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极必反”的辩证法

第三节　“物极必反”的辩证法

《淮南鸿烈》的作者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来的辩证法思想，尤其是吸取和引申了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并对辩证法作了具体的论述。

《淮南鸿烈》的作者，继承了《周易》的“太和保和”思想、史伯的“和实生物”、晏婴的“和同之辨”的思想，而对“和”这个对立统一的思想作了论述。

人们通常讲“和”是强调矛盾的统一性、调和性，其实并非如此，而是讲究矛盾的对立统一性。史伯、晏婴的论述，足以证明。

《国语·郑语》载:

桓公为司徒……公曰:“周其弊乎?”(史伯)对曰:“殆于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素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

《左传》昭公二十年载:

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选焉。

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

公曰:“和与同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洩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云:‘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国语》、《左传》所记载的史伯、晏婴关于“和同”之义、之异、之辨的旨意十分清楚。“同”为“以同裨同”、“以水济水”，即同一种物质元素相加，只发生量的变化，不产生质的飞跃，故不能产生新事物。水加水而永远为水，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矛盾对立了。“和”则不然。“和”为多种异质元素相互配合而组成的矛盾对立的统一体，“以他平他谓之和”，“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五味”相和而成美食，“五声”相和而成乐章，故“和”能产生新事物。天地万物都是由阴阳等不同异质元素组成的合和体——对立物组成的矛盾统一体。所以说“同则不继”、“同之不可”也。就是说，天地万物都是“和”的产物，有“和”就有矛盾，有矛盾就有运动，有运动才有发展，这就是宇宙万物生生不息、万古常新的道理。据此，我们认为“和”是强调事物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而非只强调对立调和的形而上学。

《淮南鸿烈》继承和发展了这些“和”的辩证法，而认为这是天地万物产生、形成、发展的根本规律。只有如此者，才是“得道之本”也。所以说:

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故圣人之道，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正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积阴则沉，积阳则飞，阴阳相接，乃能成和。^[49]

阴阳四时，非生万物也;雨露时降，非养草木也;神明接，阴阳和，而万物生矣。……天地四时，非生万物也;神明接，阴阳和，而万物生之。^[50]

天地、阴阳之气，莫大于和。和使阴阳调和，阴阳调合，才能产生万物。天地之气、阴阳之气，产生万物不是有目的的活动，而是自然的运动。只有阴阳相接，才能成和。阴阳相和，而万物就产生了。人认识了万物产生、形成的根本规律和天地阴阳发展的基本法则，便是“得道之本”。如此，则会使事业取得成功。相反，则会失败。“是故不同于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无之矣”。^[51]至深道理，一语道破。

基于这种根本规律和总体认识，《淮南鸿烈》的作者强调“合和”对立统一性中的兼容性、多样性。不论是自然万物，还是社会诸事，都必须“合和”而生、而成。否则，既不会生，更不会成。所以说:

天地之合和，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一气者也。是故上下离心，气乃上蒸，君臣不和，五谷不为。……阴阳储与，呼吸浸潭，包裹风俗，斟酌万殊，薄众宜，以相呕咐酝酿，而成育群生。^[52]

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绪业不得不多端，趋行不得不殊方。五行异气而皆透调，六艺异科而皆同道。^[53]

夫天地不包一物，阴阳不生一类。海不让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让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遗万方，取一物而弃其余，则所得者鲜，而所治者浅矣。^[54]

丝筦金石，小大修短有叙，异声而和。君臣上下，官职有差，殊事而调。夫织者日以进，耕者日以却，事相反，成功一也。^[55]

“和”为多种异质元素组成的矛盾对立统一体，阴阳“合和”而产生了宇宙中的万殊不一、千差万别的种种事物，只有以“和”的兼容性来对待事物的多样性，如同大海一样容纳百川、大山一样汇集土石，全面兼顾、和谐相处，调和万事，方可成育群生，取得成功。

《淮南鸿烈》的作者，不仅以这种精神、方法对待、处理各种事物，而且以这种观点、态度认识、观察各家思想，兼采众家之长处，而不失之一曲。所以说:

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者，圣人兼用而财制之。失本则乱，得本则治。其美在调(王念孙说当为“和”)，其失在权。^[56]

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譬若丝竹金石之会乐同也，其曲家异而不失于体。伯乐、韩风、秦牙、管青，所相各异，其知马一也。^[57]

《六经》之旨，百家之言，各有所主，指奏不同，然而“其合道一体也”，其美在于“和”。圣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兼用”“百家之言”，而“总而用之”，故能得其本，而不失其体。这就是说，兼采众家之长，舍去其短，取长去短，取长补短，各得其用，才是智者的方法，成功的关键。

《淮南鸿烈》的辩证法，不仅重视对立面的统一、相和而组成的矛盾统一体，而且重视对立面的斗争、转化而形成新的矛盾统一体。

《淮南鸿烈》的作者认识到，任何事物都存在着矛盾的对立面，事物正是由于这种对立面的相依、相应、相较、相形、相倾才存在、运动、发展。所以说:

有大路龙旂，羽盖垂绥，结驷连骑，则必有穿窬拊楗、抽箕逾备之奸;有诡文繁绣，弱罗纨，必有菅跐踦，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倾也，短修之相形也，亦明矣。^[58]

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异为奇。两爵相与斗，未有死者也;鹯鹰至，则为之解，以其异类也。故静为躁奇，治为乱奇，饱为饥奇，佚为劳奇。奇正之相应，若水火金木之伐为雌雄也。^[59]

“同”是事物存在的暂时的、相对的同一性，“异”是事物发展、运动的永恒的、绝对的矛盾性。因为有“异”的矛盾运动，所以才有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这是宇宙万物产生、发展的根本规律和动力源泉。

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对立面组成的统一体，对立面双方是相互包含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失火而遇雨，失火则不幸，遇雨则幸也，故祸中有福也。”^[60]人只有认识事物对立面相依、相异、相含、相应而转化的道理，掌握对立面的转化枢机，方可避祸就福，趋利除害，转危为安，取得成功。所以说:

夫祸之来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祸与福同门，利与害为邻，非福圣人，莫之能分。凡人之举事，莫不先以其知规虑揣度，而后敢以定谋。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异也。晓自然以为智，知存亡之枢机，祸福之门户，举而用之，陷溺于难者，不可胜计也。使知所为是者，事必可行，则天下无不达之涂矣。是故知虑者，祸福之门户也;动静者，利害之枢机也。百事之变化，国家之治乱，待而后成。是故不溺于难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61]

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面组成的矛盾统一体，“祸与福同门，利与害为邻”，“百事之变化，国家之治乱”等，都是如此。认识、掌握了“祸福之门户”，“利害之枢机”，“损益之道理”，便会不遭祸，不受害，不被损。所以说:“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62]祸与福、利与害、损与益等，都是相反相成，相互转化的。人们必须认识、深察、熟虑这个道理，从而取得成功。

《淮南鸿烈》的《人间训》就是为了认识这个宗旨、达到这个目的而作的。所以说:

《人间》者，所以观祸福之变，察觉利害之反，钻脉得失之迹，标举终始之坛也。分别百事之微，敷陈存亡之机，使人知祸之为福，亡之为得，成之为败，利之为害也。^[63]

人认识祸与福、利与害、得与亡“之微”、“之迹”、“之坛”、“之机”，是极为重要的任务，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然而，人们认识、掌握事物对立面之间的转化要领、枢机，是非常难的，普通的民众是不可能掌握的，“非神圣之人，莫之能分”，只有圣人才能认识祸与福、利与害、得与亡、益与损的转化的枢机、道理。《淮南鸿烈》以种种历史事实说明“所谓损之而益也”，“所谓益之而损者也”，“所谓害之而反利者也”，“所谓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的道理。以此证明，只有“圣人见之密，故万物莫能伤也”而“众而难识矣”。^[64]又举例说:

夫祸福之转而相生，其变难见也。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可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可遽不能为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65]

祸与福之转化而相生，这种转化，深不可测，故为难见，“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此之谓也。只有圣人法天，而“天覆地载”，而能知万物之变，故万物变而不能伤也。

《淮南鸿烈》的辩证法，其可贵之处，就在于“物极必反”而“因时应变”的发展观。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达到极致、顶点，就会向着相反的方面转化;社会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发展到一定时期、阶段，就会产生弊病、积弊，而走向反面。因此，要因时应物，适时变法，乘时应变，求弊扶衰，适应万物的不断发展。这就是:

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损。五色虽朗，有时而渝;茂木丰草，有时而落;物有隆杀，不得自若。故圣人事穷而更为，法弊而改制，非乐变古易常也，将以救败扶衰，黜淫济非，以调天地之气，顺万物之宜也。^[66]

夫以一世之变，欲以耦化应时，譬犹冬被菖而夏被袭。夫一仪不可以百发，一衣不可以出岁。仪必应乎高下，衣必适乎寒暑。是故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尚古之王，封于泰山，禅于梁父，七十余望，法度不同，非务相反也，时世异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者也。^[67]

天地之道，宇宙万物，都是“极则反，盈则损”。“冬至”之日则是“阴气极，阳气萌”，“夏至”之日则是“阳气极，阴气萌”。^[68]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发展变化是“物极必反”的。人认识、适应了这种发展变化，适时应变，不断改制，因时立法，便可与时俱化，与化推移，随时举世，获得成功。这些思想是合理而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