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工商并重的经济论

第四节　农工商并重的经济论

司马迁的思想的宝贵之处，还在于他的经济思想，他承认、肯定人的物质利益要求、满足的合理性、必要性，这是人的本性所使之然的。由此出发，他阐发了农工商虞并重的经济思想理论。

司马迁认为，人追求物质利益，满足生活需要，乃至要求物欲享受，都是正当的，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出自人的本性，所以是不可灭绝的。他说: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29]

人的本性是追求富贵、得到财富，这是人生来的欲望使然，不用学而“俱欲者也”。不论是庙堂上的高官、隐居岩穴的义士，还是廉吏、廉贾;不论是军中冒死的勇士求赏，还是闾巷少年的犯法掠夺，究其实都是“为财用耳”。再如“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渔猎者“为得味也”。斗鸡走狗者“重失负也”。医生看病“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墨为货贿也。各行各业，不同人物的追求目标，都是为了获得财富。所以说:“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30]这是由人的性情决定的，且与生俱来的，故是不可去掉的。司马迁以人性的欲求揭示了人求富贵的合理性，撕去了当权统治者高喊仁义，而却追求物欲的面纱。

司马迁这些议论，并非只讲利欲，不讲道德。恰恰是他正确地阐述了经济生活与仁义道德的真实关系，这就是他的一段名言: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31]

物质生活、经济条件，决定人的思想意识、道德品质。人如果连肚子都填不饱，连衣服都不遮体，还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言，所以司马迁援引《管子·牧民》篇“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揭示了经济基础决定道德意识的道理。

从这种思想认识出发，司马迁展开了他的经济思想的论述，强调发展经济的重要性。

司马迁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可贵之处，则是在中国古代以农业为本、以工商业为末的社会中，提出、提倡农、工、商、虞并重，全面发展，不可偏废的思想主张。他说: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32]

农、工、商、虞“四者”，是“民所衣食之原也”，所以要兼顾并重，缺一不可，全面发展。如此，则可以上富国，下富民，国民俱富，国家强大。当年，姜太公就是这样治理齐国的，所以使齐国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而成为东方强国。

应当承认，司马迁的这些思想是继承和发展姜太公的思想的结果。姜太公曾把农、工、商视为国之“三宝”。姜太公认为，理财富国、富民，要靠发展生产增加财富，广开财源，多途积财。具体措施是:三宝并重、本末并举、务本通末。周文王与姜太公有如下问对:

文王曰:“敢问三宝?”

太公曰:“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谋。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六守长，则君昌;三宝完，则国安。”^[33]

“六守”为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六条标准，即仁、义、忠、信、勇、谋。“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贵之而不骄者义也，付之而不转者忠也，使之而不隐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穷者谋也。”^[34]“三宝”为农、工、商。姜太公称为“大农、大工、大商”，表示其尊崇之意。国家“三宝完，则国安”。姜太公的这些思想，显然受到司马迁的推崇、发展。

司马迁对姜太公的治国方略、经济政策是极为敬佩、赞同的。他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此为真言、确论，崇敬之心、敬佩之情，跃然纸上。

因此，司马迁以《周书》为依据，以太公思想为指导，提出了自己的农、工、商、虞并重的经济思想主张。他认为，应当广泛开发利用全国各地的物质资源，做到人尽其力，物尽其用，便可以使民富国强了。他说:

夫山西饶材、竹、榖、、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35]

充分开发、利用自然界提供的丰富财物，各行各业的人，都发挥自己的技能、技术、能力，为国家创造财富，为个人获取利益，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如此，则“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这是说，物质利益趋使人们去积极从事生产，开发资源，增加财富，满足利欲。这就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道理。司马迁承认物利、物欲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应当说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远见卓识。

基于这种认识，司马迁认为，国家的统治者、管理者，应当利用人们追求物欲的积极性，以此为动力，来开发资源，发展生产，增加财富，满足物欲之需、之求，而不是遏制人们的物欲之求，更不是与民争利。这就是: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执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难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36]

人们追求耳目声色之好，口腹刍豢之味，身体安逸之乐，心夸美誉之荣等各物欲望，由来已久，日俗已成，终不能化。对这些物欲之求，最上者是因势利导，适当调节，合理满足;最下者是与民争利。司马迁以历史上的许多事实说明，只有发展生产，增加财富，才是富国富民，强兵胜故的正确途径。他的结论是: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37]

这是说，发展经济、求富之道，不仅仅是靠农业这个固定的常业，而更需要工商业。对司马迁的这个结论，《史记·索隐述赞》曰:“货殖之利，工商是营。废居善积，倚市邪赢。白圭富国，计然强兵。倮参朝请，女筑怀清。素封千户，卓郑齐名。”工商业者发家致富，也可以改变社会政治地位，参与国家政治、政权的活动。

司马迁指出，富商大贾、工商业者，只要其多积财物，对发展生产、流通货物、活跃经济有其贡献，就可以从政为官，从军为将。事实上，到汉武帝时代，“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38]许多靠商贾起家的人，不仅管理盐铁本务，而且掌管国家的经济命脉。如孔仅、东郭咸阳、桑弘羊等人，都是如此。司马迁说:“于是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39]

由于商贾从政为官，不仅使“吏道益杂”，而且“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屯积居奇，上下其手”，从而造成“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而使钱不当钱，“民不实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40]由此造成货币混乱，商贾乘机致富。

对这种官吏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卖买之”的情况，虽然经济呈现出表面繁荣，但是却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司马迁有清醒的认识，并以历史辩证法的智慧作了揭示:

太史公曰: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41]

司马迁从考察历史上农工商经济的发展，商品货币的出现，经济与道德的相互关系，而以物盛而衰，物极必反的原理，说明繁荣背后隐藏着危机，要认识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规律，不可固守一时经济繁荣而沾沾自喜，一定要认识“各随时而轻重无常”的道理，历史变迁，货币发展，都是“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42]没有其他原因，历史发展，就是物极必反，这就是历史辩证法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尤为可贵的是司马迁处于汉朝的繁盛时期——汉武帝时代，但他已看到并指出当时的社会矛盾、危机。他说: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货。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43]

司马迁敏锐地看到，从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到汉武帝刘彻即位，汉朝已经历了七十多年，这其间国家经济发展，物质财富增加，府库皆满，人给家足，钱累巨万，狗马成群，奢侈成风，享乐无度。在这种繁华的景象下，人们只知享受生活，上下自满自足，而没有意识到潜在的社会矛盾、危机，而司马迁则深知“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道理。物虽盛，但必变，物极必反，终始之变，实为常理。

就当时社会实际而言，司马迁深刻地认识到，由于财官与贪官联为一体，尤其是酷吏的贪赃枉法、聚敛财富，且受到武帝的信任、重用，这更加重了、加速了社会矛盾、危机。《史记·酷吏列传》中所记述的“酷吏”们的种种恶行，就足已证明司马迁的见解。如武帝时的“内史”、“酷吏”宁成则公开宣称:“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于是“乃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数年，会赦。致产数千金，为任侠，持吏长短，出从数十骑。其使民威重于郡守。”再如“酷吏”张汤，其“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按:无本利投入而巧取经济利润)，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其治狱所排大臣自为功，多此类。于是汤益尊任，迁为御史大夫。……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县官空虚。于是丞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豪强兼并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亡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则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其他许多酷吏，数不胜数。

不仅如此，司马迁还指出，由于汉武帝好大喜功，追求享乐，对外扩张，对内侵民，从而加剧了统治者与农民等各阶层的矛盾，汉政权与四夷的矛盾，中央政权与郡国之间的矛盾。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只能是“物盛而衰”，“物极必反”了。司马迁的洞察力是超前的、超常的。

司马迁用自己毕生的精力所完成的伟大历史名著《史记》，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为止的大约三千年历史中的人物、事实、社会制度、历史年表等，他以史学家的眼光观察、记录历史，故为实录;以思想家的智慧发掘、品评人物，故为灼见。《史记》这部伟大而不朽的名著，不仅标志了司马迁的高超智慧、宝贵精神，而且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精神财富。因此，我们应当永远感念司马迁这位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的丰功伟业。

【注释】

[1]《史记·太史公自序》。

[2]《史记·太史公自序》。

[3]《史记·太史公自序》。

[4]《史记·太史公自序》。

[5]《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通鉴兵事》。

[6]《栾城集》卷二十二《上枢密韩太尉书》。

[7]《史记·太史公自序》。

[8]《史记·太史公自序》。

[9]《史记·太史公自序》。

[10]《史记·太史公自序》。

[11]《报任安书》。

[12]《汉书·司马迁传》。

[13]《史记·天官书》。

[14]《史记·太史公自序》。

[15]《史记·天官书》。

[16]《史记·项羽本纪》。

[17]《史记·高祖本纪》。

[18]《史记·伯夷列传》。

[19]《报任安书》。

[20]《史记·太史公自序》。

[21]《史记·太史公自序》。

[22]《史记·太史公自序》。

[23]《史记·平准书》。

[24]《史记·平准书》。

[25]《史记·太史公自序》。

[26]《史记·高祖本纪》。

[27]《史记·六国年表序》。

[28]《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29]《史记·货殖列传》。

[30]《史记·货殖列传》。

[31]《史记·货殖列传》。

[32]《史记·货殖列传》。

[33]《六韬·文韬·六守》。

[34]《六韬·文韬·六守》。

[35]《史记·货殖列传》。

[36]《史记·货殖列传》。

[37]《史记·货殖列传》。

[38]《史记·平准书》。

[39]《史记·平准书》。

[40]《史记·平准书》。

[41]《史记·平准书》。

[42]《史记·平准书》。

[43]《史记·平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