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知实然的求知论

第三节　实知实然的求知论

王充在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无神论的基础上，提出实知实然的求知论，驳斥了唯心主义先验论。

王充针对神学唯心主义所宣扬的圣人“前知千古，后知万世”的先验论，肯定人的认识、知识是感官与外界接触而获得的。如果离开感知，人类是无法，亦不可能获得认识、知识的。王充说:

行事，文记谲常人言耳，非天地之书，则皆缘前因古，有所据状。如无闻见，则无所状。凡圣人见祸福也，亦揆端推类，原始见终，从闾巷论朝堂，由昭昭察冥冥。谶书秘文，远见未然，空虚暗昧，豫睹未有，达闻暂见，卓谲怪神，若非庸口所能言。放象事类以见祸，推原往验以处来事，贤者亦能，非独圣也。^[33]

王充认为，认识、知识的来源，不是神学家“谶书秘文”所说的那样，靠神秘主义的虚妄想象，超人神授，而是“缘前因古，有所据状”。否则，“如无闻见，则无所状”。“状”就是耳目闻见依靠外界事物的形态状况所获得的感性认识。如果没有感官所获得的感性认识，人们也就无从认识事物，获得知识，即使“圣贤”亦不例外。所以说:“圣贤不能性知，须任耳目以定情实。”^[34]就是说，连圣贤也是通过自己的耳目闻见来确定事物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超感官而知的神异之人，神圣之知。不如此而知，人类就无从而知，其所获得的知识，也是靠不住的。王充还举例论证道:“使一人立于墙东，令之出声，使圣人听之墙西，能知其黑白、短长、乡里、姓字所自从出乎?沟有流澌，泽有枯骨，发首陋亡，肌肉腐绝，使圣人询之，能知其农商、老少，若所犯而坐死乎?非圣人无知，其知无以知也。”^[35]这是说，耳目等感官不见事物的真实形状，不听其真实声音，便无法认识事物，获得真知。由此说来，不是圣人无知，而是离开耳目闻见，无法知也。所以说:“不目见口问，不能尽知也。”^[36]没有耳目闻见的感觉为基础，任何人都不可能获得知识。

那么人的认识是否以耳目闻见获得感性知识就完结了呢?不是的，要“揆端推类”，“案兆察迹”，“必开心意”。人的认识，“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辄决”。^[37]获得知识，既需要耳目闻见之知，又需要思维的决断作用。以感觉为认识的起点，以经验为推理的根据，以思维认识事物的本质。王充说:

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墨议不以心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38]

王充认为，立论不留意澄清思虑而单凭耳目感觉的现象来判断是非，不用理性思维进行论证，就会把虚假的表面现象当成真的，把事物的实质认识错了。为了正确地认识事物，判断是非，不仅要靠耳目，而且要靠思考，“以心原物”，“必开心意”。墨家的“明鬼”说，就是不以心原物，所以失其实。失实之议，难以教人，这是墨学失传的主要原因。王充此论，极为中肯。就是说，通过感性获得初步认识，经过理性思考加以深化提高，才会使理论不断发展。

关于如何进行理性思考的问题，王充作了具体的论证，即“揆端推类，原始见终，从闾巷论朝堂，由昭昭察冥冥”。“案兆察迹，推原事类。春秋之时，卿大夫相与会遇，见动作之变，听言谈之诡，善则明吉祥之福，恶则处凶妖之祸。……明福处祸，远图未然，无神怪之知，皆由兆类。”^[39]根据事物的预兆、端倪，推断事物的发展、结果。根据这种类推，就可以由昭察冥，由微知著，由小见大，由始知终，知一通二，达左见右，以知方来。王充在承认耳目闻见的同时，强调思虑的推理作用，这是很可贵的。

由此出发，王充认为，人的知识不是凭空产生的先验之知，而是由学而知。就是说，人是“学而知之”，不是“生而知之”。他说:

不学不问不能知也。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故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生)知者。……实者，圣贤不能性知，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40]

不论什么人，要想认识事物，获得知识，就必须学、问，不学、不问，不能知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即使圣贤，亦是如此。凡是人都由学问而知，而非生而知之，更非空而知之。

据此，王充列举大量证据，批判、驳斥圣人“神而先知”，“不学自知”的谬论。他说:

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故称圣，(圣)则神矣。^[41]

王充认为，儒者如此论圣人，“此皆虚也”，因为这种“神怪之言”，都是图谶之书所记载的，皆为神学家的“虚妄之言”。因为“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所以根本不存在“圣人”

“前知千古，后知万世”，“不学自知，不问自晓”之事。王充指出，如果说孔子是圣人，是生而知之者，那他为什么却不知道自己是宋国大夫子氏的后代呢!足见孔子不是生而知之者，更不是前知千古，后知万世之人。如此说来，谶书所说的种种关于“圣人前知千岁之验”，都“不可信也”。

从这种思想认识出发，王充在《论衡·知实》篇中，举出16项证据，证明“圣人不能先知”，“孔子不能先知”。在列举这16项证据证明“圣人不能神而先知”之后，王充总结论述道:

圣人据象兆，原物类，意而得之。其见变名物，博学而识之。巧商而善意，广见而多记，由微见较。若揆之今睹千载，所谓智如渊海。……使圣人达视远见，洞听潜闻，与天地谈，与鬼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谓神而先知，与人卓异。今耳目闻见与人无别，遭事睹物与人无异，差贤一等尔，何以谓神而卓绝?^[42]

圣人也是由耳目闻见之知与思虑智识之知相结合，据象兆，原物类，多见多闻，博学而识，见广记多，意而得之，而不是“前知千古”，“神而先知”，“与人卓异”的“神而卓绝”者。所以圣人之知与众人之知“无异”也。

王充明确地指出，“所谓圣者，须学以圣。以圣人学，知其非圣”。^[43]圣人也是“学而知之”，而非“生而知之”，更非“神而先知”。王充肯定一切人的一切知识，都是学、问而来的。否则，便无从谈认识、知识。王充强调感知、心知、学知的重要性，反对神学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这些思想都是可贵的。

尤其可贵的是王充强调从实践中学习，向有实际经验的人学习知识技能。因为任何博学多能者，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知识技能，每个人都只能掌握自己本行业的知识技能，所以要向各行各业的人学习不同的知识技能。不论是儒生、文吏、将领、田夫、商贾等，都具有各自的专长和殊奇之处，都值得学习。据此，王充批评世俗学问者，不懂得向他人学习，只重视自己的知识，而轻薄他人的行为，故不能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王充在列举各种“世俗之论”的错误行为之后，总结道:

是以世俗学问者，不肯竟经明学，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义理略具，同趋学史书，读律讽令，治作请奏，习对向，滑习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辄能。徇今不顾古，趋仇不存志，竞进不案札，废经不念学。是以古经废而不修，旧学暗而不明，儒者寂于空室，文吏哗于朝堂。材能之士，随世驱驰;节操之人，守隘屏窜。驱驰日以巧，屏窜日以拙。非材顿知不及也，希见阙为，不狎习也。盖足未尝行尧、禹问曲折，目未尝见孔，墨问形象。^[44]

因为人的知识技能来源于实践，各个不同职业的人，都从自己的实践活动中，获取知识，增长技能。王充说:

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日见之，日为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尝见，巧女未尝为，异事诡手，暂为卒睹，显露易为者，犹愦愦焉。方今论事不谓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尝为，而曰知不达。失其实也。……今俗见不习谓之不能，睹不为谓之不达。……从农论田，田夫胜;从商讲贾，贾人贤。今从朝廷谓之，文吏，朝廷之人也，幼为干吏，以朝廷为田亩，以刀笔为耒耜，以文书为农业，犹家人子弟生长宅中，其知曲折愈于宾客也。宾客暂至，虽孔、墨之材，不能分别。^[45]

人的知识技能来源于“日见之，日为之，手狎也”，如此熟能生巧，材敏知达。相反，“希更”而“不为”，则无知无能。论治国，文吏强;论用兵，将帅能;论耕田，田夫胜;论商贾，贾人贤。各有所能，各有所长，各种实践，使之材敏知达，这就是知识技能来源于实践的道理。然而，当今儒生，俗见论人，却以“不习谓之不能”，“不为谓之不达”，这是“失其实”之见。王充的这些思想有力地驳斥了儒生之论，世俗之见，所以是十分可贵的。

王充还有一个极为有价值的理论，是真理论的问题。

王充认为，人的认识是否正确地反映了世界，是不是真理，必须经过事实的验证。“订其真伪，辨其虚实”，就必须“引事物，以验其言行”。因此，王充提出了“效验”论，反对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46]的做法。王充指出，如果以为“贤圣所言”定是无非，就必然造成“奇怪之语”“虚妄之文”广为流行的混乱局面。因为谬论、奇谈、怪论，可以不经过效验，事实证明，“违实不引效验”，只凭“空说虚言”就可以欺骗群众，愚弄人民。为了批驳“虚妄之言”，“奇怪之语”，王充反复强调“效验”的重要作用。他说:

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论圣人不能神而先知，先知之间，不能独见;非徒空说虚言，直以才智准况之工也。事有证验，以效实然。^[47]

道家论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验其言行，故自然之说未见信也。^[48]

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49]

这就是说，凡是论事说理，都要以“效验”、“事实”加以证明、验证。反之，不管你说得如何好听动人，但是没有事实根据，不经过事实验证，就不是真理，人们就不会相信。王充断定，一切理论、言论、认识、知识，都要以实事、实效验证，经过验证，便可以论定是非、真伪。所以说:

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50]

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51]

王充在批判、驳斥神学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的虚妄之言时，处处强调“效验”、“实证”，常常责问他们:“天地之间有鬼”，“人病见鬼”，“何以效之?”^[52]“儒者曰:‘日朝见，出阴中;暮不见，入阴中。阴气晦冥，故没不见。’如实论之，不出入阴中。何以效之?……何以验之?”无以“效之”、“验之”，所以“世儒之论，竟虚妄也”。^[53]在王充看来，不论是证明命题的对错，还是判定学说的真妄，都要以“效验”为原则，为标准。王充《论衡》全书贯穿着“效验”的思想。所谓“效”，即是效果、实效;“验”，即是证验、检验。按照王充的思想观点，人们的认识是否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来面目，要看这种认识是否具有实际效果;认识是否反映客观实际，要看其是否得到验证。经过事实的验证符合客观实际就是真理，否则就是“空说虚言”、“虚妄之言”。

王充还以实例证明自己的这个理论。如:“盛夏之时，雷电迅疾，击折树木，坏败室屋，时犯杀人。”世俗认为这是“天怒，击而杀之”，王充“推人道以论之”，证明这是“虚妄之言也”。^[54]

王充指出:

王充以事实效验，证明雷为火，其烧死人，击死人，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不是天震怒以雷杀人的神灵意志，因为“论雷之为火有五验，言雷为天怒无一效”，以此“效验”证明“雷为天怒，虚妄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