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的思想局面

第二节　秦汉时代的思想局面

思想意识形态是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综合反映，并对社会发展产生着重大的影响。社会思想意识包括主导思想、学术思潮与世俗民风、民间思想等各个方面，即官方的主流思想意识与民间的社会信仰观念。二者既有其内在的思想联系，又有各自的独立形态，构成了社会思想意识形态。本书主要任务是分析论述前者，故对后者存而不论，只对秦汉时代的主流思想意识作分析论述。

我们说过，秦汉时代，中国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伴随社会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社会主流思想也发生了相应的深刻改变。社会思想意识的变迁、确立，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又是思想家的加工创造，也是统治者的提倡选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促进社会发展，社会发展需要相应的社会思想，思想家们就会加工创造出来，这是社会思想产生、形成、发展、确立的一般规律。

秦汉时代社会主流思想的产生、形成、发展、确立，也是如此，秦消灭东方六国，统一了天下，结束了战国时代“七雄争霸”的分裂割据局面，思想意识形态也由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而走向崇尚一家。秦朝崇尚法家，汉初尊崇黄老，武帝独尊儒术等，都是社会思想适应社会政治需要的结果和明证。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于是急法，久者不赦”，推行严刑重法政策。“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端公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3]等巡行各地的立石所刻的歌功颂德的大量颂词中，反复强调秦始皇的明法度，一法令，施严法，垂于世的“功德”。于中却道出秦始皇自始至终都把明法、严令、重刑视为统一天下、治理万民的利器的本质。

法家的政治思想主张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4]先秦早期法家，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韩非作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继承和发展了早期法家的法、术、势思想，并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主张。

商鞅重法，认为法是治民、利国的主要工具。他说:“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5]又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6]因此，商鞅“不贵义而贵法”。申不害重术，认为术是君主驾驭群臣的权术。他说:“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迹，示天下无为。”^[7]又说:“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称轻重，所以一群臣也。”^[8]高明的君主，抱着大智若愚的态度，表现出无事无为的样子，深藏而不露形迹，同时要以法律和正义为标准，来辨别群臣的忠奸，考核群臣的能力，衡量群臣的言行，这样才能更好地驾驭群臣。慎到重势，认为势能使人屈服，无势则人们不会服从统治。他说:“腾蛇游雾，飞龙乘云，云罢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乘也。故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9]只有权势重、威势隆，才能使人服从政令，听从指挥。没有权势、威势，即使是尧这样的圣君，也“不能使其邻家”，“不能治三人”。只有地位高、权势重、威势隆，才能令行禁止，一呼百应，统治天下。

韩非比较了前期法家各派思想主张的利弊、得失，总结出一套以法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集团的统治术。在韩非看来，法、术、势是只持其一而遗其二，故“皆未尽善也”。他说:“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商鞅只讲法，不讲术，其以法治理秦国，虽使“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结果是“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不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10]因此，必须将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联系起来，才能统一全国，治好国家。韩非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11]“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12]君主没有统一的法，则不能治民防奸;无操纵统治群臣的术，则不能驾驭他们;没有崇高、势重的地位、权势，就不能治理天下。所以要把“抱法”、“处势”、“行术”三者结合起来，相辅为用，天下才能治理。

韩非对于什么是法、术、势作了说明。法是有利于政权统一的标准。他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13]术是根据法控制官吏的手段、权术。他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14]法和术是人主治国家、课群臣、理百姓的“大物”。法是著之于书、公之于众的律令，术是人主藏匿于胸、隐而不见的手段。所以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15]势就是权势、威势。他说:“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16]人有势就有权，有了权势，就能实行统治。

法家的法治思想，尤其是韩非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为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的专制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和统治权术，所以秦始皇崇尚法家思想，大行重刑苛法的统治权术。

法家的不分亲疏、贵贱，一断于法的“亲亲尊尊之恩绝”的弱点、特点，被秦始皇充分利用和实施了。秦始皇治国不懂得文武相兼、刚柔相济的道理和策略。当时秦朝靠战争武力统一中国，长期战争，耗物伤财，杀戮民命，天下已定，国家统一，民众期望过和平日子，渴望休养生息。秦始皇却大施淫威，大行暴政，严刑峻法，苛虐百姓，把法家的思想主张推向极端，“焚书坑儒”便是一例。此事发生在公元前213年，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作了这样的记载: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昩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秦始皇采纳和批准了李斯的意见，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焚烧《诗》、《书》、百家之语、六国史书，这就是“焚书”。同时实行韩非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17]的法治主张。

秦始皇不仅“焚书”，而且“坑儒”。当时有两个方士，侯生和卢生，被秦始皇召到宫里求仙药，以求长生不死，长久统治天下。侯、卢二人知仙药不可求，又对秦始皇的苛政有看法，就逃亡了。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由于侯生、卢生不为秦始皇求仙药，还议论秦始皇严刑峻法，专任狱吏以刑杀为威的暴行，二人于公元前212年逃跑了，秦始皇大怒，说是侯、卢二人诽谤、诬蔑了他，又说咸阳城里的儒生在散布“妖言”，于是令御史追查，逼儒生相互告发，结果将四百六十多名儒生逮捕，全部在咸阳活埋，这就是“坑儒”。

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对“坑儒”表示不同意，秦始皇很震怒，把扶苏派到北边蒙恬部队做监军。“焚书坑儒”是秦始皇把法家的主张推到极端，是其暴政的充分表现，也使其政权走向灭亡的边缘。秦朝短命而亡，是历史的明证，亦为历代统治者提供了历史的镜鉴。

汉代秦后，虽然在政治制度上是“汉承秦制”，但是在思想意识上却吸取秦朝崇法家、专任刑的教训，在汉朝初年崇尚道家思想，提倡黄老无为而治。

西汉开国之初，面对的是秦朝暴政和长期战争所造成的民穷国乱的严重局面。要想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巩固政治统治，必须安定民心，休养民力，发展生产。秦朝统治者用法家思想的横征暴敛，严刑峻法那一套导致自己灭亡的哲学思想、统治方略，显然不行。经过刘邦与陆贾的马上夺得天下与马上治理天下的讨论，使刘邦认识到儒家的“文武并用”、“宽猛相济”的统治方术对巩固政治统治的作用，所以他开始采用儒家的统治术。刘邦之后，汉代的几个皇帝，采取了黄老思想为指导，为他们的“与民休息”政策提供理论根据。道家的“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的结果，则是汉初“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因此，汉初道家思想流行。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说: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18]

由于道家思想具有兼采阴阳、儒、墨、名、法诸家思想之要、之善，且有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特点，又尚清静无为，以无为而无所不为，故适应汉初的政治需要，而使其在此时畅行、流行。陆贾的《新语》、刘安的《淮南子》等，都应运而生，都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导的哲学、政治著作，为适应政治需要的学术著作。

西汉中期，汉武帝即位，为适应封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需要，要选择、确立适合这一政治需要的统一思想，经过下诏策问，选定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主张。儒家思想取代了黄老之学，成为官方政治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哲学思想基础，其他诸家思想被禁锢延续发展。

西汉末年，政治腐败，儒学被神学宗教化，从而形成了谶纬迷信思潮。王莽篡汉，谶纬发挥了重要作用，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也把谶纬作为舆论工具。刘秀在东汉初年，便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刹时间“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造成政治思想界的极度混乱。张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上疏揭露谶纬之伪、之害。指出谶纬之论，“皆欺世罔俗，以昩执位，情伪较然。……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所以必须禁绝谶纬泛滥:“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19]禁止图谶，纯正儒学，是汉末进步思想家的战斗任务。

因此，东汉时期，以王充为代表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高举“疾虚妄”的旗帜，与谶纬神学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黑暗，图谶的泛滥，思想的混乱，而涌现出以王符、仲长统、崔寔、荀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思想家，他们针对社会政治的黑暗，思想的荒谬，掀起一股社会批判思潮，在批判中阐发了自己的哲学观点，政治思想。

秦汉时代的思想发展、变化，与任何时代一样，是与社会政治、政权更迭相一致的，具有其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