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纲五常”的伦理观

第五节　“三纲五常”的伦理观

董仲舒依据他的人性理论，构筑了政治伦理道德说，论证了封建神权、皇权、族权、夫权统治的合理性。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一直是人们最重要的社会政治伦理关系，当然也是各家都极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如儒家孔子就强调“忠君”、“孝亲”、“孝悌”，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83]，要求人们做到“入则孝，出则悌”，因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84]《大学》力倡“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韩非子认为“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是以天下乱”。他经过深察之后，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85]这些思想，虽然没有明确概括为“三纲五常”，但却为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开了思想先河。

董仲舒吸取了先秦以来儒家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五伦”观念和韩非子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道德原则，将其发展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

董仲舒认为，“天”作为人和万物的本根、祖宗，有意识、有目的地创造、安排了人和人伦。人的生存，正是天意的体现;“三纲”的产生，正是上天的意志。君、父与天的地位，都是崇高的、至尊的。

关于“三纲”来自于天，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篇说:

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

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而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春秋繁露·顺命》篇说: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无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阴阳与天地参然后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可卑，尊者取尊号，卑者取卑号。

天之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

董仲舒以天神意志论、阴阳五行说，具体论证了“三纲五常”论。他由“天人相通”论，“阴阳五行”说，来说明“三纲五常”是出于天的。就“三纲”而论，天之道是“阳尊阴卑”、“阳贵阴贱”。因此，人之道的尊卑贵贱等伦常秩序也是禀天意而产生的，是合乎天意的。所以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谓受命于天亦可”。

不仅如此，董仲舒还明确肯定，人间的尊卑贵贱等伦常秩序就是由天制定的。他说:

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其在天而象天者莫大日月，继天地之光明，莫不照也。^[86]

天下之三王随阳而改正，天下之尊卑随阳而序位。幼者居阳之所少，老者居阳之所老，贵者居阳之所盛，贱者居阳之所衰。藏者，言其不得当阳。而不当阳者臣子是也，当阳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87]

阳为尊、为贵，为君、为父、为夫;阴为卑、为贱，为臣、为子、为妻。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尊卑贵贱、阴阳上下，皆取诸于天的阴阳之道，皆出于天的意志。“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王道之三纲”，都是由天决定的，都是体现天意的，是“天之制也”，所以是不可改变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88]董仲舒的“三纲”说，从天意中找到了合理而不变的根据。

关于“五常”，董仲舒在论证“三纲”的同时，对“五常”，也作了具体的论证。据《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策问时，对于“五常”有如下的论对:

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道”是使国家必治的根本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圣王死后，其子孙还能保持长久安宁的统治，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仁、义、礼、智、信是五种恒常不变的道，帝王所应当注意整饬的。五者都整饬得好，就能得到天的保佑，鬼神也会赞助他来享受神灵保护，如此恩惠会普及天下，扩展到一切生灵。

“五常”为“仁、义、礼、智、信”，董仲舒对“五常之道”作了分别而详尽的论述。

关于“仁”，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仁”的思想，并作了自己的诠释。

董仲舒认为，人受命于天，人之仁亦取之于天。《春秋繁露·王道通》篇说:

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仁。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亲，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礼义廉让之行，有是非顺逆之治。文理灿然而厚，知广大而有博，惟人道可以参天。

“天”的本质属性是“仁”，天就是仁的化身，仁是天意的体现。天覆育万物，既化生，又养成，“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其目的是为了奉养人的。察天之意，就在于“无穷极之仁也”，所以说“天，仁也”。人的仁美之行，就是取之于天的，人的“父兄子弟之亲”，“忠信慈惠之心”，“礼义廉让之行”，“是非顺逆之治”等，都是“受命天之尊”，“取仁于天而仁也”。人能做到这些，便使“人道可以参天”了。

所谓“仁”，就是“爱人”，“爱人”是“仁”的本质、宗旨。董仲舒说:

何谓仁?仁者恻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妬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速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事也。如此者谓之仁。^[89]

仁之为言人也。……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仁者，爱人之名也。^[90]

人有“恻怛爱人”之心，其表现为志平、气和、欲节、不争、行道之德。所谓“仁”，就是为人而言，“仁之法，在爱人”。“仁”之称谓，就是“爱人之名也”。不爱人，不称之谓人，更不能称之谓仁人。

关于“义”，董仲舒在论述“仁”的同时，就论述了“义”，故将“仁”与“义”并称。他在《春秋繁露·仁义法》篇作了详尽的论证:

《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仁之于人，义之于我者，不可不察也。……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为与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仁者，爱人之名也。……义云者，非谓正人，谓正我。虽有乱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谓义?……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以此操之，义之为言我也。故曰有为而得义者，谓之自得;有为而失义者，谓之自失。人好义者，谓之自好;人不好义者，谓之不自好。以此参之，义，我也，明矣。是义与仁殊。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此之谓也。……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且论己见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恶，不攻人之恶，非仁之宽与?自攻其恶，非人之全与?此之谓仁造人，义造我，何以异乎?故自称其恶谓之情，称人之恶谓之贼;求诸己谓之厚，求诸人谓之薄;自责以备谓之明，责人以备谓之感。

在这里董仲舒从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阐明了“仁”与“义”的内容、意义、区别。其主要中心内容是讲“人”与“我”的基本区别，即“仁主人”，“义主我”;“仁者人也”，“义者我也”。由此而引申出其他方面的种种区别。诸如:以仁治人，以义治我;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仁造人，义造我等，主旨是说以“仁”宽以待人，爱护他人，以“义”严于责己，端正身行。这便是董仲舒以《春秋》之治，深察“仁”与“义”，而区别“人”与“我”所得出的一系列看法，有许多思想是合理而有积极意义的。

关于“礼”，董仲舒继承和引申了先秦儒家“礼”的思想，把“礼”作“五常”之一而加以阐发。

《春秋繁露·奉本》篇说:

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

《春秋繁露·天道施》篇说:

利者盗之本也，妄者乱之始也。夫受乱之始，动盗之本，而欲民之静，不可得也。故君子非礼而不言，非礼而不动。好色而无礼则流，饮食而无礼则争，流争则乱。故礼，体情而防乱者也。

人生别言礼义，名号之由人事起也，不顺天道，谓之不义，察天人之分，观道命之异，可以知礼之说矣。

“礼”之名，是圣人顺天道、察天人、观道命、继天地、体阴阳而制定出来的，其作用是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别内外、远近、新旧之级，从而制止人们的色欲之争、盗利之生，防止祸乱的发生。这是“礼”的产生、实质、作用。董仲舒说:“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圣人之道，众堤防之类也。谓之度制，谓之礼节。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乡党有序，则民有所让而民不敢争，所以一之也。”^[91]“礼”就是规定、维护人们的尊卑、贵贱、上下、大小、君臣、父子、夫妇等政治伦理的等级关系、秩序，防止人们破坏这些等级秩序而发生动乱，所以为“众堤防之类”的“度制”、“礼节”。

关于“智”，董仲舒在先秦儒家把“智、仁、勇”作为“三达德”的基础上，把“仁、智”视为密不可分的“五常”之一，作了详细的论述。他在《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篇申论道:

莫近于仁，莫急于智。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则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辨慧獧给，则迷而乘良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将以其材能以辅其邪狂之心，而赞其僻违之行，适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恶耳。其强足以覆过，其御足以犯诈，其慧足以感愚，其辨足以饰非，其坚足以断辟，其严足以拒谏。此非无材能也，其施之不当，而处之不义也。……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

何谓仁?仁者恻怛爱人，谨翕不争。……何谓之智?先言而后当。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智先规而后为之。其规是者，其所为得，其所事当，其行遂，其名荣，其身故利而无患，福及子孙，德加万民，汤、武是也。其规非者，其所为不得其事，其事不当，其行不逆，其名辱，害及其身，绝世无复，残类灭宗亡国是也。故曰莫急于智。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早，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言之而无敢哗，立之而不可废，敢之而不可舍，前后不相悖，终始有类，思之而有复，及之而不可厌。其言寡而足，约而喻，简而达，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损。其动中伦，其言当务。如是者谓之智。

“智”为区别是非、善恶的认识、判断能力，并有先知、先见、先言之明，能在事情发生之前，规划出其是非、得失、当否，做到合理的去取，从而能避祸得福，取得成功。这种“动中伦”、“言当务”者，则是智者。“智”既为智慧、智谋、判断、预见能力;又为能以其智慧为是是、非非、去邪、行善去奋斗，所以为人的一种重要常德。

关于“信”，作为“五常”之一，讲究人们之间彼此相处，要注重诚实守信，不隐瞒过失，不欺骗蒙蔽。尤其是“君与臣”之间更要如此。如说:“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也。”“为人臣者其法取象于地。”“著其情所以为信也。……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92]人君取象于天，人臣取象于地，天尊地卑，臣对君要忠信。所谓“信”，就是著其情，不饰其过，一片忠心，不欺不隐，陈情无遗。这是臣对君的“信”。同时，人君对臣民，亦不可欺骗、失信。所以说:“明主贤君必于其信，是故肃慎三本。”^[93]明主贤君，要讲究信用，言而有信，谨“奉三本”:“奉天本”、“奉地本”、“奉人本”。三本皆奉，国人无欺，上下守信，国民自安。

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构筑成一个庞大而严密的政治伦理体系，使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逃脱这个政治伦理的“天网”，只能在其中安其位，守其职，尽其责，而且是永恒不变的。所以如此，就因为这是天意的体现，天理的规定。所以南宋的大理学家朱熹则说:“三纲五常，终变不得，君臣依旧是君臣，父子依旧是父子。”“纲常万年，磨灭不得。”^[94]

说到董仲舒的政治伦理观，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必须论述，这就是他的“义利”观。

董仲舒极为重视“义”和“利”的问题，他对先秦时期各家的义利之论、之辨，作了总结、去取，并进行了自己的论证、阐发。

综观董仲舒的义利观，其思想主旨是明义利之辨，而以义为重。他说:

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矣。何以知之?今人有大义而甚无利，虽贫与贱尚荣其行，以自好而乐生。原宪、曾、闵之属是也。人甚有利而大无义，虽甚富则羞辱大恶。恶深，祸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即旋伤殃忧尔，莫能以乐生而终其身，刑戮夭折之民是也。

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大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实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义而徇利，去理而走邪，以贼其身而祸其家。此非其自为计不忠也，则其知之所不能明也。^[95]

董仲舒认为，人生之养在义与利，以义养心，以利养体，就此而言，应当义利兼养。他肯定“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人不得物质利益就无法生存，无法生存就会起来造反，故要以利养体。如果利欲求之不止，亦会因求利欲而败身毁家。“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96]为了防止人们追求利欲过度而为恶，所以要以仁义提防之。

在董仲舒看来，人有了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之后，就要以道义教化使之明人伦道德，故要以义养心。然而在养心与养体二者之中，则是“身之养重于义”。因为“体莫贵于心”，所以“养莫生于义”。这显然是说，义贵于利，义大于利。一个人舍利取义，虽贫而能安贫乐道;忘义而徇利，则会为追利而走邪。去善而为恶，最终贼身而祸家，身败而名裂，为此要以义为重、为贵。董仲舒这里讲的利，是指个人追求私利而言，就此而论，他轻视利而重视义。

我们必须看到，董仲舒以儒家的人生入世观为指导，而主张圣人、王者、君子，要为天下兴利除害，以兴万民之利为旨归、要务。他说:

天道积聚众精以为光，圣人积聚众善以为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圣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明所从生，不可为源，善所从出，不可为端，量势立权，因事制义。故圣人之为天下兴利也，其犹春气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为天下除害也，若川渎之泻于海也。各顺其势，倾倒而制于南北。故异孔而同归，殊施而钧德，其趣于兴利除害一也。是以兴利之要在于致之，不在于多少;除害之要在于去之，不在于南北。……名贵实，不得虚言。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功盛者赏显，罪多者罚重。不能致功，虽有贤名，不予以赏;官职不废，虽有愚名，不予之罚。……百官劝职，争进其功。^[97]

考功论绩，论功行赏，论罪施罚，要在看其实功实绩、功过大小，不能只据虚名、虚言而予之赏罚。实功实绩则在其是否为天下兴利除害，以此兼利天下。有功于百姓者则赏之，如此便会使百官尽职尽责，争进其功，以爱利天下为意，以治世安民为事，这样国家会长治久安，百姓会安居乐业。这才是完满地体现了天意。因为“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98]王者见王意以爱利对万民，故为天下兴利除害。

董仲舒从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出发，在《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中提出:

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汉书·董仲舒传》中则载:

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此二处中的“不急其功”与“不计其功”的意义相差甚远。就前者言:“不急其功”是说仁人应当以道义为先，不急功近利;就后者言，“不计其功”是说仁人应当只讲道义，不计功利。前者出自《春秋繁露》，是董仲舒所撰;后者出自《汉书》，乃班固所修。综观上述董仲舒的功利观，并非不计功利，而是主张“圣人积聚众善以为功”，“百官劝职，争进其功”，以求“为天下兴利除害”。故前者更符合董仲舒的本意。不过必须看到，由于后者所记出自《汉书·董仲舒传》，所以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对宋儒的义利之辨提供了思想前导、理论根据，而受到推崇，被加以发挥。

董仲舒的全部理论，都是围绕“天”、“天意”阐发出来的，为汉代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统治而立论的，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适应当时政治统治要求，客观上扼杀了其他各家思想的发展、传承，起了禁锢思想的恶劣作用。当然，董仲舒思想中也有一些合理的内容，我们也应当看到，并作公允而合理评价。

【注释】

[1]《汉书·董仲舒传》。

[2]《论衡·实知》。

[3]《西京杂记》卷二。

[4]《汉书·董仲舒传》。

[5]《春秋繁露·顺命》。

[6]《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7]《春秋繁露·观德》。

[8]《春秋繁露·郊语》。

[9]《春秋繁露·郊义》。

[10]《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11]《春秋繁露·顺命》。

[12]《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13]《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14]《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15]《春秋繁露·竹林》。

[16]《春秋繁露·威德》。

[17]《汉书·董仲舒传》。

[18]《春秋繁露·玉英》。

[19]《春秋繁露·二端》。

[20]《春秋繁露·天地阴阳》。

[21]《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22]《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

[23]《春秋繁露·天道无二》。

[24]《春秋繁露·暖燠常多》。

[25]《春秋繁露·阴阳终始》。

[26]《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

[27]《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28]《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29]《春秋繁露·五行对》。

[30]《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31]《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32]《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33]《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34]《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35]《春秋繁露·五行变救》。

[36]《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37]《春秋繁露·祭义》。

[38]《春秋繁露·止雨》。

[39]《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40]《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41]《春秋繁露·玉杯》。

[42]《春秋繁露·立元神》。

[43]《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44]《春秋繁露·郊祭》。

[45]《春秋繁露·郊祀》。

[46]《春秋繁露·官制象天》。

[47]《春秋繁露·重政》。

[48]《春秋繁露·天地阴阳》。

[49]《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50]《春秋繁露·天道施》。

[51]《春秋繁露·天容》。

[52]《论语·八佾》。

[53]《论语·阳货》。

[54]《左传》昭公十六年。

[55]《庄子·逍遥游》。

[56]《史记·太史公自序》。

[57]《韩非子·功名》。

[58]《韩非子·奸劫弑臣》。

[59]《韩非子·定法》。

[60]《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61]《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62]《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63]《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64]《春秋繁露·天道施》。

[65]《春秋繁露·实性》。

[66]《春秋繁露·诸侯》。

[67]《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68]《春秋繁露·实性》。

[69]《春秋繁露·立元神》。

[70]《春秋繁露·立元神》。

[71]《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72]《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73]《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74]《春秋繁露·玉杯》。

[75]《春秋繁露·竹林》。

[76]《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77]《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78]《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79]《春秋繁露·实性》。

[80]《汉书·董仲舒传》。

[81]《论语·雍也》。

[82]《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83]《论语·八佾》。

[84]《论语·学而》。

[85]《韩非子·忠孝》。

[86]《春秋繁露·奉本》。

[87]《春秋繁露·天辨在人》。

[88]《汉书·董仲舒传》。

[89]《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90]《春秋繁露·仁义法》。

[91]《春秋繁露·度制》。

[92]《春秋繁露·天地之行》。

[93]《春秋繁露·立元神》。

[94]《朱子语类》卷二十四。

[95]《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

[96]《春秋繁露·玉英》。

[97]《春秋繁露·考功名》。

[98]《春秋繁露·王道通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