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名义简论

近日看了薛涌博士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谈论国学的文章后^[1]，感到问题多多。现在不暇多论，仅就其文中对国学之名义所发的议论加以商榷。

正如“国画”指我国固有的绘画艺术、“国乐”指我国固有的音乐体系、“国医”(中医)指我国固有的医学传统一样，“国学”自然当指我国“固有的思想和学术”。简言之，“国学”就是与“西学”相对的“中学”。

正如“中学”与“中小学”意义上的“中学”风马牛不相及一样，“国学”与“国家一级的学校”意义上的“国学”(“太学”)也完全没有意义上的关联。因此，谈国学，扯到“国家一级”的“太学”，实在是无谓之举。如果更有甚者把“太学”意义上的“国学”当成古代意义上的“国学”，把“中国固有之学”意义上的“国学”说成是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学”，就更令人啼笑皆非了。

通常情况下，当我们把一术语区分成“古代意义上的”和“近代意义上的”的时候，我们一般承认这两种意义之间是有某种历史联系的，或者是词源学上的联结，或者是训诂学、语义学上的联结。比如古代意义上的“文学”与现代意义的“文学”，虽然其间意义有不同，前者指文献和典章，后者指诗歌、小说、散文等文艺形式之写作和品鉴之事，但是有“文章”之义贯穿两者之间。“物理”、“地理”、“经济”、“宪法”等术语均有此种情形。而“国学”则全然不是如此。其间完全没有意义上的关联，只是书写符号上偶然相同而已，在学理上没有任何意义。

国学与历史上指“太学”而言的“国学”没有关系，前后不存在任何历史联系，那么国学起于何时?此须分两个方面来回答:就其称名而言，起于近代清末;就其内容而论，起于先秦，至少有三千年以上历史了!

国学乃中国文化之载体，与中国文化相辅而行。以“人文精神”为基本内涵的中国文化，其基础奠定于周初。至春秋战国，经孔、孟、老、庄等思想家的发展而成型。至汉又在制度层面得以某种程度的落实。此下以迄明清，渐有丰富和损益，而其“人文”基调则一以贯之。

但是清末以后，西方的学术思想及整个文化，随着洋枪洋炮传入中国，并日新月盛。经过不足百年的光景，广土众民的中国，几乎沦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中国文化日见式微。

西方文化大行，这是“势”所使然，但是称“理”而谈，西方文化既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不合乎天德、人性)的成分。在西方文化入主中国过程中，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吸收西方文化应该有所鉴别，应有主客之辨。中国文化虽然一时迫于“势”力，郁而不彰，但是其精神生命绝不可磨灭，应该着意保存传承，守先待后。

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自觉，是文化之自我认同。如个人主义所主张之个人人格独立一样，一个民族在文化上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有自己的认同。基于这种文化自觉，清末有文化理想的人士把中国数千年来的学术思想传统统称为“中学”或“国学”，同时把近代以来从欧美传来的学术思想和文化传统统称为“西学”，并主张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策略调剂平衡其间。

由此可见，国学古已有之，数千年来一脉相承，严格来说，没有什么新旧之分。其间虽曾因外族入侵而受到过戕伤和挫折，但未尝中断过。只是这一套学术传统用“国学”称之，是在近代东西学术对峙之形势下，国人基于文化自觉和民族的自我认同而提出来的而已。也即，其内容早已具备，只是名称晚出而已。(历史上有“斯文”、“经传”、“经史”、“文教”、“文史”等称谓，此皆可当“国学”之古名)

当清末国人提出“国学”这一说法时，或许受到了日本江户时代兴起的“皇国之学”的启发，但是其意义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即使不受日本“国学”一语的启发，中国人也未必就如此缺乏创造力以至必待学舌日本方知可用“国学”一词来指称自己的学术和思想传统。而且，即使没有“国学”一词之提出，也还有“中学”一词可资替用。所以，在讨论“国学”时，在日本国学上面大做文章，就是无谓的枝蔓之笔了。

正因为如此，当薛涌博士若有其事地谈论着“其实，这种意义上的‘国学’概念，并非20世纪初的产物。最早的起源，至少要追溯到17、18世纪江户日本的‘国学运动’”时，就给人一种很不自然乃至装腔作势的感觉。

至于薛涌博士甚而把中国的国学与日本的“皇国之学”，在其意义与作用上也作相提并论，就更是想当然的臆说。中国的“国学”与日本“皇国之学”并不相同。中国文化历来尚文德而轻力霸，彼“皇国之学”与军国主义有关联，而我国“国学”的振兴，能起到促进社会和谐和世界和平的作用。薛涌博士作这样比附，差不多有为国学罗织“莫须有”罪名之嫌了!

［2005年6月14日撰，载梁淘、顾家宁编:《国学问题争鸣集》(1990～201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注释】

[1]薛涌:“中国文化的边界”，载《南方周末》2005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