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的认识论

二、知行合一的认识论

认识论是哲学的重要内容，墨子在这方面造诣颇深，贡献颇大。在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根本问题上，墨子认为“实”在先，“名”在后，名（概念）是模拟客观事物的实在，肯定了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所以墨子的认识论是属于唯物的反映论的。

《墨子·经说上》：“物，达也。有实必待文多也。”墨子认为，物质是最通达、最普遍的名称，凡存在之实均可以通过“物”反映出来，“物”构成了主体认识的唯一来源。

《墨子·经上》：“知，闻、说、亲。”墨子把知识分为三种，即“闻知，说知，亲知”，而以亲身体验而得的直接经验作为认识的首要来源，把亲身的“行”放在首位。《墨子·小取》：“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这里表明人类的主观认识要以客观事物为基础，以考察“物之所以然”作为认识的直接来源，以别于“群言”这种间接知识。

墨子承认认识是一种实践的、发展的过程，他认为这过程大致可经历三个阶段，即“虑”、“知”、“”。《墨子·经上》：“虑，求也”；“知，接也”；“，明也”。“虑，求也”，意谓思虑是求知过程的开始，是以其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对未知事物的一种探求。“知，接也”，意谓知觉来源于感觉，即来源于感觉器官与客观事物的接触，并且能描述它的特征。在这个感性认识阶段，感官接触外物，形成感觉、知觉以及表象、印象，同时人们还能将这种感知描述出来。“，明也”，意谓这是由“知”到“”的理性认识的飞跃，是人们对事物达到更明晰的把握，是用其认识、认识对所感知的事物进行评论、推理、分析的思维活动。墨子的“虑、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同时已经明确地区分了认识的对象与主体，指出认知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是在对客观事物的初步观察、感觉、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直至后期墨家“辩”学体系的完整提出，对“名、辞、说”理论的深化，说明墨家对思维的基本形成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抽象和概括。中国古代将认识的发展过程提高到如此程度，是墨家自发地将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的结果。

认识的正确与否以及正确的程度，须从实践中得到证明。只有当认知结果达到了与实践相结合，行之有效且合义理，才能被证明是对真理的认识。墨子在《耕柱》篇中说：“言足以复行者，常（尚）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尚）。”《贵义》中说：“言足以迁行者（向善之行为），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因此，墨子特别强调“仪”，即标准的重要。没有一定的标准，是非利害根本就无法分辨。他说：“言必立仪。言而无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墨子·非命上》）《墨子·非命上》接着讲：“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三表法”，推其究竟，前两表仍然是以实际的经验为基础的。所谓“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是根据古时圣王实践所得的经验；所谓“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是参酌当时百姓在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至于第三表，所谓“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即是要在实践中去验证理论是否合乎实际，换句话说，就是以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以是否行之有效且合乎人民功利为标准。墨子把“事”、“实”、“利”、“观”、“察”、“本”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

墨子的认识论虽然过分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对理性认识重视程度尚嫌不足，但“三表法”强调以感觉和实践经验作为检验认识正确性的标准，可以说是中国“实践论”的初始形态，在中国认识论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墨子的认识论与易学的渊源关系，从《易经》第二十卦的《观》卦也可以“观”出来。《观》卦即论观察之道。“观”指各种观察对象和观察方法，包括宏观、微观、上观、下观、观物、观人、观事，最重要的是观心。“观”这个卦象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正确地去理解、观察外物，怎样才能将主观与客观的东西相融合而认知万事万物，教给我们以一种科学的方法、正确思维的方法，因此这一卦特别重要。我们知道，《易》之八卦就是我们的祖先伏羲“观”出来的。《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察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其他，《易传》还有多处论“观”：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易·系辞上》第二章）

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易·系辞上》第二章）

（圣人）仰以观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易·系辞上》第三章）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易·系辞上》第六章）

天地之道，贞（守正）观者也。日月之道，贞（守正）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守正）夫一者也。（《易·系辞下》第一章）

知者观其象辞，则思过半矣。（《易·系辞下》第八章）

（圣人）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易·说卦传》）

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易·序卦传》）

《临》、《观》之义，或与或求。（《易·杂卦传》）

由上所引“观”论，可知易学所谓的观察（认识），是指整体性、全面性的观察；是据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动态性的观察；是据“时”、“位”不同而在转化中的观察；是上下、内外、主客相结合的观察；是应抱中正、道义价值观的观察；是看是否符合人民实际功利的观察；等等。亦可知墨子的认识论与《易经》的渊源关系。

例如，《观》卦的卦辞说：“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这里提到了“盥”和“荐”两种祭祀礼仪。“盥”是酒浇到地上进行祭祀。“荐”是进献的意思，古代的祭祀是先把酒洒在地上，然后把牛羊猪为牺牲供奉上去。这个《观》卦本来是先观“盥”，后观“荐”，但是后来不用观“荐”，甚至不用“荐”了，观了用酒浇地的仪式就行了。为什么？因为“有孚颙若”，只要有诚信、肃敬之心就行了。墨子有观于此，再结合对古今民风的考察，提出了“节葬、短丧”的主张。《墨子·节葬下》说：“所以，古代的圣王制订出的埋葬法则就是：‘棺木三寸厚，能够让尸骨腐烂就行了；衣服被褥三件，足以掩盖住难看的尸体就行了。至于下葬，墓坑不要挖到泉水的深处，向上也不要使腐臭的气味散发出来，坟地的面积长宽分别是三尺就可以了。死者埋葬后，活着的人不要长久哭泣哀伤，应该尽快从事自己的工作，人人各尽所能，用以交相谋利。’这就是圣王制订的丧葬法则。”（意译）无论祭祀或丧葬，只要表达出诚信肃敬之情就行了。墨子的这种观点，也就符合了“三表法”中“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的精神，能够移风易俗，有益于社会民生，无疑是正确的、进步的。

《易经》中较多地运用了类比推理这种思维方式，这对墨子的认识论也有较大的影响。《易经》中每卦都有《象传》，可以观象比类明义。如《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里用天的不断运行，比喻君子的不断上进。《大有》卦构成离上乾下，火在天上，比类“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咸》卦，兑上艮下，山上有泽，比类“君子以虚受人”。《大壮》震上乾下，雷在天上，比类“君子以非礼弗履”等。

从认识论中特别重要的《观》卦来看，《观》卦，上风下地。《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易·象传》说：“和风吹行地上，万物广受感化，象征‘观仰’，先代君王因此省巡万方，观察民风，设布教化。”）如“风行地上”的观察，应该具有普遍的、全面的、公正的、亲和的道德感化等特征，所谓“以物观物”、“以心观心”是也。其实，《易经》中每卦各爻都有《象传》。《观》卦“九五”爻，处阳刚中正之位，爻辞曰：“观我生，君子无咎。”爻的《象传》曰：“‘观我生’，观民也。”（《易·象传》说：“‘受人观仰并自我省察自己的行为’，说明九五应当通过观察民风来自我审察。”）王弼云“观民以察己之道”，以人观人，以心观心，观察要上下、内外、人己、主客相结合。“九五”既为“人君”之象，其所“自观”、“观民”，目的正为着改过扬善，美善治道，使其盛德足以让“天下”观仰。《论语·子张》说：“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此义似与爻辞“君子无咎”之旨有合。从“风行地上，观”引申比类，可推及《诗经·国风》。《毛诗大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此论虽是针对《诗经·国风》而发，但与《观》卦的象征意义甚有相通之处。

类比的前提是对事物进行分类。《易经》六十四卦，每一卦讲的是一类事物：《讼》讲争讼之事；《师》，聚众争战一类；《恒》，讲相对稳定恒常之事；《渐》，事物逐渐变化的，都与此卦相关；《革》，有所变革的事，都可以从这卦中找到解答；《旅》，外出旅行、旅居的种种遭遇，可从这一卦中找到指导；《艮》是山，也是止，遇到与山有关的，或必须停止行动的，可看《艮》卦的指示；等等。六十四卦多是据事分类，如《讼》、《旅》、《小畜》、《履》、《随》、《临》、《观》等。也有些是据物分类，如《井》、《鼎》等。也有事与物有交叉，如《观》可以观井、观鼎等。六十四卦，可说就是当时人们最关心的六十四类事物。人们在哪一方面有了问题，就可从中得到指导。

类比推理的首要条件，是用以比类的两种事物必须同类，同类才有可比性。易学的这种思维方式和经验，为墨子及其后学所继承并发挥。《墨子》不仅强调“明类”，而且把“明类”组合到整个逻辑思维体系之中。我们知道，无论观察、思考或辩论，都为求一个合符事实和真理的判断，以断定是非、吉凶。《易经》与《墨经》都称“辞”为判断。《易传》说“辨吉凶者存乎辞”。“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易·系辞上》）《墨经》说“以辞抒意”（《墨经·小取》），即是用判断来表达思想观点。《墨子·经》认为要判断正确必具“故”、“理”、“类”三个条件，称为“三物”。《墨经·大取》说：“夫辞（判断），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立辞（立判断）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今人非道（路）无所行，唯（虽）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路）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三样东西必须具备，一个判断，才能确立。判断是由“故”（理由、根据）产生，由“理”（推理形式）呈现，依“类”来推演的。确立一个判断，如果不明确它所以产生的理由、根据，那是虚妄的。人们有道路才能行走，虽有强健的身体而不清楚从什么道路走，那就会立刻陷于困境。判断的确立是“类”的推演的结果，确立判断而不明确它的“类”，那是行不通的。“故”、“理”、“类”三者，“类”是基础，“理”是桥梁，“故”是根据。三物齐备，辞才会确立。墨家对于作为立辞基础的“明类”特别强调，对于“类”的运用也最为切实周到。试看《墨经·小取》，于“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之后，特别强调“以类取、以类予”。“取”就是举例，“予”就是判断，“明类”在是非，吉凶判断中是何等重要。如人们通常所说，言论如不明类，就是不伦不类。

以上，我们从《易经》的“观”（察）之道、类比推理，来考察墨子的认识论、方法论，可知墨学与易学辩证法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