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与易学辩证法

第四章　墨子与易学辩证法

墨子的生卒年代及他的出生地，古史没有一个确切的记载，后人说法很多，也很难确切断定。中国最早的纪传体史书《史记》中，也没有他的传记，仅在《孟子荀卿列传》之后，附了几句话，说道：“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春秋战国之交是中国古代社会激烈变动的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水岭就在这一时期。确定墨子的生卒年及其故里，对于了解墨子生活的时代背景、条件和对其进行历史评价是一个重要依据。

大致来说，墨子生于孔子卒后十多年，卒于孟子生前几年。墨子的生平在孔、孟之间。清人孙诒让在《墨子年表》中，考定墨子出生于前468年（周定王元年或鲁哀公二十七年），卒年为公元前378年，享年90岁，与孔子享年73岁，孟子84岁，都可谓长寿。

关于墨子的故里，说法亦不一，有说宋国人、楚国人、鲁国人，也有说是印度人、阿拉伯人，但多数研究者则确定是鲁国人。据高诱在《吕氏春秋·慎大览》注中说：“墨子名翟，鲁人也。”《吕氏春秋·情欲篇》说：“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这是说，墨子是鲁国人，年轻时在鲁国，跟史角的后人学习过。《淮南子·修务篇》说：“昔者楚欲攻宋，墨子闻而惮之，自鲁趋而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于郢。”证明墨子自从鲁出发远行说非攻。《墨子》书中记叙的墨子活动，也多以鲁国为中心。如《墨子·贵义》篇中说：“墨子自鲁即齐，过故人。”《墨子·鲁问》篇中说，越王“迎子墨子于鲁”。墨子为鲁人似无可疑。墨子的先人墨夷氏曾在宋国为官，墨子出生于鲁时，已沦为平民，曾从事过木工，被当时贵族社会视为“贱人”、“鄙人”。

考证墨子为鲁人的意义，在于更可了解墨子近儒脱儒之造士过程。鲁是周公之邦，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资源极其丰沛，文化相对发达。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来鲁请观周乐，《诗》之风、雅、颂及乐舞兼备。又《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国上卿使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叹息“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墨子年轻时就是从鲁儒那里开始学习先王与圣人之道的。《淮南子·要略训》曰：“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主术训》亦曰：“孔墨皆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墨子书中也广泛引用《诗》、《书》、《春秋》，可证墨子确实学习过“儒者之业”，有些观点与儒家相同。

但是，墨子是木工出身的劳动者，劳动给予他讲求实际的习惯，这种习惯同儒家脱离实际的空谈与琐碎的礼教格格不入。所以他从近儒到脱儒，跳出了儒家范围，别成学派。如《淮南子·要略训》所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这里的“背周道”就是背弃儒家之道的周礼，“用夏政”就是采用传说中的先王夏禹之道。

墨子学先王之道，目的为治国平天下，遍利天下之民。他兼学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而以夏禹为重点。大禹生活在原始社会的末期，他的任职是由氏族联盟选举的，当初任务是领导大家治理危害民众生存的洪水泛滥。大禹受命以后，“亲操耒耜”，“湮洪水，决江河”，“沐湛雨，栉疾风”，“日夜不休”，多年在外，三过家门而不入，最后弄得“腓无胈，胫无毛”，形劳天下如此。墨子提倡的就是这种夏政，这种克勤克俭，务为万民兴利除害的精神，心大禹之心，行大禹之行，学大禹之学，志大禹之志，不如是，则所谓“非禹之道，不足为墨”者也。墨子提出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命、节用等十种理论，与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的周礼是大不相同的。由于他的主张获得了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大多数人的拥护，墨子学说很快就成为与儒学并驾齐驱的“显学”。

先王道术，实以伏羲创八卦后的易道为主导，六艺之学亦以易学为先源。墨子学先王之道，受孔子之术，必与易学密切相关。如大禹治水，用“疏”不用“堵”，即与易术有关。《墨子·耕柱》篇载：“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是使翁难雉乙卜于白若之龟，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举而自臧，不迁而自行。以祭于昆吾之虚，上乡！’乙又言兆之由曰：‘飨矣！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东，九鼎既成，迁于三国。’”

由此可知，墨子亦曾研习夏之《连山易》。当然，墨子之思想并非纯尚夏禹，如上所说，尧、舜、禹、汤、文、武等先王圣哲均为墨子之崇尚对象，《墨子》书中亦多有论及。就以“受孔子之术”来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于易术多有创见，墨子必受其影响，且亦有所发明。其实，儒、墨两家于易学各有创发、互有影响。

《汉书·艺文志》言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述逢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舍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志，虽有长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又言：“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源。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

在班固《汉志》看来，《易》为六经之源，而六经又是诸子之源，以此而言，诸子之学盖出于《易》。那么，作为“诸子九家”之一的“墨家者流”，其学术必与《易》有关，且各家之易学观互有影响。

这里，牵涉到《易传》的作者问题，也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易传》十翼为孔子及其后学所作；也有认为是先秦道家学派所作；也有认为先秦儒、道、墨、名、阴阳诸家于《易传》都有参与与影响。作为当时两“显学”之一的墨家，必然亦于《易传》互有影响。

例如，墨子及其后学的“时空”观、天地论，对于文饰《乾》、《坤》两卦的《易·文言传》的影响。《墨子·辞过》言：“凡回于天地之间，包于四海之内，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牝牡雌雄也。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这与《易·系辞上》所概括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相同。而《易传》之天地、四时、上下、阴阳、男女等范畴均与《墨子》有关。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天地纟因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系辞》）；等等。可以看出，《易传》之基本范畴与《墨子》之说都互有影响。

再如，《易传》吸收了墨家学说中的功利思想。《墨子》言：“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易·说卦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把仁与义统一起来。《易·系辞传》说“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义利兼顾，把义与利统一起来。《易传》还以《墨子》的“丝麻布绢，以为民衣”、“耕稼树艺，以为民食”、“作为舟车，以便民事”（《墨子·辞过》）及“车之利”、“舟之利”、“宫室之利”、“兵之利”（《墨子·节用上》）等为据，举出了许多卦象，论述了《易经》“观象制器”，以便民利的思想。

再次，《易传》亦吸收了《墨子》之“以往知来”、“以见知隐”、“察类明故”的思想。《墨子》曰：“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语，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谋若此可得而知矣。’”（《墨子·非攻中》）又言：“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墨子·非攻下》）正是在《墨子》的启示下，《易传》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如言：“夫《易》，彰往而察来，显微而阐幽。”“《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易·系辞》）又以《观》、《咸》、《恒》、《萃》等卦的《彖传》说明此理。由此可以看出，《易传》从全方位角度发展了《墨子》的认识论思想。

在古希腊，有一位比墨子早出生七八十年的名叫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家，他认为万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事物的运动根源是对立的斗争。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他是“古代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毛泽东在延安时看了陈伯达写的《墨子哲学思想》，认为墨子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是的，墨子的辩证的哲学思想确是丰富的。墨子论著中关于阴与阳、公与私、义与利、知与行、名与实、同与异、正与偏、大故与小故等哲学范畴的探讨都含有丰富的辩证法因素。

我们试从对儒、墨、道诸家哲学思想的互相影响及其异同的比较中，从《墨子》有关论述对《易传》的影响分析中，再从《易》、《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总体综合考察中，概括出墨子及其后学在易学辩证法方面的几点突出成就及其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