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相结合

四、形式逻辑与（易学）辩证法相结合

《墨子》一书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通常称为《墨辩》或《墨经》，或为后期墨家所作。

《墨辩·小取》篇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

这段话概括说明了“辩”的目的、作用、方法和应抱态度。辩的任务在于明确是与非的界限，审察治与乱的规律，弄清同与异的所在，考察名与实的原理，判别利害，解决疑惑。明是非，明同异，察名实是辩的最直接的目标，这是从认识的角度讲的。也就是说，任何具体内容的辩都离不开明是非、明同异、察名实这三个最基本、最直接的目的。而要做到这三点都离不开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这些思维形式具体逻辑方法，这些都是具体的名辩思维的理论问题，具体体现了“辩”作为一种求真的工具的作用。“审治乱”、“处利害”、“决嫌疑”是“辩”的基本目的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所以这三点可说是名辩理论的应用：小则处利害、决嫌疑，大则审治乱、治国安邦。从实践的角度看，墨家认为后面三条即处利害、决嫌疑、审治乱是辩的更重要的目的。而明是非、明同异、察名实归根结底是为后面三条即处利害、决嫌疑、审治乱服务的。至于“自己这样主张，不要反对别人这样主张；自己不这样主张，不要强求别人这样主张”，这是辩论应抱的正确态度。

现从“以名举实”（概念）、“以辞抒意”（判断）、“以说出故”（推理）三方面略释墨家逻辑思维形式的体系。

1.以名举实

墨家的“辩”是个推理论证的过程。为保证推论正确，所主张的论题不被推翻，首先要明“名”，即确定或明确概念。《墨辩》中对“名”的本质有唯物主义的认识。墨家认为“实”是客观存在，“名”是“实”的反映，“实”先于“名”。用《墨辩》的话来说，就是“以名举实”。所谓“举”意为反映，因为《经上》说，“举，拟实也”。“举”，就是对客观对象的模拟、概括、抽象、反映，从而在人的大脑中形成概念，“以名举实”就是用概念反映“实”，要求名实相符。概念这种思维形式反映了客观对象的本质属性，它要用“言”来表达出来，故曰“言，出举也”。

“名”可分为达名、类名、私名三类。达名是范畴，是外延最大、最一般的概念。如“物”就是个达名，泛指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类名，是指一类具体对象所共有的名，马、牛、羊都是动物一类，称为类名。私名，外延限制为一个单独对象，如“臧”，这是个奴隶的名。

2.以辞抒意

所谓“辞”即指一种思维形式，相当于传统逻辑学中的判断。如《易传》所说“辩吉凶者存乎辞”，“系辞焉以断其吉凶”。这里的“辞”、“系辞”是指对卦的解释性文字，从这些文字推断事物的吉凶祸福。所以，“辞”有判断的含义，是对客观情况的一种断定。“抒”，即展义、展现，转义为表达。“意”，指人们的思想。“以辞抒意”即是用判断表达思想。而表达一定思想内容的“辞”，其名辩形式是判断，其语言形式则是语句，确切地说是陈述句。《墨辩》认为，思想（意）在人的大脑里，要通过“言”才能表达出来。“言”的语言表现形式是语句、句子，“言”的逻辑形式则是判断。“意”通过“辞”得以表达，“辞”所表达的“意”（思想）当然是判断。可见，“辞”既表达判断，又表达语句。

《墨辩》中关于“辞”的种类，有“尽”，全称判断；“或”，特称判断；“假”，假言判断；“必”，必然判断；“弗必”，或然判断；等等。

3.以说出故

《墨辩》认为“说”的本质是把一个“辞”（判断）所以成立的理由揭示出来的过程，也即“推理”（或称“推论”）过程。所谓“故”，《墨子·经上》的定义是：“所得而后成也。”得到某些东西（理由、原因、根据）就会使某物成为这个样子，那么所得到的某些东西就称为某物之“故”。引申开去，某“辞”得以确立的“故”，就是某“辞”得以确立的理由、根据。而“说”就是把某“辞”得以确立的理由、根据揭示出来的过程。《墨子·经上》中有“说，所以明也”。“出故”是个过程，“明故”既可说是“说”的过程，也是“说”的目的。

《墨辩》承认，人的知识由于其获取途径的不同可分为“亲知”、“闻知”与“说知”。所谓“亲知”，是通过亲身实践即通过眼、耳、鼻、舌、身接触外界而所得的知识。所谓“闻知”，是通过传授得到的知识，即亲朋、师长的传授乃至阅读书传得来的知识。所谓“说知”，即通过推论，运用理性思维得到的知识。《墨辩》所论述的重点当然是“说”，即推理。因为这是人类获取知识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途径。可见，“说”就是从已知的前提到推出一个结论的思维形式或思维过程。通过这种方法或途径得到的知识就是“说知”。

《墨辩》例证的种种推理方式，有效式推理、假式推理、譬式推理、援式推理、推式推理、侔式推理等。至于墨家所强调的类比推理，所谓“以类取、以类予、以类行”的事例，在前章的墨家的认识论中已有所述，此处亦略。

关于逻辑学中的三大思维规律，即同一律、无矛盾律、排中律，《墨辩》虽未专门加以讨论，但在讨论“正名”（概念明确）及“辩”的定义的过程中却明白无误地对此三律的要求与内容，做了中国式的简洁表述。

如《墨子·经说上》：“同，二名一实，重同也”；《墨子·经说下》：“彼止于彼，此止于此”，即是即是、非即非。这就是“A是A”的同一律。

又如《墨子·经说上》：“彼，凡牛区牛，两也，无以非也。”“辩，或谓之牛，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不当若犬。”意谓牛与非牛形成矛盾的概念，不可以“两可”，必有一个不成立。如韩非子所讲寓言故事中的那个楚人，既说“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说“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陷入了“两可”的矛盾。“无矛盾律”就是克服“两可”，只承认一个成立，其公式是“A不是非A”。

再如《墨子·经上》说：“彼（是非），不可两不可也。”当人们运用思维以认识现实，就同一对象下一判断，或者说这是什么，或者说这不是什么，其间没有第三者，故做出的判断，或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两者必居其一，不可以两者都是错误的。故曰：“彼（是非），不可两不可也。”很显然，这是“排中律”，其公式为“A或者并非A”，这个公式告诉我们，除了“A”和“非A”之外，没有第三种选择，二者必取其一。“两不可”的逻辑错误一般出现在命题中。例如，世界上究竟有鬼还是无鬼呢？有的人这样说：“既不能说有鬼，也不能说无鬼。信则有，不信则无。”这就违反了排中律的要求，因为“鬼存在”与“鬼不存在”是具有矛盾关系的命题，两者必有一真，即我们或持有鬼的主张，或持无鬼的主张，除此以外，再提出第三种主张，在逻辑上是错误的，更不用说在事实上也不能存在这种情况。

综上所述，墨家对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形式的系统的概括阐述，以及对思维的三大规律的简略揭示，标志着我国古代名辩逻辑体系的建立，这是墨家学派对中国文化的又一巨大贡献。

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形式逻辑是规定思维过程的，它根据已知进行推论，照着推论规则做，可以使思维正确、前后不矛盾。辩证法属宇宙观，是探求宇宙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规律而指导我们实践的。为了把握现实的变化发展，把握具体真理，概念必须是对立统一的、灵活的、能动的，概念的内涵外延也是有所变化的。正确的认识论，应把思维的正确性和真实性结合起来，必须于遵守形式逻辑规则之外，时刻不离开辩证法指导下的实践。“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区别，却时刻不能分离。”（周谷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

按上述墨家的辩证唯物的宇宙观，实践为主知行合一的认识论，以及“以名举实”的理论思维指导原则。《墨子·经上》所论：“久，弥异时也；宇，弥异所也。”“为，存、亡、易、荡、治、化。”（事物的运动变化有存在、消亡、交易、散荡、治化、变易六种）等等，说明墨家学派十分重视形式逻辑与易学辩证法相结合，而且在研究上有更多的进展和成就。这是先秦儒、道、法、名、阴阳诸家所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