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亲”与“抗战”之争

第四节　“和亲”与“抗战”之争

匈奴贵族自秦汉以来，就为中国北方边境的大患。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与文学、贤良就汉武帝抗击匈奴的战争，在当前是应当“和亲”还是继续“击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争论的诱因，还是关涉盐铁等官营政策的推行。争论伊始，桑弘羊在回击文学罢盐铁等之议时，就提出:

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厉中国，杀伐郡县朔方都尉，甚逆不轨，宜诛讨之日久矣。……纵然有被坚执锐，有北面复匈奴之志，又欲罢盐铁、均输，忧边用，损武略，无忧边之心，于其义未便也。^[67]

桑弘羊指出，由于匈奴背约，屡次侵扰边境，使中原经常受害，汉武帝关心边民之苦，修筑边塞防御据点，并派兵屯戍边疆，防备匈奴之侵，因此，需要大量军费。盐铁、酒榷、均输，就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供应守边费用，故不能罢掉。再说对匈奴这个凶狠狡猾，专横暴虐，屡犯中国的敌人，只能以武略对之，如果罢盐铁等，则是不关心国家安全，不担忧边民苦处。

第二次盐铁会议开始，桑弘羊首先提出抗击匈奴，完成武帝遗志的问题。他反对“和亲”，主张“击之”。他说:“先帝绝三方之难，抚从方国，以为蕃蔽，穷极郡国，以讨匈奴。……是以主上欲扫除，烦仓廪之费也。^[68]为此，必须备兵、备战，准备“击之”，不能以“和亲”而偃武休兵。

桑弘羊总结了历史的教训，特别是汉朝以来实行“和亲”政策的教训，明确指出，朝廷并不是穷兵好战，因为匈奴贵族狡猾多变，贪婪成性，不讲信义，背叛和约，破坏和亲，侵犯边境，对这种敌人，不可怀德，不能和亲，只有用战争武力打败，消灭匈奴，方可解除边境之忧、边民之苦。他说:

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者甚厚。然不纪重质厚赂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先帝睹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故广将帅，招奋击，以诛厥罪。……夫偷安者后危，虑近者忧迩。^[69]

自春秋诸夏之君会聚相结，三会之后，乖离相疑，伐战不止。六国从亲，寇带相结，然未尝有坚约。况禽兽之国乎!……匈奴数和亲而常先犯约，贪侵盗驱，长诈谋之国也，仅复无信，百约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信其用兵之备，亲之以德，亦难矣。^[70]

针对文学、贤良的“和亲”、“厚赂”、“以德亲近”、“四海之内皆为兄弟”的谬论，桑弘羊据理予以驳斥。“匈奴以虚名市于汉而实不从，数为蛮貊所绐，不痛之，何故也?”^[71]所以说，文学、贤良的“和亲”之策，是苟且偷安，只顾眼前，不看长远的危险政策，“偷安者后危，虑近者忧迩”。据此，桑弘羊进一步指出:“当世之务，后世之利也。今四夷内侵，不攘，万世必有此长患。先帝兴义兵以诛暴强。……故圣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奋怒也，所以匡难辟害，以为黎民远虑。”^[72]为民除害，为国远虑，以义兵诛暴强，这个功勋是应载史册的。

从巩固国防、保卫国家、保护边民的角度而言，不除掉匈奴这个心腹大患，则是国无宁日，民不聊生，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人民的长久安生，对匈奴作战，虽然战争会损财、丧命，但是以短痛而去长痛，也是利大于弊，得多于失的。桑弘羊说:

中国与边境，犹支体与腹心也。夫肌肤寒于外，腹肠疾于内，内外之相劳，非相为助也。唇亡则齿寒，支体伤而心憯怛。故无手足则支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害。……今匈奴蚕食内侵，远者不离其苦，独边境蒙其败。……不征备，则暴害不息。故先帝兴义兵以厥罪，遂破祁连天山，散其聚党，北略至龙城，大围匈奴，单于失魂，仅以身免，乘奔逐北，斩首捕虏十余万。控弦之民，旃裘之长，莫不沮胆，挫折远遁，遂乃振旅。浑耶率其众以降，置五属国以治胡，则长城之内，河山之外，罕彼寇灾。于是下诏令，减戍漕，宽徭役。初虽劳苦，卒获其庆。^[73]

内地与边疆，如同肢体与腹心、嘴唇与牙齿的关系，边疆不保、不安，内地难保、难安，便如“唇亡而齿寒，支体伤而心憯怛”。汉武帝举义兵而征伐匈奴元凶，经过祁连山、龙城的保卫战，大败匈奴，安定边境，整军回师。于是下诏令，减戍漕，宽徭役。虽然开始时兵民劳苦，最终兵民庆贺。这就是用兵之利。否则，匈奴屡次侵扰，“暴害不息”，祸患不断。

桑弘羊认为，文学所说的“去武行文，废力尚德”之言，不仅是不可行于当世的空话，而且是滑稽不可修的笑话，简直是混淆是非。他说:

诸生妄言!……滑稽而不可修。夫汉之有匈奴，譬若木之有蠹，如人有疾，不治则寝以深。故谋臣以为击夺以困极之。诸生言以德怀之，此有其语而不可行也。^[74]

在桑弘羊看来，对匈奴这个屡背和约，言而无信的狡猾凶恶的敌人，还讲“以德怀之”，这是文学诸生“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75]的“空言”、“妄言”，只有军事武力才能消除匈奴这个心腹大患。“故兵革者国之用，城垒者国之固也;而欲罢之，是去表见里，示匈奴心腹也。匈奴轻举潜进，以袭空虚，是犹不介而当矢石之蹊，祸必不振。此边境之所惧，而有司之所忧也。“^[76]不加强边疆建设，修筑防御工程，巩固国防，只能使匈奴轻举潜进，大肆侵掠，所以罢兵，和亲之策，令边民惧，边官忧。

基于这种认识，桑弘羊主张积极备战，加强练兵，增强士卒的作战勇气，提高军队的战斗能力。他说:

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故仲山甫补衮职之阙，蒙公筑长城之固，所以备寇难而折冲万里之外也。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内，犹家人不坚垣墙，狗吠夜惊而暗昧妄行也。

为国必察土地、山陵、阻险、天时、地利，然后可以王霸。故制地城郭，饬沟垒，以御寇固国。……三军顺天时，以实击虚，然固于险阻，敌于金城。^[77]

有了战争准备，才不怕敌人侵扰，没有战争准备，就会受制于敌人，所以要利用天时、地利，修筑防御工事，使之固若金汤，就可以防备敌人、打败敌人。因为“匈奴无城廓之守，沟池之固，修戟强弩之用，仓廪府库之积，上无义法，下无文理，君臣嫚易，上下无礼。织柳为室，旃席为盖，素弧骨镞，马不粟食。内则备不足畏，外则礼不足称”。而“中国，天下腹心，贤士之所总，礼义之所集，财用之所殖也。夫以智谋愚，以义伐不义，若因秋霜而振落叶”。^[78]中国与匈奴如此对比，中国必胜，匈奴必败。所以说:“今诚得勇士，乘强汉之威，凌无义之匈奴，制其死命，责以其过。……推锋拊锐，穹庐扰乱，上下相遁，因以轻锐随其后，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79]如此说来，打败匈奴，不可怀疑，一人当百，毫无问题。为此，要坚定打败匈奴的必胜信心，并一定能战胜这个凶顽之敌。

文学、贤良则与桑弘羊相反，他们反对桑弘羊的打击匈奴之策，而主张实行“和亲”政策。他们的理论根据则是儒家的“王者无敌”、“仁者无敌”、“贵德贱兵”、“以德怀远”的说教。文学说:

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立盐铁，始张利官以给之，非长策也。故以罢之为便也。

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80]

文学认为，自古以来，就贵道德而贱用兵，所以要以仁义道德使近者亲附、远者悦服，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以此不用兵而胜人，当然可以不劳民、不运粮、不用费了。因此，盐铁等策，“罢之为便也”。

在文学、贤良看来，施行仁政，以仁义使民近者亲附、远者悦服，是从古至今最好的政策。所以说:

古者，君子立仁修义以绥其民，故迩者习善，远者顺之。是以孔子仕于鲁，前仕三月及齐平，后仕三月及郑平，务以德安近而绥远。……故为政而以德，非独辟害折冲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嚣嚣，中外不宁者，咎在匈奴。内无室宇之守，外无田畴之积，随美草甘水而驱收。匈奴不变业，而中国以骚动矣。^[81]

《春秋》“王者无敌”，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宾服，莫敢受交也。德行延及方外，舟车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泽。蛮貊异国，重译自至。方此之时，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内外相信，上下辑睦。兵设而不试，干戈闭藏而不用。^[82]

文学、贤良认为，只要实行仁义德政，天下就会相安无事，当时之所以上下都不安宁，就在于对匈奴战争，其实匈奴以牧业为生，随草放牧，到哪里都不影响中原人的生活，相反，倒是“中国以骚动矣”。如果“仁厚”、“德美”，和睦相处，上下和同，天下无事，就不用干戈了。所以说:“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则此垂无寇虏之忧，中国无干戈之事矣。”^[83]因为边境防守，在于仁义修不修，不在城堡固不固，“在德不在固”。如果“诚以行义为阻，道德为塞，贤人为兵，圣人为守，则莫能入。如此，则中国无狗吠之警，而边境无鹿骇狼顾之忧矣。”^[84]

文学、贤良从这种认识出发，而断定“两主好合，内外交通，天下安宁，世世无患”。^[85]为此，他们力主和亲、厚赂，与匈奴“好合”。文学说:

往者，匈奴结和亲，诸夷纳贡，即君臣外内相信，无胡、越之患。当此之时……民安乐而无事。^[86]往者通关梁，交有无，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内附，往来长城之下。其后王恢误谋马邑，匈奴绝和亲。故当路结祸，纷挐而不解，兵连而不息。^[87]

文学高喊“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也”的口号，信奉“世无不可化之民”^[88]的教条，大谈和亲政策，而不顾匈奴屡屡侵掠为害甚巨的事实。就此而论，文学、贤良是愚不可及。

盐铁会议上，就“和亲”与“抗战”之争，显然大夫的抗战政策是正确的、合时的、合理的;文学、贤良的和亲政策是错误的、愚蠢的、不合理的。因为对待匈奴这样凶恶、狡猾、无信、侵掠成性的敌人，用仁义、道德、和亲、投降的政策，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只有“击之”、“败之”，才能使国家安定、国防巩固、人民安生。

关于对匈奴的政策，是和亲，还是战争，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下，作了很恰当的总结，评赞:

自汉兴，忠言嘉谋之臣曷尝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高祖时则刘敬，吕后时樊哙、季布，孝文时贾谊、朝错，孝武时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种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昔和亲之论，发于刘敬。……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匈奴寇盗不为衰止，而单于反以加骄倨。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略，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来，边境屡被其害。……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也。

班固虽然指出:“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但是他经过一番“究匈奴之终始”后，而肯定“和亲无益”已是昭然明白之理。其根据是“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且随着和亲政策发展，货赂增加，匈奴单于更加骄横傲慢。这与大夫之论是一致的。所以说“和亲”之策是错误而有害的，抗战政策是正确而有利的。

《盐铁论》大夫、御史、丞相史与文学、贤良以盐铁官营政策为中心而展开的种种争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问题，争论双方站在自己的立场、观点上，申论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且各有所据、有所主，涉及的领域是多方面的，争论的问题是复杂的，如果细论的话，远不止我们上述所论的这几个方面，所以我们不能用简单的二分法断定其为“儒法斗争”，或进步、前进与反动、保守之争等，而要作客观、具体的分析评论，以求反映历史的真相、全貌。

【注释】

[1]《盐铁论·本议》。

[2]《盐铁论·杂论》。

[3]《盐铁论·杂论》。

[4]《盐铁论·杂论》。

[5]《盐铁论·本议》。

[6]《盐铁论·本议》。

[7]《盐铁论·本议》。

[8]《盐铁论·禁耕》。

[9]《盐铁论·水旱》。

[10]《盐铁论·水旱》。

[11]《盐铁论·错币》。

[12]《盐铁论·力耕》。

[13]《盐铁论·通有》。

[14]《盐铁论·散不足》。

[15]《盐铁论·散不足》。

[16]《盐铁论·散不足》。

[17]《盐铁论·散不足》。

[18]《盐铁论·刺复》。

[19]《盐铁论·刺权》。

[20]《盐铁论·除狭》。

[21]《盐铁论·本议》。

[22]《盐铁论·力耕》。

[23]《盐铁论·通有》。

[24]《盐铁论·本议》。

[25]《盐铁论·本议》。

[26]《盐铁论·非鞅》。

[27]《盐铁论·力耕》。

[28]《盐铁论·水旱》。

[29]《盐铁论·禁耕》。

[30]《盐铁论·复古》。

[31]《盐铁论·疾贪》。

[32]《盐铁论·疾贪》。

[33]《汉书·食货志第四》下。

[34]《盐铁论·轻重》。

[35]《盐铁论·论诽》。

[36]《盐铁论·备胡》。

[37]《盐铁论·授时》。

[38]《盐铁论·遵道》。

[39]《盐铁论·授时》。

[40]《盐铁论·后刑》。

[41]《盐铁论·刑德》。

[42]《盐铁论·申韩》。

[43]《盐铁论·诏圣》。

[44]《盐铁论·周秦》。

[45]《盐铁论·诏圣》。

[46]《盐铁论·非鞅》。

[47]《盐铁论·大论》。

[48]《盐铁论·疾贪》。

[49]《盐铁论·后刑》。

[50]《盐铁论·刑德》。

[51]《盐铁论·刑德》。

[52]《盐铁论·错币》。

[53]《盐铁论·相刺》。

[54]《盐铁论·遵道》。

[55]《盐铁论·国疾》。

[56]《盐铁论·大论》。

[57]《盐铁论·刺复》。

[58]《盐铁论·大论》。

[59]《盐铁论·论儒》。

[60]《盐铁论·地广》。

[61]《盐铁论·错币》。

[62]《盐铁论·遵道》。

[63]《盐铁论·利议》。

[64]《盐铁论·取下》。

[65]《盐铁论·击之》。

[66]《盐铁论·大论》。

[67]《盐铁论·本议》。

[68]《盐铁论·击之》。

[69]《盐铁论·结和》。

[70]《盐铁论·和亲》。

[71]《盐铁论·结和》。

[72]《盐铁论·结和》。

[73]《盐铁论·诛秦》。

[74]《盐铁论·世务》。

[75]《盐铁论·和亲》。

[76]《盐铁论·和亲》。

[77]《盐铁论·险固》。

[78]《盐铁论·论功》。

[79]《盐铁论·论勇》。

[80]《盐铁论·本议》。

[81]《盐铁论·备胡》。

[82]《盐铁论·世务》。

[83]《盐铁论·世务》。

[84]《盐铁论·险固》。

[85]《盐铁论·结和》。

[86]《盐铁论·结和》。

[87]《盐铁论·和亲》。

[88]《盐铁论·和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