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为国本的建本论

第二节　民为国本的建本论

刘向继承了先秦以来的民本论，尤其吸取了儒家的民本思想，深知民为国之本，民为君之天的道理，故强调治国必须以民为本，以爱民为务。

刘向认为，人民是国家存在的基础、根本。治国者必谨慎、认真地对待人民，否则，便会被人民群众推翻。他引用孔子回答鲁哀公的话，揭示了这个道理:

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安不至矣。夫执国之柄，履民之上，凛乎如以腐索御奔马。《易》曰:“履虎尾。”《诗》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2]

这就告诉统治者，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统治者的政权是靠人民来维护的。当政者以民为本，布德施政，人民拥护，政权才巩固。施行暴政，人民造反，则可以推翻这个政权。所以当政者要居安思危，敬畏民众，善待万民。

刘向指出，国君治国应当以“天”为高、为贵、为大，得“天”者则安、则强、则胜，失“天”者则危、则弱、则败。他所说的“天”，不是苍苍芒芒、去人高远、漫无边际的苍天，而是现实中的广大百姓。这就是:

齐桓公问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诗》云:‘人而无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3]

郦食其号郦生，说汉王曰:“臣闻之:知天之天者，王者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4]

民为国之本，民为君之天，故人君应当务本、建本、贵本，知天、重天、尊天。刘向认为，各个领域、各行各业，都有其本，本立而道生，人君治国应当以民为本，本立、本固，则国昌、国强。反之，君害其民，民背其君，国之不亡，未之有也。因此，人君治国，欲成王事，则必须以民为本、为天。

人君治国为政，以民为本、为天、为务，其要在爱民、厚民、富民、宽民、利民，省刑罚，薄赋敛，轻徭役，勿夺民，体恤万民，赈济鳏寡孤独，关心民众饥寒冻馁，不能只管自己享乐，不顾人民的死活。刘向以种种历史事实，反复申明这些道理:

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对曰:“政在使民富且寿。”哀公曰:“何谓也?”孔子曰:“薄赋敛则民富，无事则远罪，远罪则民寿。”

文王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发其仓府，以赈鳏、寡、孤、独。”

武王问于太公曰:“治国之道若何?”太公对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曰:“爱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败，生之勿杀，与之勿夺，乐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国之道，使民之谊也，爱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务，则害之也;农失其时，则败之也;有罪者重其罚，则杀之也;重赋敛者，则夺之也;多徭役以罢民力，则苦之也;劳而扰之，则怒之也。故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5]

晋文公出田逐兽，砀入大泽，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渔者……渔者曰:“君何以名为?君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者，臣亦与焉。”^[6]

刘向明确指出，为政、理政的关键是爱民。爱民不是空言、虚语、浮论，而是要实实在在，真正落在实处。他以历史上的明君贤臣，圣人理政、教诲为例，说明这个道理。就是说，爱民要有具体措施使民富且寿，做到利而无害，成而无败，生而无杀，与而无夺，乐而无苦，喜而无怒。使民众各有其业，各守所务，不失农时，不重罚其罪，不夺民财，不疲民力，不扰民生，要爱民如子，关心他们的饥寒冻馁，这才算是爱民，方能使民富且寿。这才是贤君治国之道。这就是:

武王问于太公曰:“贤君治国何如?”对曰:“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不因喜以赏，不因怒以诛，害民者有罪，进贤举过者有赏，后宫不荒，女谒不听，上无隐慝，下不阴害，不幸宫室以费财，不多观游台池以罢民，不雕文刻镂以逞耳目，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此贤君之治国也。”^[7]

如果人君只顾自己享受，聚敛财富，大修宫室，广建台池，耗费民财，滥施刑罚，荒淫无道，则是暴君害民，害民者则当诛。

刘向进一步指出，天生民而为之立君，意在爱民，人君的职责就是为民兴利除害，爱民如子，厚民利民，非如此者，君不可以为君。人君若是荒淫无道，苛政于民，胡作非为，民可以罢之、去之、诛之。所以说:

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无使失性。良君将赏善而除民患，爱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若雷霆。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天之爱民甚矣，岂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乏神之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焉用之?不去何为?^[8]

暴君行苛政以害民，民必逐之、去之。因为这既违反天为民立君之意，又失掉人君爱民之职，更失去人的本性，所以失君之道，必为民所逐、所去，故使其国速亡、早亡。“以苛为察，以欺为明，以刻为忠，以计多为善，以聚敛为良”，故“当先亡”。^[9]这就是告诫当政的最高统治者，必须以爱民为宗向，以富民为本务。否则，苛政猛于虎，一定是国必危，身必亡。

刘向把治国为政分为“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为贵矣。夫化之不变，而后威之，威之不变，而后胁之，胁之不变，而后刑之。夫至于刑者，则非王者之所贵也。是以圣王先德教而后刑罚，立荣耻而明防禁，崇礼义之节以示之，贱货利之弊以变之。……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10]最上等的治国理民方略是以德教化民，在上者端正身行，上行下效，政善民淳，自然国治民安。

不仅要以德教化民，“布德施惠”，以“德教”而“使民生于全育”^[11]，而且要惩恶除患，消除内部的“社鼠”、“猛狗”，即贪官恶吏，这才是治国理政，为民除害的大务。这就是:

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国何患?”管仲对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谓也?”管仲对曰:“夫社束木而涂之，鼠因往托焉，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夫国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则为乱，诛之则为人主所案据，腹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为器甚洁清，置表甚长，而酒酸不售，问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国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术之士，欲明万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龁之，此亦国之猛狗也。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道术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国之所患也。”^[12]

国有“社鼠”、“猛狗”等心腹大患，不除此患，祸害不断，除此大患，国治民安。因此，治国除患是理政之大务，爱民之要道。

刘向认为，只有爱民、富民，才能得民、附民，只有得民、附民，才能使万民同心，天下归心，事无不成，战无不胜。所以要以道归民，以德贵民，以仁爱民，以义规民，这便是治国求胜之本。刘向说: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德之所在，天下贵之;仁之所在，天下爱之;义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浅者，鱼逃之;树高者，鸟宿之;德厚者，士趋之;有礼者，民畏之;忠信者，士死之。……必贵以贱为本，必高以下为基。^[13]

得道、行仁、有义，以贱为本，以民为基，天下归之，万民附之，政理战胜，天下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