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重法的治民思想

第三节　崇德重法的治民思想

王符从民为国之本的思想认识出发，认为治国要在治民，治民要以“德化”为主，并辅之以“法治”。因此，他阐明了崇德重法的治民思想。

王符作为儒家学者，当然推崇儒家的仁政德治思想，治国理民要崇尚道德，敦民化俗，以道德为本，施行仁政德治。王符名之曰“德化”。他说:

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末生于本，行起于心。是以上君抚世，先其本而后其末，顺其心而理其行。心精苟正，则奸匿无所生，邪意无所载矣。^[48]

人君治民，主要是推行道德教化，教化既施，邪恶不生，故要以道德教化为本。施行教化可以改变民心、民俗，民心为民之本，民俗为民之末，本末并举、兼治，则民心正，俗行敦，民得治，天下平。因为“民有心也，犹为种之有园也。遭和气则秀茂而成实，遇水旱则枯槁而生孽。民蒙善化，则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恶政，则人有怀奸乱之虑。故善者之养天民也，犹良工之为麹豉也”。^[49]所以人君治民要以德治，善政加于民，而使民心改变，民俗敦厚，民风淳朴。切不可使恶政强加于民。所以说:“夫化变民心也，犹政变民体也。德政加于民，则多涤畅姣好坚强考寿;恶政加于民，则多罢癃尪病夭昏札瘥。……君子修其乐易之德，上及飞鸟，下及渊鱼，无不欢忻悦豫。”^[50]实行德政、善政，变化民心，使万民和德而生，合中和以成，人人都有“仁义之心，廉耻之志”，如此“崇美于前，而致刑措于后也”。^[51]崇尚道德，注重教化，治理民心，和乐万民，故为上圣之治也。所以王符说:

是故上圣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务厚其情而明则务义，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52]

实行“德化”——以德教化万民，既可以化民心，又可以化民俗，这样“本”与“末”俱化，民无相害之心，又无相害之行，便可使天下太平了。“王者统世，观民设教，乃能变风易俗，以致太平。”^[53]如此使民“无讼”、“无冤”，便可以不用法律、刑罚了。这才是上圣之治。

上圣之治，可以使君民相爱，君尊臣忠，人君进贤，人臣尽力，君臣相协，功效百姓，可成大功。这样的“忠贵”才为可贵。所以说:“夫位以德兴，德贵忠立，社稷所赖，安危是系。非夫谠直贞兆，仁慈惠和，事君如天，视民如子，则莫保爵位，而全令名。”^[54]这便是《忠贵》篇的写作要旨。

王符指出，以德化民，还必须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解决好各种社会矛盾。因为人与人之间有各种社会关系，所以要明白人的“交际之理”，以求合乎“人之情”。

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处于相应的社会地位，彼此形成各种各样的交往，而有种种不同的表现。“富贵则人争附之，此势之常趣也;贫贱则人争去之，此理之固然也。”^[55]因为与富贵者相交，上有权位之用，下有货财之利;与贫贱者相交，大有钱贷之费，小有财物之损。“故富贵易得宜，贫贱难得适。”如此说来，人们争附富贵，争去贫贱，乃“势有常趣，理有固然”。^[56]王符认识到，人与人的彼此相交际、相交往，说到底是一种“利”与“害”的相交。作为治国理民的人君，必须认识这个道理，解决人们交往中的矛盾，不为奸臣欺蔽，不使奸雄结党，不使民众遭祸，王符说:

夫交利相亲，交害相疏。是故长誓而废，必无用者也。交渐而亲，必有盖者也。俗人之相于也，有利生亲，积亲生爱，积爱生是，积是生贤，情苟贤之，则不自觉心之亲之，口之誉之也。无利生疏，积疏生憎，积憎生非，积非生恶，情苟恶之，则不自觉心之外之，口之毁之也。是故富贵虽新，其势日亲;贫贱虽旧，其势日疏，此处子所以不能与官人竞也。世主不察朋交(友)之所生，而苟信贵臣之言，此洁士所以独隐翳，而奸雄所以党飞扬也。^[57]

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交友，说到底是一种利害交际，明君贤主认识了这个道理，正确地解决了利害关系，化解了各种矛盾，便使民可治，国可安，天下平。所以说:“交际之理，其情大矣。非独朋友为然，君臣、夫妇亦犹是也。当其欢也，父子不能间;及其乖也，怨仇不能先。是故圣人常慎微以敦其终。”^[58]高明的治民者，要做到:富贵不必重，贫贱不必轻，更不可以富贵骄贫贱，使各种民众都“各安所为”，各施其能。

要想做到这些，王符提出要注意“四难”、“三惠”。“四难”为:恕、平、恭、守。“恕者仁之本也，平者义之本也，恭者礼之本也，守者信之本也。四者并立，四行乃具，四行具存，是谓真贤。四本不立，四行不成，四行无一，是谓小人。”“恕”为:严于责己，宽以待人，仁者爱人，礼者敬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劳人，不扰民，常思民。“平”为平等待人，不媚世俗，不随波逐流，不谄上慢下，不讥贫贱，不忌富贵，不攀龙附凤，不结党营私，平均如一，无偏无颇。“恭”为:不论富贵贫贱，都以礼相待，其礼先入，其言后出，报答恩义，礼让贤人。“守”为:守住心思，情意专精，心思独睹，不惑众口，心坚金石，志轻四海，“故守其心而成其信”。此“四难”者，为人之难行也。“夫是四行者，其轻如毛，其重如山，君子以为易，小人以为难。”这就是“仁者”“欲仁”而“仁斯至”的道理。所谓“三患”，则为:“情实薄而辞称厚，念实忽而文想忧，怀不来而外克期。”^[59]行“四难”，去“三患”，“近于仁”，则民可治，天下平矣。

要想做到这些，关键在于人君要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先正己身，己身正而民自化，不令则行，人民自治。所以说:“明王统治，莫大身化，道德为本，仁义为佐。思心顺政，责民务广，四海治焉，何有消长?”^[60]这就是“德化”的宗旨，意义。

王符在崇尚、重视“德化”的同时，又注意、讲究“法治”。

在王符看来，“德化”不能使国家由“乱”之“治”，一些为乱，作恶之人，不能以仁义道德、礼义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动，就要以法律、法令、刑法、赏罚来禁止他们的行动，这就是先王制法律、行赏罚的目的。他说:

先王因人情喜怒之所不能已者，则为之立礼制而崇德让;人所可已者，则为之设法禁而明赏罚。^[61]

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伤人肌肤，断人寿命者也，乃以威奸惩恶除民害也。^[62]

道德教化、礼义德让，当然重要，有其作用。然而，有的人不遵循礼义道德，而为非作歹，奸臣作乱，奸民行暴，尤其时至衰世、乱世，“德化”不起作用，则必须行“法治”。先王制定法律，施行赏罚，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惩恶行，除民害也，所以治国理民，不能单靠“德化”，而要“德化”与“刑杀”并施。王符说:

议者必将以为刑杀当不用，而德化可独任。此非变通者之论也，非叔世者之言也。夫上圣不过尧、舜，而放四子，盛德不过文、武，而赫斯怒。……是故君子之有喜怒也，盖以止乱也。故有以诛止杀，以刑御残。^[63]

独任德化，不足以治奸雄、化乱民，为了治世淑民，还必须用刑法，以杀止杀，以刑御残。王符认为:“法令赏罚者，诚治乱之枢机也，不可不严行也。”^[64]法令赏刑是“治乱之枢机”，所以要严格执行法令。

因为执行法令，依法令治国行政，是自古以来就有之的，不以此治国则政令不行，民众不理。王符说:

且夫法也者，先王之政也;令也者，己之命也。先王之政所以与众共也，己之命所以独制人也，君诚能授法而时贷之，布令而必行之，则群臣百吏莫敢不悉心从己令矣。己令无违，则法禁必行矣。故政令必行，宪禁必从，而国不治者，未尝有也。此一弛一张，以今行古，以轻重尊卑之术也。^[65]

法令赏罚是人君治国的枢机，驽驭臣民的衔辔，舍此则国不治，民不理，就会招致国乱、国亡。“行赏罚而齐万民者，治国也;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乱国也;臣作政而君不制者，亡国也。”^[66]因为“法者”是“君之命也”，人君制法出令是为了治国御民，所以人君必须以法令治国而号令臣民，治理国家，做到令出必从，不可违抗，此为治国。反之，则为乱国，危国。王符说:

夫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国也。君出令而不从，是与无君等。主令不从则臣令行，国危矣。

夫法令者，人君之衔辔箠策也，而民者，君之舆马也。若使人臣废君法禁而施己政令，则是夺君之辔策，而己独御之也。^[67]

法令是人君治国的主要工具，驾驭群臣和人民主要靠这个工具。君主必须牢牢掌握这个重要工具。人民如同君主的车马，法令便是套在人民嘴上的笼头和打在他们身上的鞭子。君主不操纵这个驾驭车马的工具，而大权旁落让人臣掌握，国家就要危亡了。

由此可见，王符的法令所驾驭、统治、管制的对象，包括人臣和人民，即君主独掌法令大权，通过法令控制百官，百官执法而治国理民。如此，才可以使国治而不乱，民顺而不逆。王符说:

是故民之所以不乱者，上有吏;吏之所以无奸者，官有法;法之所以顺行者，国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义也。义者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人君思正以出令，而贵贱贤愚莫得违也，则君位于上，而民氓治于下矣。人君出令而贵臣骄吏弗顺也，则君几于弑，而民几于乱矣。^[68]

君主制定法令驾驭臣吏，臣吏执行法令治理人民，从而使君臣、君民、百官都各安其位，各守其序，顺而不乱，这才是治。否则，法令不行，君令不从，则会天下大乱。所以君主必须制法而奉法，出令而令行。“法禁所以为治也，不奉必乱。……法之奉与不奉，其秉皆在于君，非臣下之所能为也。”^[69]“法以君为主，君信法则法顺行，君欺法则法委弃。君臣法令之功，必效于民。”^[70]这是说，君主具有立法权、司法权、制法权，故不可违法、乱法、逆法，而要行法、奉法、顺法。这样才可以使臣执法，而民安乐。因为“国无常治，又无常乱，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法无常行，亦无常弛，君敬法则法行，君慢法则法弛”^[71]，所以说君主是实行以法治国的关键。王符以此告诫当时的君主应当严肃立法、司法、奉法、行法。

王符指出，君主立法令，意在诛邪恶而养正善，惩奸恶而除民害。为此，必须立公法、行公法，不可以行私法，以私术而乱法，尤其是不允许奸臣乱吏以法行私，侵法乱主，打击义士，离间君臣关系。王符说:

夫国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则轨(宄)乱绝。侫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术用则公法夺。列士之所以建节者义也，正节立则丑类代(伐)。此奸臣乱吏无法之徒，所为日夜杜塞贤君义士之间，咸使不相得者也。^[72]

法之所以为法，在于公正、公平，“法者，平也”。法不公平，不为法也。《管子·任法》篇云:“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乱主也。”《韩非子·诡使》篇云:“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乱者，私也。法立，则莫得为私矣。’故曰:‘道私者乱，道法者治。’”王符的行公法之论，就是此义。意在说明国君致治，必须行公法，不使“奸臣乱吏无法之徒”以“私术”而“夺公法”，从而乱法行私以乱国害民。

立法、施法、行法，要因时因俗而宜，不可一成不变，意在适用有效，故要“轻重无常，各随时宜，要取足用劝善消恶而已”。^[73]这正是《商君书·更法》篇所云:“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因世度俗立法、行法，做到“劝善消恶”，此为圣君察民情而行法以成治也。

执法、行法，不可太严，亦不可太宽，要宽严适度，宽猛相济，视情而定。王符发挥孔子的相关思想，针对汉代当时违法废令的实际情况，主张严格执法，以除民怨，以申民冤。他说:

昔仲尼有言:“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今者刺史、守相，率多怠慢，违背法律，废急诏令，专情务利，不恤公事。细民冤结，无所控告，下土边远，能诣阙者，万无数人，其得省治，不能百一。郡县负其如此也，故至敢延期，民日往上书。此皆太宽之所致也。^[74]

有法不依，有令不从，官吏违法，诏令不行，背公谋私，侵渔百姓，聚敛为奸，民众有冤无处申告，这是法令失之太宽所致也。

刑罚的目的是惩奸恶，除民害以安国，惩罚的内容之一是赦免，赦免的前提是认罪改恶，赦免的诏令由天子或君主发布，故必须严肃、严格。只有大恶改化为善，才可以赦之;大恶不化而赦之，等于放纵奸贼。所以不可“骤赦”，“数赦”。王符指出:“君又骤赦以纵贼，民无耻而多盗窃。”^[75]骤赦纵贼，数赦放奸，这种放纵恶人之举，给良民善人带来巨大的祸患。王符说:

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奚以明之哉?曰:孝悌之家，修身慎行，不犯上禁，从生至死，无铢两罪;数有赦赎，未尝蒙恩，常反为祸。^[76]

“骤赦”、“数赦”，对大恶之奸人多次实行大赦，以至使他们用金钱赎罪免刑，这样会使恶人更加猖狂，而使善人大受其害。因为善人无铢两之罪，赦罪对他们丝毫无益。而恶人却逃脱惩罚，赦免之后，继续作恶，贼害良民。王符依据具体事实描述道:

轻薄恶子，不道凶民，思彼奸邪，起作奸贼，以财色杀人父母，戮人之子，灭人之门，取人之贿，及贪残不轨，凶恶弊吏，掠杀不辜，侵冤小民，皆望圣帝当为诛恶治冤，以解蓄怨。反一门赦之，令恶人高会而夸诧，老盗服臧而过门，孝子见仇而不得讨，亡主见物而不得取，痛莫甚焉。^[77]

受害的百姓原本期望圣明帝王为他们惩恶报仇，申冤雪恨，而朝廷却屡屡大赦恶人，使他们继续作恶，杀人盗货，招摇过市，肆无忌惮，受害的良民善人，却毫无办法，冤不得申，仇不能报，恨不能雪。这种奸不能除，恶不能化，实为“纵贼”、“劝奸耳”。

当时有人议论说:“久不赦则奸宄炽，而吏不制，故赦赎以解之。”针对此论，王符指斥:“此乃招乱之本原，不察祸福之所生者之言也。”因为“凡民之所以轻为盗贼，吏之所以易作奸匿者，以赦赎数而有侥望也。若使犯罪之人终身被命，得而必刑，则计奸之谋破，而虑恶之心绝矣”。^[78]如此“数赦”，不仅不能除奸惩恶，反而却纵贼劝奸，实为民之大害，所以王符称赞大司马吴汉临终前对光武帝刘秀的遗诫:“臣愚不智，不足以知治，慎无赦而已矣。”^[79]王符的“述赦”而反对“骤赦”、“数赦”之论，是有感而发的中肯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