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

第二节　《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

《吕氏春秋》的作者们，在其哲学思想的指导下，阐发了政治思想，而其政治思想主张则是为秦朝统治政权服务的。

《吕氏春秋》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不断前进的。人类社会之初的太古时代没有君主，是群居杂处的，所以也没有君亲男女之别、长幼上下之道、进退揖让之礼和各种器物之用。这就是:

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10]

这是人类早期原始的母系氏族社会的情状，当时人们并没有君臣尊卑之义，长幼上下之序，当然也不知礼义了，而处于与禽兽相似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以有力者为尊长，“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以尽其类”。面对这种混乱无序，长少、贤傲颠倒的状态，“圣人深见此患也，故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也;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立君是为了行道、治天下。如果君主不行君道而治天下，则为非君，非君可废，而君道不可废。“君道不废者，天下之利也。”^[11]就是说，立君主、置天子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亦是为民、治国之必然。

《吕氏春秋》指出，立君主、置天子旨在为民、治国，所以为君者要行君道、尽君职而治天下。君道、君职之道、之要，则是以天下为公，爱利万民。所以说:

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德衰世乱，然后天子利天下，国君利国、官长利官，此国所以递兴递废也，乱难之所以时作也。故忠臣廉士，内之则谏其君之过也，外之则死人臣之义也。^[12]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故《洪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或作好，遵王之道;无或作恶，遵王之路。”^[13]

立君、置君的目的，是以天下为公，以万民为务，治理国家、爱利百姓，不是让君主、人臣、百官为自己结党营私，为己谋利，为害百姓的。因此，为君、为臣、为官，治理天下，“必先公”，做到公平、公正，无偏、无私。因为立君、设官的本义，就是出于人心之公，“凡主之立也，生于公”，就是这个意义。

“公”的出发点和归宿地则以民为本。《吕氏春秋》继承了其思想先行者“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4]，“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5]，“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6]的民本论思想，肯定人民是国家存在的基础、根本，没有人民的存在和拥护，君主也就不可能维护其政权和巩固其地位，国家也不可能存在和安宁，故君主治国要务必以民为本。

《吕氏春秋》的民本论，再现了姜太公的如下思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归之。……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17]这是说，天下是天下人共有的天下，不是一个人私自占有的天下;国家是国中人共有的国家，不是一家一姓私有的国家。因此，在上者的国君及其大臣、百官，都必须与广大民众同甘苦，共患难，共利害，同忧乐，万万不可擅天下之利为己利，为自己享乐而不顾民众的安危、死活，这才是有道之君。《吕氏春秋》继承和引申了这些思想，亦明白地道出: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18]

天下是天下人共有的天下，不是君主、帝王一个私有的天下。所以治理天下的君主、帝王应当“遵王之道”，出于公心，贵公无私，公正不偏，公平对待天下万民。要像阴阳调和使万物生长，甘露普降不偏施一物一样，公平、公正地对待人民。这才是君主的真正职责，亦是好的君主的标准。“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就是此义。

《吕氏春秋》指出，圣人立君主、天子、百官，就是为了“利天下”、“利国家”，不是为了“阿君主”、“阿天子”、“阿百官”。就是说，是让他们为天下万民办好事的，不是让他们享清福的。因为天下没有天子、君主，天下就会相互争斗、残杀，祸乱不休，人民就会遭殃。所以说:

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19]

无天子、国君治理天下，管理国家、安定百姓，就会发生混乱，兵戎相残，不得休息，战乱不已。所以天子要像大禹那样勤政治天下，而不争物欲;要像周文王重用姜太公那样得贤而用，治世理乱，使天下得治。因为明君勤政、得贤而用，是治国为政之本。所以说:“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20]“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21]国家之治，功名之立，为政之本，就在于得贤人而用之。为此，明君为政，必须千方百计，想尽办法，不拘一格去察贤、求贤、索贤、聚贤、用贤。所以说:

先王之索贤人无不以也，极卑极贱，极远极劳。……尧传天下于舜，礼之诸侯……以求贤人，欲尽地利，至劳也。……故贤主之于贤者也，物莫之妨;戚爱习故，不以害之，故贤者聚焉。贤者所聚，天地不坏，鬼神不害，人事不谋，此五常之本事也。^[22]

求之其本，经旬必得;求之其末，劳而无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贤之化也。非贤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贤。……故贤主之求有道之士，无不以也;有道之士求贤主，无不行也;相得然后乐。不谋而亲，不约而信，相为殚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欢乐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23]

求贤、索贤，要不辞劳苦，不论贵贱，不分亲疏，以礼待之，礼贤之士，才得贤士。“有道之士固骄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骄有道之士，日以相骄，奚时相得?……贤主则不然，士虽骄之，而己愈礼之，士安得不归之?士所归，天下从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适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24]礼贤下士，天下贤人归之、聚之，如此则可以成就帝王之业，成大功名。不仅要礼贤、聚贤，而且要用贤、尚贤。《吕氏春秋》一再强调对待贤人、有道之士要“无不以也”。高诱注曰:“以，用也。”就是说，贤主求到了贤人、贤士，一定要予以用之、重用。求而不用，得而不任，等于不求、不得。

《吕氏春秋》从立君为治国、平天下、理万民的君道论出发，认为立君主、天子，就是为了统一天下，而统一天下则天子必须处于最高的地位，掌握统一的权力。因为天下之“乱莫大于无天子”，有了天子统一天下，就必须赋予其统一天下的地位、权力。不能政出多门，号令不一，这是执一为政的不二法门。否则，天下同样会陷入混乱状态。所以说:

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有金鼓所以一耳也;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25]

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26]

君主、天子必须掌握统一天下的最高权力，不能听群众议论治国，也不能与他人共享治国的最高权力。因为“权钧则不能相使，势等则不能相并，治乱齐则不能相正，故小大、轻重、多少、治乱不可不察，此祸福之门也”。^[27]执一不二、集权、重势、慎势、便势是君主、帝王执政的关键，这显然是先秦法家慎到思想的引申、体现。《韩非子·难势》篇说:

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缶(诎)贤者也。”

《吕氏春秋》所讲的“慎势”，要君主、帝王不能与民众“均权”、“等势”，而要位尊、权重、势威、执一、不二。只有这样，才能号令天下，令行禁止。所谓“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奸止，此畜人之道也。……王也者，势也;王也者，势无敌也。势有敌则王者废矣”^[28]就是这个意思。《吕氏春秋》的这个思想，显然与慎到的重势思想一脉相承。

《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是在总结先秦各国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民本思想为依归，以立君治国为要务，而提出的一整套的治国方案，是为秦朝统一的封建帝国集权统治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