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遇幸偶的命定论

第五节　逢遇幸偶的命定论

我们前面说过，王充在论述他的人性论时，把“性”和“命”联系起来，人禀元气而生，生而有性、有命，而“禀性受命，同一实也。命有贵贱，性有善恶”，“用气为性，性成命定”。由此出发，王充阐发了他的命定论思想。

关于“性”和“命”的关系。王充认为，“性”和“命”有密切的联系。他说:

死生者，无象在天，以性为主，禀得坚强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强，坚强则寿命长，寿命长则不夭死;禀性软弱者，气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则寿命短，短则早死。故言有命，命则性也。^[66]

人禀气而生，禀厚、多之气而生，身体具有坚强“性”，故寿命长;禀薄、少之气而生，身体羸弱不健壮，故寿命短。就此而言，“性”与“命”是统一的，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说“命则性也”。

关于“性”与“命”的区别。王充认为，“性”和“命”毕竟是不同的，各有自己的内容、涵义。他说:

夫性与命异，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恶而命吉。操行善恶者，性也;祸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祸，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恶而得福，是性恶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恶，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虽不行善，未必无福;凶命之人，虽勉操行，未必无祸。^[67]

“性”是指善恶操行而言，“命”是指祸福吉凶而言。人的祸福吉凶与善恶操行，没有因果的必然联系，并非行善而得福吉，行恶而得祸凶，常常是与此相反，即行善而得祸凶，行恶却得福吉，这就是“性与命异”也。

关于“命”的内容、涵义。王充认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的人，都有“命”。他说:

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故命贵，从贱地自达;命贱，从富位自危。^[68]

“命”“有死生寿夭之命”，这叫做“寿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这叫做“禄命”，凡是人，都有“命”，无一例外，“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就是此义。“寿命”的长短，是由禀气厚薄、多少决定的，“禀寿夭之命，以气多少为主性也”。“夫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寿短。”^[69]就是说，人的生死寿夭的“寿命”，完全是由其禀气厚薄、多少决定的，不是由天神决定的。

“禄命”也不由天神决定，正如子夏所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而不是“死生在天，富贵有命”。那么禄命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王充说:“所禀之气，得众星之精。众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贵象则富贵，得贫贱象则贫贱，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众星。天施气，而众星布精;天所施气，众星之气在其中矣。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贵或秩有高下，富或赀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70]这是说，“禄命”不是由天神、天命决定的，而是由人所禀受的“众星之气”、“星象之位”决定的。王充不承认天神之天的决定作用，却接受星象学之天象“所授”的迷信思想，也是一大局限。

王充从上述“命义”论出发，展开了命定论的论述。他把“命”分为正命、随命、遭命，并作了具体的解释。他在《论衡·命义》篇中这样写道:

正命，谓本禀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随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纵情施欲而凶祸到，故曰随命。遭命者，行善得恶，非所冀望，遭逢于外，而得凶祸，故曰遭命。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

“命”有此三种，并在父母施气之时，就已决定了吉凶、祸福、寿夭了。在这种阐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充似乎同意“三命”之说。然而，在《论衡·命义》篇接下来的论述中，王充对“三命”之说，又表示了怀疑。他说:

言随命则无遭命，言遭命则无随命，儒者三命之说，竟何所定?且命在初生，骨表著见，今言随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

王充认为，“命”在人初生之时就已经决定了，哪里还有什么随命和遭命呢?如果随操行而至以定命，这是由于人的不同看法决定的，这种命不符合命的本义，“此命在末，不在本也”。由此说来，命在初禀之时，不在长大之后，随操行而至也。然而，说到最终，王充又承认:“正命者至百而死，随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禀气时遭凶恶也，谓妊娠之时遭得恶也，或遭雷雨之变，长大夭死:此谓三命。”^[71]由上述可见，王充从承认“三命”，到怀疑“三命”，最终又肯定“三命”，这就使他的命定论陷入了自相矛盾的窘境。

由于王充在命定论中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为了解决这种矛盾，他只好求助于遭遇幸偶的偶然论了。他说:

人有命，有禄，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贫富贵贱也;禄者，盛衰兴废也。以命当富贵，遭当盛之禄，常安不危;以命当贫贱，遇当衰之禄，则祸殃乃至，常苦不乐。遭者，遭逢非常之变。……遇者，遇其主而用也。……幸者，谓所遭触得善恶也。获罪得脱，幸也。……偶者，谓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故夫遭遇幸偶，或与命禄并，或与命离。遭遇幸偶，遂以成完;遭遇不幸偶，遂以败伤，是与命并者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性命，有盛衰之祸福，重以遭遇幸偶之逢。^[72]

这就是王充的“命义”的内容、涵义、结论。人有死生寿夭之寿命，亦有贵贱贫富之禄命，其所以有此不同之命，都是由偶然性决定的，即由遭遇幸偶决定的、促成的。王充对遭、遇、幸、偶作了自己的解释。从王充的解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遭、遇、幸、偶都是指偶然性、机遇性、巧遇性而言的。

王充以自然论来解释自然现象，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人间事物，他便无法解释，于是只好求助于偶然论。他在《论衡·偶会》篇开宗明义就说:“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适偶之数，非有他气旁物厌胜感动使之然也。”“命”是“适偶之数”，没有其他因素主使、主宰使之然的，就此而言，“适偶之数”与“自然之道”，“其实自然，非他为也”。

王充对“逢遇”、“幸偶”的偶然论，极为重视，并用多篇专文加以论述。他在《论衡》开卷第一篇《逢遇》篇就说:

操行有常贤，仕官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高才洁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在众上。……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王充在《论衡·累害》篇中说:

修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祸。祸福之至，幸不幸也。

王充在《论衡·幸偶》篇中说:

凡人操行，有贤有愚，及遭祸福，有幸有不幸;举事有是有非，及触赏罚，有偶有不偶。……赏而信者未必真，罚而疑者未必伪。赏、信者偶，罚、疑不偶也。

由上述可见，在王充看来，人生的社会地位的尊卑高下和赏罚祸福，都在于遇与不遇、偶与不偶、幸与不幸的偶然性，不在于才能贤与不贤、操行洁与不洁、修身正与不正的内在性。这种偶然性的决定论，是王充的命定论的总的思想原则。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他将其推广到各个方面、领域，而成为一切的决定者。

王充认为，人和万物都禀元气，或为植物，或为禽兽，或为人类;人类之中，或贵或贱，或贫或富，或尊或卑，或高或下，或为圣贤，或为庸人，都是由“幸偶”决定的。王充在《论衡》的许多篇章中，运用大量的自然、社会、历史、现实中的事例，说明、证明宇宙万物生成、人生前途发展、国家治乱兴衰等，都取决于幸偶，逢遇的命定，而不取决于人的德行、才能的修不修、高与下。

在王充的这种自然命定论中，我们看到，他把“命”视为“自然之道”(自然性)，也视为“适偶之数”(偶然性)，二者“其实自然，非他为也”。由于他夸大了偶然性的作用，而把偶然性视为必然性，所以取消了必然性的作用。所以我们说，王充把自然性、偶然性、必然性看成是一个道理，从而使他的命定论陷入了盲目性、矛盾性、混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