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困苦的经历闪闪发亮的人生

孔子，作为春秋时期中华文明的集大成者，他的一生是艰难困苦的一生，他的人生则是闪闪发亮的人生。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代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死于公元前479年（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享年73岁。

孔子的祖先，是宋国的贵族。宋的祖先是微子启。公元前11世纪周公平定武庚反叛后，把商的旧都周围地区分封给商纣的庶兄微子启，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南）。有今河南东部和山东、江苏、安徽间地。微子启死后，由弟微仲继位。可能微仲就是传说中可查的孔子的远祖。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从微仲到叔梁纥共十四代。孔子的五代祖木金父因其父孔父嘉在宫廷内讧中被杀，为了避祸便从宋国逃奔到鲁国，从此定居鲁国陬邑。陬（zōu）邑，在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古时大城市曰“都”，小城市曰“邑”。

叔梁纥是从宋国避难到鲁国后的第五代了。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因为立了两次战功而小有名气。因他先娶施氏，生女九人，没有儿子。后娶妾生了一个儿子，是个跛子，叫伯尼。叔梁纥希望有个像样的儿子继承自己，于是便向颜家求婚。据说颜家有三个女儿，老大、老二都不愿意，只有不满二十岁的小女儿表示愿意嫁给叔梁纥。这小女儿名叫颜徵在。叔梁纥大约六十六岁左右与颜徵在结婚。婚后不久，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孔子。古人称不合礼仪的婚配为“野合”。他们认为，男性八月生齿，八岁换牙齿，十六岁性成熟（二八十六阳道通），六十四岁性功能衰竭（八八六十四阳道绝）；女性七月生齿，七岁换牙齿，十四岁性成熟（二七十四阴道通），四十九岁性功能衰竭（七七四十九阴道绝）。婚姻过此者，都称为“野合”。《史记•孔子世家》：“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生孔子。生而首上圩（yú）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匡亚明《孔子评传》注云：“从前习惯把兄弟排行用伯仲叔季来表示，孔子有个跛子异母兄叫伯尼，孔子排行第二，故字仲尼。子是当时一般尊称，和后来称先生相似。”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卷十：“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 ‘仲尼’。”

孔子三岁时，他的父亲叔梁纥就离开了人间。颜徵在被迫离开叔梁纥家，带着三岁的孔子，迁居到鲁国国都曲阜城内的阙里生活。父亲去世，母亲被逐出家门，给年幼的孔子幼小的心灵伤害太大太大。孔子从小就生长在如此贫贱困苦之中，所以孔子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壬子，鲁襄公二十四年，年三。父叔梁纥卒，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

孔子十七岁时，他的母亲也去世了。母亲去世之后，从小知书达礼的孔子，含着悲痛，按照当时的礼俗，设法将母亲与父亲合葬于防山。防山在今曲阜东十余千米处。母亲的去世，给这位刚刚立志于学的少年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命运多舛的孔子，从此便过着孤儿的生活，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独立谋生。

由于孔子早熟，他刻苦努力，勤学好问，谦虚知礼，老成练达，加上他死去的父亲既是武士、陬邑大夫，又有战功的好名声和他亡母颜徵在的出身大族，因而很快就在鲁国都城曲阜的社会包括贵族中间形成了较好的印象。所以孔子在十九岁时就娶妻于宋人幵官氏。婚后一年而生子，连鲁国的国君鲁昭公也派人送来了一条鲤鱼表示祝贺。《孔子家语•本姓解》记载了这两件事：“孔子三岁，而叔梁纥卒，葬于防。至十九娶于宋之幵（音坚）官氏。一岁而生伯鱼。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荣君之贶（kuāng，赠送），故因以名曰鲤，而字伯鱼。”这些都增加了孔子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孔子幼年丧父、少年失母，虽然失去了贵族的地位，在社会上受到过冷遇，但鲁国的文化空气却很浓厚。孔子十一岁时（公元前540年），晋国的韩宣子到鲁国看见《易象》与《鲁春秋》时，赞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公元前543年，以让国著名的吴公子季札出使到鲁国，听了鲁国特别保存的周朝和各国的乐歌后赞叹不已。经受过贫贱的磨炼，又生活在文化气氛十分浓厚的环境中，加上良好的母爱和母教，孔子的情商与智商都比较高，因而，从小就有了积极向上的志愿。所以，孔子晚年回忆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

孔子从童年到五十四岁，除了到齐国住了一年多，到周王朝的京都洛邑访问了几天以外，基本上没有离开过鲁国。五十余年孔子都生活在鲁国这块土地上。他的思想既受到了时代精神的洗礼，又受到了鲁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五十余年的家乡生活、学习、工作，奠定了孔子的思想基础、思维能力、工作能力和协调人际关系、与人和谐相处的素质。

鲁国于公元前十一世纪在山东曲阜一带建国，其疆域时有变迁，春秋初期版图最大。这片土地，有山有水，山水之间又有大片的肥美平原，加之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生态环境优美，是一个适于人类生存的好地方。从远古开始，人类就在这一带生息繁衍，创造着灿烂的鲁文化。

大约六千年前左右，这里就创造了大汶口文化。而这种文化，在当时整个中国来说，是处在领先地位的。大约在四千年前左右，这一带又出现了举世闻名的黑陶文化。从那时起，这一带的人们就已步入文明时代。

在商朝建国以前，商人的祖先契，就曾居住于曲阜南部的“蕃”地。商朝建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又是商朝的大本营。曲阜当时被称作“奄”。据《竹书纪年》载，商朝的第十八王南庚、第十九王阳甲、第二十王盘庚等三代君主，皆曾以“奄”为都城。曲阜曾一度是商朝的政治、文化中心。直到西周初年鲁国建国前后，曲阜一带殷人还有很大势力。

鲁国建国后享有特殊地位。鲁国在各诸侯国中的位次居长，享有天子的礼乐。这样的文化环境对于十五岁已立志成才发愤学习的孔子的成长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艰苦卓绝的学习，到了三十岁左右，孔子不仅通晓了原来意义上一般贵族都不一定能够完全掌握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而且进一步通晓了贵族必须掌握的全部高级的“六艺”（即《书》、《诗》、《易》、《春秋》、《礼》、《乐》）。

大约在三十岁以前，二十岁以后，孔子做过两次小官。一次是做会计，古代称作委吏。一次是做管理牛羊的乘田。乘田是管理牛羊的小吏，委吏是管理仓库的小吏。孔子都勤勤恳恳地把这些小差使做得很出色。《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孟子•万章下》：“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胡仔《孔子编年》：“二十岁始仕于鲁为委吏……二十一岁为鲁乘田。”这一方面说明孔子好学，另一方面说明孔子办事认真，学习的目的是为了用，是为了立。

孔子从小勤学好问，刻苦钻研，不耻于问，抓住一切机会，充实和提高自己。鲁昭公十七年，鲁国的一个东方的附庸小国郯子来朝鲁国，当鲁君宴请郯（tán）子时，叔孙昭子向他请教过少昊氏以鸟名官的问题，少昊氏是一个古代东方部落，正是郯子的始祖，所以郯子回答得很详细。孔子知道后便抓住机会向郯子学官。狄子奇《孔子编年》：“丙子十有七年晋顷公元年（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引者注）年二十七，学官于郯子。”《春秋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  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工，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

孔子二十八岁那年，宋国、卫国、陈国、郑国都发生了火灾。郑国大夫、数术家裨灶认为，如果不祭天禳灾，郑国还会发生火灾。子产不同意裨灶的意见，提出了著名的“天道远，人道迩”的观点。子产这种重视人道的观点对孔子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孔子二十九岁时学琴于师襄子，不仅学得非常认真，且由学琴而仰慕文王。孔子仰慕周文王，周文王是商朝末年周族领袖，周朝的开国元勋。周文王，姬姓，名昌，商纣时为西伯，亦称伯昌。曾被商纣囚禁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北）。执政期间，国势强盛，解决虞、芮两国争端，使两国归附，攻灭黎（今山西长治西南）、邘（今河南沁阳西北）、崇（今河南嵩县北）等国，并建立丰（豐）邑（今陕西长安沣河以西）作为国都。在位五十年。临终前留下遗言《宝训》（学术界试定名为《保训》），告诫太子发必须牢牢记住认真掌握治国理政的秘诀，要像舜与微那样“求中”、“得中”、“假中”、“归中”，培育和弘扬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中”字引申为团结统一之义，周文王遗言的中心思想则为继承与弘扬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鬲（历），恐坠《宝训》。”周文王担心自己去世后，《宝训》中所记载的民族精神——团结统一（“中”的意识、“中”的品格、“中”的气质）坠失，于是详细地讲述了帝尧为什么嘉奖舜，传位给舜的缘由，以及商汤的六世祖微即上甲“假中”、“归中”的功德。周文王说：“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舜小心翼翼追求团结统一（“恐求中”），满足庶万姓的要求，上下和谐，阴阳和顺，咸顺不扰，于是便达到了团结统一的目标（“舜既得中”）。所以，“帝尧嘉之，用受厥绪”。周文王说：“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乃归中于河。”上甲微凭借依靠团结统一精神（“微假中”）与（“于”，作连词用，犹与。《书•多方》：“时惟尔初，不克敬于和，则无我怨。”）河伯联合，战胜了有易，诛杀了绵臣。上甲微没有食言，乃将团结统一精神坚持到底，与河伯增进了友谊（“微无害，乃归中于河”）。上甲微由此将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中”）“传贻子孙，至于成汤”，于是汤得到了天下。

孔子大约年三十四岁前往当时周天子的首都雒邑（今河南洛阳市）学习周礼和古代文献，观察周朝的文物制度，收获非常大。而且还有机会聆听老聃的教诲。《史记•孔子世家》：“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及于鲁，弟子稍益进焉。”关于孔子去雒邑的时间，前人大约有六种意见，唐司马贞《索隐》根据《庄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见老聃”定为五十一岁，而反对孔子十七岁（《水经注》）去雒邑的看法。此据狄子奇《孔子编年》。程復心则认为：“孔子三十岁适周问礼于老聃”。

孔子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学问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孔子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形势的需要开创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私人讲学事业。孔子的“有教无类”使一大批下层平民可以受到教育，并登上仕进之途，这是一件有关社会变化的大事。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也可以说，他是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孔子开创私人办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一大批“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仁智勇统一的理想人才，培养一大批能够立己立人、修己修人、修身安民、亲亲忠君、爱民尊贤、为政以德的大政治家。也就是教育他们如何做人和如何从政。

如何做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修身的问题，亦即内圣的问题。孔子要求把他的学生培养成为仁智勇统一的圣人。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仁智勇统一于一身，就是完美的圣人。这样的圣人能够做到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虚、宽厚、诚实、勤敏、慈爱、忠恕、孝悌、中庸。

如何为政，也就是如何做事，是外王的问题。这个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为政以德、为政以仁、为政以礼的问题。为政以德便有了凝聚力，为政以仁便有了亲和力，为政以礼便有了约束力。

对于孔子的教育方法和教学内容，《史记•孔子世家》将《论语》中所记载的进行归纳总结后写道：“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斋）、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

孔子以自己高尚的品德和广博的学问赢得了弟子的尊重。对此，《孟子》一书记载了子贡对孔子的高度评价。《孟子•公孙丑上》：“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体现了孔子仁爱与智慧的精神风貌，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伟大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从子贡、颜渊等人对孔子的赞美与颂扬中，我们也可以窥见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是如何培育和发展起来的。《论语•子罕》：“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孔子在三十五岁时，因鲁国内乱，离开鲁国到达齐国。大概在齐国住了一年多时间。对此，《史记》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与郈阳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乾侯。其后顷之，鲁乱。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

据《孟子•万章下》记载，孔子离开齐国的时候，处境很危险，走得很仓促，“接淅而行”，把正在淘的米没来得及做饭拿起来就走，匆匆忙忙一边走一边滤干没有淘好的米。这时孔子年三十六岁。

孔子从齐国回到鲁国后，面对鲁国当时的局面，决心专心从事教育事业，为改造社会政治培养人才。在这一期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孔子四十七岁那年，即鲁定公五年，当时鲁国执政的季平子死了，季桓子嗣立，季孙氏的家臣阳虎把季桓子囚禁起来，威逼季桓子屈服后才放了他。阳虎成了当时鲁国的权力中心，他很想得到孔子的支持和帮助，以便借孔子的声望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和三十年前拒绝十七岁的孔子到季氏家赴宴的态度截然相反，阳虎多次主动要求见孔子，都被孔子婉言谢绝了。阳虎便想了一个办法，利用当时通行的礼节，凡大夫赠送礼物给士，如果士不在家而未能亲受，这位士就一定要亲自到送礼的大夫家登门谢礼。阳虎将一个蒸熟了的小猪送给孔子，迫使孔子到他家道谢，这样便有机会面对面交谈了。孔子为了避免与阳虎见面，而又不失礼，于是便趁阳虎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阳虎。恰恰不巧，在途中两人又遇上了。阳虎跟孔子打招呼说：“来！我有话跟你说。”孔子走过去，阳虎说：“把自己的才能隐藏起来而听凭国家迷乱，这能够叫做仁吗？”孔子回答说：“不能够叫做仁。”阳虎说：“喜欢参与政事而又屡次丢失机会，能够叫做聪明吗？”孔子说：“不能叫做聪明。”阳虎说：“时间像流水一样过去了，年岁是从不等人的。”孔子说：“好吧！我将出来做官吧！”这场会晤就这样结束了。孔子最终还是没有在阳虎当权的时候出来做官。《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孔子当时不出来做官的原因。“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之（ ，音释，通释）。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尽管这样，孔子并不满足于教书，还是以天下为己任，时刻想出来做官，实现他改造社会政治、造福人类的理想。甚至连那种冒险的官他也愿意去当。《史记》里记载了鲁国的公山弗扰盘踞费邑背叛季氏，请孔子去参加，孔子准备去，因为子路反对，没有去成。司马迁叙述道：“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这件事在《论语•阳货》中也有同样的记载。此事崔东壁《洙泗考信录》卷之二辨之详尽。崔东壁说：“《论语》云：‘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余按《春秋传》云：‘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然则是弗扰叛而孔子伐而败之耳，初无所为召孔子及孔子欲往之事也。”

《论语•阳货》中记载了晋国的佛肸在中牟举兵抗拒赵简子，请孔子去参加，孔子也准备去，由于子路反对，孔子也没有去成。

这两件事都被后来的儒家驳斥为伪托。但从孔子矛盾的思想去分析，孔子还是希望寻找一切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干一番大事业。匡亚明《孔子评传》说：“这两件事说明当时孔子的思想很矛盾。一方面想寻找机会干一番大事（‘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另一方面又由于顽固的‘忠君尊王’思想和认为现存贵族统治阶级神圣不可侵犯的立场而顾虑重重，捆缚了自己手足，不敢大胆前进，不敢造反，正像恽代英同志所说，孔子的很大缺点是‘不知道到人民中间去宣传组织人民，只知道去找那些人君’。正因为如此，所以孔子就不能也不敢走这第三条道路。”匡亚明分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供孔子选择的政治道路有三条。第一条是无原则地和封建贵族当权者同流合污，取得一官半职，享受富贵安乐。第二条是有原则地取得某一位贤明封建贵族当权者的信任，出仕，藉以实现自己“仁政德治”的理想，达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和“治国平天下”的目的。第三条是如果遇不到贤明贵族统治者，遇不到“圣君明王”就利用一切可能条件，积聚力量，像文、武、周公那样，推翻旧王朝，另立新王朝，“拯民于水火之中”，实行“王道”（仁政德治），统一天下。匡亚明认为，第一条道路，孔子不愿干，也不屑干；第三条道路，孔子不能干，也不敢干；留给孔子的道路只能是第二条道路。恐怕当时孔子的思想还没有那样明确，只是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兴文武之道于东方，既能实现理想政治，又能有一份理想的工作，谈不上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谈不上去造反。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孔子讳。总起来看，孔子还是一个谨慎处世的人。

鲁定公和季桓子对于孔子从政的愿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信赖后，于是在公元前501年，孔子五十一岁时，正式任用他为中都宰（中都县长）。《孔子家语•相鲁》：“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途），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诸侯则焉。定公谓孔子曰：学于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史记》也说“孔子为中都宰，四方皆则之”。鲁定公十年，孔子五十二岁，公会齐侯于夹谷，孔子以中都宰摄行相事，即担任鲁君的相礼官，相当于现在的司仪。《左传》记载了这件事。孔子反应灵敏，应对自若，智勇双全，为鲁定公夹谷之会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孔子在夹谷之会中，随机应变，用礼作为斗争武器，以弱胜强，既保持了人格，又保全了国格，为鲁国收复了失地，长了鲁国的志气，灭了齐国的威风。

由于孔子在中都宰这个位子上的出色政绩，加上他的声望，所以很快就被提拔为小司空。孔子是哪一年被提为司空，有争议。狄子奇《孔子编年》：“壬寅，十有一年，年五十三为小司空。按：《家语》于中都宰下明云‘一年四方则之’，又云‘于是二年定公以为司空’。则为司空应在是年。《史记•世家》以为司空、司寇与中都宰并系于九年。朱子《论语序》从之，非是。他本系之十年，亦未核。又孟孙为大司空，故知此是小司空。”胡仔《孔子编年》将孔子由中都宰提为司空编定在辛丑鲁定公十年（孔子五十二岁时）。大司空是孟孙氏世袭的官职，下设相当于现在的助理工程局长的小司空。司空是西周开始设置的中央官吏名，掌管全国水利土木等工程。司空者，司工之谓也。《孔子家语•相鲁》：“于是二年定公以（孔子）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孔子在小司空这个位子上也干得不错。很快就被提拔为大司寇。胡仔将孔子提为大司寇也定在鲁定公十年。胡仔云：“辛丑，鲁定公十年，年五十二。孔子由中都宰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由司空为大司寇，断狱皆进众议者而问之，曰：子以为奚若？某以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后夫子曰：当从某子议是。”崔述以为不知何年。狄子奇将孔子为司寇定在定公十二年孔子五十四岁时。匡亚明《孔子评传》将孔子为司寇也定在鲁定公十年。他说：“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初，孔子做了鲁国贵族中央政权中和三卿（司徒、司马、司空）并列的司寇，司马迁为了区别于司空下设有小司寇和小司空而加了‘大’字称之为大司寇，是有根据的。这个职务，实际上相当于现在一个较大专署的公安司法局长。孔子一生仕鲁仅四年左右，而任大司寇的时间最长，从定公十年到十三年（孔子五十二岁—五十五岁），约三年左右，文献资料记载孔子做大司寇期间的事情，虽也不充分，但比之前两次任职就多些和具体些了。”

孔子在担任大司寇期间，既能充分发挥民主断案精神，又能委曲求全以事季桓子。《孔子家语》中的《好生》记载了孔子民主断案的情况，《子路初见》记载了孔子委曲求全以事季桓子的情况。

《孔子家语•好生》云：“孔子为鲁司寇断狱讼，皆进众议者而问之曰：‘子以为奚若？某以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后夫子曰：‘当从某子议是。’”这不仅仅反映了孔子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民主决策断狱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孔子重视人的价值、珍惜人的生命的仁爱思想。

《孔子家语•子路初见》：“孔子为鲁司寇，见季康子（应为季桓子），康子不说，孔子又见之。宰予进曰：‘昔予也尝闻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则弗动。夫子之于司寇也，日少而屈节数矣。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鲁国以众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则将乱矣。其聘我者，孰大于是哉！’鲁人闻之曰：‘圣人将治，何不先自远于刑罚。’自此之后，国无争者。”人们自觉地远于刑罚，国无争者，这些都是孔子担任司寇期间的赫赫政绩。由此可见孔子以大局为重的广阔胸怀起到的效果有多么显著。

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为大司寇时杀少正卯一事。司马迁说：“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孔子在大司寇行摄相事期间不满于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出于他忠君尊王的思想，力主堕三都。三都是三桓实际上割据的领地内的城堡，即费邑是季孙氏领地城堡，郈邑是叔孙氏领地城堡，成邑是孟孙氏领地城堡。三桓都不住在这些城堡里而住在曲阜，所以当时这些城堡都是由三桓的家臣控制。三桓对此不满。孔子开始提出摧毁这些城堡时三桓都表示同意。所以第一步比较顺利地拆毁了叔孙氏的郈都。第二步拆毁季孙氏的费都时，虽然遇到了季氏家臣公山不狃的强烈反对，但终于还是拆毁了费都。第三步堕成都时，结果不但失败了，而且导致了孔子与三桓的破裂。加上齐人用美色离间之计，迫使孔子不得不辞官离鲁。

《史记•孔子世家》：“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  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师己送，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己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狄子奇将孔子离开鲁国定在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他说：“甲辰，十有三年，年五十五，齐人归女乐，季孙斯受之，三日不朝，遂行。按：《史记•孔子世家》以去鲁在定公十四年，《十二诸侯年表》及《鲁世家》则在十二年，皆失其实。《卫世家》灵公三十八年孔子至卫，当鲁定公十三年。兹从之。”

孔子力图改变天下无道的混乱局面，实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但由于在鲁国的实施过程中受到了挫折，于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率领他的学生离开了鲁国，周游列国。孔子周游列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这一理想社会的重要特点是仁政德治。孔子为了在诸侯国中寻找一个可以采纳自己意见的实力人物重用他，以便他施展才能，改变天下无道的混乱局面。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孔子向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样上下和谐团结统一有序平稳的西周社会政治。“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我们从孔子“吾从周”的鲜明态度中可以想见孔子对周文王开创的西周的向往。即使在孔子十分危险的时刻，孔子想到的、向往的也是文王、周公。清华楚简中周文王遗言体现出来的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进一步说明了孔子追求的正是周文王遗言中保存的求中（追求团结统一）、得中（得到团结统一）、归中（归于团结统一）的团结统一的民族意识。其周游列国寻找机会出来做官的主要目的亦在于此。其实质是爱国爱民忧国忧民。所以他的高足子路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不仕无义”。

孔子周游列国，第一站就是卫国。卫国和鲁国是兄弟邻邦，当时卫国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孔子到了卫国，住在子路的妻兄颜浊邹家中。颜浊邹是当时卫国有名的贤大夫。《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遂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结果孔子在离开卫国的路上遇到了匡人的误解，匡人将孔子视为阳虎予以围困，孔子没有走成，又回到卫国，卫灵公仍然很高兴，亲自到郊外去迎接孔子。孔子这次回到卫国就住在蘧伯玉家中。

孔子从鲁定公十三年离开鲁国来到卫国，前后约住了五年（即公元前497年—前493年）。卫灵公虽然对孔子很客气，但始终没有用他。加上卫灵公死后，卫国政局动荡不稳定。于是孔子便于鲁哀公二年秋离开了卫国，于鲁哀公三年到达陈国。

陈国是孔子周游列国的第二站。孔子离开卫国，一路上经过曹国，曹国未曾接待；路过宋国，与弟子习礼大树之下，宋司马桓魋想杀孔子，吓得孔子匆匆离开宋国；嗣后又到了郑国，在郑国时与弟子失散，郑国也没有接待他；最后于鲁哀公三年到达陈国，住在司城贞子家中。孔子在陈国住了三年。到鲁哀公六年（孔子六十三岁）时，吴国侵伐陈国，为避兵乱，孔子不得不离开陈国。离开陈国后，孔子去看望采邑在叶的楚国大夫诸梁（叶公），叶公正驻守负函（楚地，今河南信阳县）。从陈去负函，途经蔡地，陈、蔡大夫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却依然很镇静，甚至继续讲学、诵诗、弹琴、唱歌不止。最后终于到了负函，见了叶公。叶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这就是说美好的政治具有亲和力、凝聚力，能使近者喜悦，远者向往。

照《史记》的记载，孔子为陈、蔡大夫所围困绝粮不得行以后，派子贡到楚国，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嗣后楚“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

孔子再一次回到卫国后，又住了五年，卫出公既没有让他从政，也没有向他问政。最后于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被季康子派人以厚礼将孔子迎回了鲁国。从鲁定公十三年到鲁哀公十一年，孔子离开鲁国，周游列国一十四年，回来时已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孔子自卫返鲁，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浪流生活，晚年不求仕进，一心一意从事教育和整理文献工作。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是有教无类、诲人不厌、因材施教、启发诱导、言传身教、博文约礼、进德修身。孔子认为人人都应该接受教育。因此他招收学生的手续非常简单，只要送一束干肉，就可以接受他的教育。所以他晚年又培养了一大批像子夏、子张、曾参等才华出众的学生。

与此同时，孔子利用晚年教学余暇整理古典文献。《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文献都是经过孔子整理编排之后流传下来的。

孔子晚年尤其喜欢《易经》。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帛书《要》的出土更加证实了孔子晚而喜《易》的记载。《要》云：“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

孔子晚年同弟子讨论《易经》，不仅“统论一卦之义，或说其卦德，或说其卦义，或说其卦名”，而且也说其卦理，又参以史实，甚至百占而七十当。后世所谓两派六宗都源于孔子。

鲁哀公十六年夏历二月十一日（公元前479年3月4日），孔子走完了他的苦难人生，离开了人世，终年七十三岁。司马迁记载了孔子离开人间前的情景。《孔子世家》：“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如果孔子是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生，至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为73岁。如果孔子是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生，至哀公十六年为72岁。

孔子逝世后，鲁哀公为他作了祭文，称为“国老”。祭文的结尾说：“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哀公谓天丧他的尼父，他无以自为法则。

孔子死后，有许多弟子在坟上庐墓三年，分别时又都痛哭起来。子贡还不忍离去，独自又住了三年。子贡是孔子弟子中在政治上最活跃最有才干的人，而他对于老师的称颂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曾和陈子禽说：“夫子之不可及，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论语•子张》）意思是说，孔子如果有从政的机会，一定能使远近的人民都达到佩服和快乐的地步。孔子一生艰难困苦，受过种种诽谤和侮辱，而在弟子中能形成如此崇高的形象，那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孔子的伟大人格和他的不朽思想。

《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孔子一生可谓艰难困苦。艰难困苦的经历玉成了孔子闪闪发亮的人生。

孔子的一生，用他老人家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的一生，是好仁又好学的一生。

孔子的一生，是好智又好学的一生。

孔子的一生，是好勇又好学的一生。

孔子的一生，是好信又好学的一生。

孔子的一生，是好直又好学的一生。

孔子的一生，是好刚又好学的一生。

孔子的一生，是好礼又好学的一生。

孔子的一生，是好学深思笃行的一生。

孔子的一生，是和谐文明快乐的一生。

孔子的一生，是忧国忧民忧患的一生。

孔子的一生，是忠君爱国坦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