之外，游赏自然山水历来也为文人情有独钟。古之圣贤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水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宁静、自由、逍遥与洒脱，远离尘世的喧嚣，让身心回归平静祥和的大自然，找到幸福的源泉。费尔巴哈曾说：“只有回到自然，才是幸福的源泉。”^[23]罗素曾说：“幸福的生活，大半有赖于恬静，因为惟有在恬静的空气中，真正的快乐才能常住。”^[24]亚当・斯密也说：“幸福存在于平静和享受之中。没有平静就不会有享受；哪里有理想的平静，哪里就肯定会有能带来乐趣的东西。”^[25]大自然中有触手可及的平静，身临其中尽情享受无处不在而往往无暇顾及的乐趣。仅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便足以让人对其中之乐浮想联翩：“……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山水之乐可以解忧散怀、豁畅心神，让人流连忘返，诚如党圣元所说，自然山水是个体身心幸福的滋养物与源泉，因为“文人士大夫们寄情山水，悠游行乐，既是自然的赤子，又是自然山水作为‘精神家园’的营造者。当他们放志山水，纵意游肆，与自然界的一丘一壑、一草一木亲和交流之时，既是在进行一种心灵的汲取与补偿，更是在从事一种精神的输出与赋予”^[26]。人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互为主体，互为补充，在这样的境界下，他们“忘劬劳，外荣辱，清静闲处，养志存神，尽享闲情逸致。……忘忧娱心……自得其乐”^[27]。故此，党圣元认为，“自然山水即是道、即是理……游山水就是读老、庄，而自然山水作为一种‘语言’似乎比庄、老书中的文字更能说明庄、老之道，更具表现力，更能‘尽意’，同时又与自身的生活更为接近”^[28]。在此，党圣元将自然山水上升到哲理的高度，揭示出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意味着自然山水不仅能带给游赏者感官上的享受与身心的愉悦，同时有助于提升个体的内在修养与精神境界，从而获得精神上的幸福感。

总之，抚琴、弈棋、品茶、游赏山水，凸显了中国古代文人精神生活方式之“闲”“雅”，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带来的是身心的愉悦、精神的充实，远远超越了感性的物质欲求，不断追求理想的境界，在现实生活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从而获得幸福感，折射出文人的生命形态、精神诉求，体现出一种超越和洒脱。

综上不难看出，我国传统生活方式所关注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身心的和谐，追求的是一种真、善、美的人生境界。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们生活活动中的体现，反映传统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的性质、水平。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地蕴藏于传统生活方式之中，并不断发挥塑模社会生活方式的功能。无论是劳动与交往生活方式、消费生活方式，还是闲暇生活方式，抑或是精神生活方式，都合乎幸福的本质特征。这种生活方式能够使人们较好地遵循幸福原则去追求和获得幸福，从而内在地具有幸福功能。因此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方式。

对此，古往今来，有不少思想家、文学家或明或暗地倡言此论。古希腊经济学家色诺芬在《经济论》中指出，人们的幸福仅仅依赖于农业，农业是最使人愉快和最有益于健康的经济部门。在色诺芬看来，“从事农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享乐”^[29]。由此可见，色诺芬是倡导“农业幸福论”的，这也即是肯定传统生活方式是幸福的生活方式。此外，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也是倡言此论的，也正因如此他被一些学者认定为“农耕时代的经济学家”，汪丁丁就曾说过：“通读《原富》，我们不难感受到斯密向往的生活方式，其实始终笼罩在那种恬静的乡村气氛里。斯密曾经指出，幸福的真谛在于保持内心的平和，而不在于物质财富的无度集聚和挥霍。”^[30]在亚当・斯密之后，西方学者查理・季特彭在《农业合作》的序言中说道：“人类如欲追求幸福，与其向工厂和矿穴去寻求，毋宁在大地之下田野之中去觅取。”^[31]可以说他继承、弘扬并发展了色诺芬、亚当・斯密的有关传统生活方式幸福的思想。司各特・隆维吉在《简朴生活读本》一书中赞叹：“农业劳动、尤其是邻里互助、共同劳动“就是一种爱的工作，我们生活在其中是多么幸福啊！”^[32]

另外，在我国也不乏主张传统生活方式的思想家与文学家。李文阁撰文指出，当代中国人所追求的永不满足的富翁式的生活方式，已经出现了问题，很难继续维持，按照此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并不一定幸福。他指出：“近代之前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简单而宁静的生活，是一种林语堂所说的不希望太多、也不希望太少的生活。外在的东西、物质的东西多到不至于成为负担，少到不至于难以维持生存，其余的时间随性而行就可以了。此种生活方式的最典型代表就是陶渊明所描绘的世外桃源式的生活。”^[33]这无疑是说传统生活方式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方式。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贺雪峰在《乡村的前途》中称，乡村前途系着中国前途，“希望重建田园牧歌的生活，希望温饱有余的农民可以继续享受青山绿水和蓝天白云，可以继续享受家庭和睦和邻里友爱，可以继续享受陶渊明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休闲与情趣。劳作是有的，却不需要透支体力；消费是有的，却不追求奢华；闲暇是有的，却不空虚无聊。总之，农民的生活是幸福的”^[34]，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对乡村生活的喜爱与赞美。贺雪峰提倡“低消费”的生活方式，讲求节约，鼓励“新三年，旧三年”，反对铺张浪费，尤其反对单纯以金钱来衡量人生价值的生活方式。张芙鸣等人认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日常生活中得以稳定的生活方式是农民社会的生活方式。”^[35]这虽然是在笼统地称赞农民社会生活方式的稳定性，同时也是对传统生活方式的肯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景天魁说：“我理解的好的生活方式不要求高的物质享受，而是要适可而止。不要去做金钱的奴隶，要靠一种健康的、理性的生活追求和生活目标来支持我们的发展。所以，要回归传统的有生活底蕴的生活方式……这样我们这个社会，百姓过上滋润的生活，国家安定，社会进步，文明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我认为，恐怕将来人类解决的问题不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怎么活的问题。”^[36]凡此等等。据此我们认定，传统生活方式就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