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禅之路

◎罗华著师领肖格格译

译者注：

罗华（Hwa Rogers），1943年生于英格兰，中学毕业后来到澳大利亚完成大学学业。她做过专业画家，也当过十几年的专业瑜伽教师。1983年在斯里兰卡出家为沙弥尼，1985年在台湾出家成为一名比丘尼，1988年还俗。罗华女士二十多年来一直神往能来中国大陆亲自参访古老的寺庙和佛教圣地，以便体验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并因此而大量阅读了有关资料。2001年终于如愿以偿，以一个澳大利亚志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大陆，先在大学教授研究生英语，并以此为根据地，遍访中国名山圣寺，继续参修中国佛学。

由于渴慕净慧法师的生活禅，2005年罗女士来到黄梅四祖寺禅修了一段时间。由于这一因缘，罗女士对禅有了更深的体悟，生活本身就是禅，而她在中国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在大学教英语，还是在寺庙教英语，无论是在“非典”期间的工作中，或是闲暇时和学生的旅游，随处都有禅的体验，可以说罗女士是生活禅忠实的践行者。她愿意把自己宝贵的人生经验和感悟奉献给大家，这就是本文的来历。

文章既没有高深的理论分析，也没有任何豪言壮语，亦无刻意表白，甚至连“禅”字都难得出现，而是春风化雨般地将禅的一切融化在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对中国佛教深切的热爱隐藏在字里行间，可谓苍穹无声大海无痕也。这大概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活禅吧——这一点尤其值得当今的中国人学习。唯其平凡才显得真实；唯其真实，才具摄人心魄的力量。

生活禅并不是生活加禅，而是生活和禅的一体化，即“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在生活中修行，就是把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状态、每一事件都变成修行的过程，把心安住在“当下”，即“专注、念念分明”。就是专心致志地做每一件事情，或做每一件事情时都专心致志。罗女士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以一个教徒的热忱和智慧来教授不同层次、不同性格的学生，通过教授英语增进“同学们间的相互了解，并能逐渐自信地引向更加严肃的主题和较正式的讨论”，“学生们逐渐克服了害怕情绪，增强了自信心，体验了怎样通过做自己害怕做的事情来培养自信和自尊”，尤其是“非典”期间，“角色表演课对学生的情绪有很好的疏导作用，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有利于释放某些郁积已久的恐惧情绪的机会”。所有这些都是她“奉献人生”的实证。

所谓在修行中生活，修行本身已经变成了生活。“随着时光的流逝，我逐渐意识到，去寺庙环境的佛学院里教法师们学英语，同时也能在那里修行，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这些旅行对我而言，一部分快乐来源于我能够使这些青年人接触到他们自己文化中极富意义和深层的一面”。“我们的课堂上常常充满了欢声笑语，友谊加深了，说明自信和能力都有长足的进步。我将佛教词汇和佛学观点融入课堂教学中使我们双方都受益。”虽然罗女士还没有完全把修行变成生活，但是她正努力把修行变成生活。这是她“觉悟人生”的实践。

生活是最大的禅，用禅来参透生活，用生活来诠释禅，可谓至境也。生活禅不仅仅是穿衣吃饭，也不单单是工作学习，而是在某种理念引导下的有目的的活动。生活必须跳出生活，而且以禅的智慧来思考生活，从生活这本无字的大书中读出生活的智慧来。罗女士来中国教英语，主要是作为一个佛教徒能够继续修行。“然而一路走来，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乐于教英语。毫无疑问，所有学生都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令我能满怀希望地成为一个更具有教学艺术的教师。”此谓“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是也。

文章译成后，部分内容曾以“我回来了——我在中国寺庙教英语”为题发表于《正觉》（2005年第5期）上。为篇幅所限，编辑将内容去其大半。删节部分内容看似与佛教无关，实则一以贯之，是罗女士在生活中实践禅的亲证，罗女士本人也热切期待能发表全文。此次发表又仔细核译了一遍，订正了几处错漏，并将标题改成“我的生活禅之路——在中国教英语”。

2001年夏天，我以一个澳大利亚志愿者的身份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被分配到湖南农业大学为研究生们教授英语口语。除了负责一个小组的博士研究生外，还负责被分成了若干个便于管理的小组的一大组硕士研究生。任务简单明了：让他们“张嘴说英语”。湖南农业大学位于省城长沙市郊，稻田、小城镇和村庄环绕着绿树成荫的校园，不远处就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著名的“中国水稻杂交研究发展中心”，他分享了2004年世界粮食奖，我有幸校对了他申请此奖材料的英文摘要。

教较成熟的学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小组令我受益匪浅，现在想起来仍令人感到欣慰。他们年龄在30岁至40岁之间，多已结婚生子，都有较丰富的生活阅历，勤奋努力并渴望有机会出国深造。其中一些人已成为我经常保持联系的朋友。一个正在荷兰学习，另一个不久将赴英国深造。与我合作过的教师搭档正在我的母校墨尔本的Monash大学学习。正是由于他的帮助和友谊，我在农大的生活才感到格外幸福和有意义。我也由衷地对博士研究生们研究的课题和他们的生活习俗感兴趣，例如节水、茶文化等。

授课中我发现，训练博士生英语口语最有效的方法是以周为单元，以话题的形式讨论不同的主题。每周我都事先准备好材料的复印件分发给他们作为讨论的蓝本，先过一遍生词，而后讨论主题中的各种观点。最令人难忘的一次是有关中国黄道观的讨论，根据人的属相说出各自的性格特征。一个学生说他们一家三口都属“龙”，结果有时候事情变得捉摸不定，甚至划根火柴都怕着火!另外一组三个经常形影不离的男生讨论时发现他们都属虎，其中一个较直率，诙谐地把他们小组成员称为“非洲虎、印度虎和中国虎”。又有一次，我们的话题是带少量生活用品穿越澳大利亚沙漠的汽车之旅，途中汽车抛锚了。每个小组成员需说出他们必须携带和抛弃的物品，及如何自救。一个两男一女组成的小组迅速作出决定，两位先生原地看管物品，女士出去寻求救援，找到后再回来救他们!这些饶有趣味的话题有助于同学们间的相互了解，并能逐渐自信地引向更加严肃的主题和较正式的讨论。

这些并非不重要的材料主要收集于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此报对时事和重大事件都作了较全面的报道，内容多是学生们较关注或与自己有关联的，如污染、节水、出国、家庭暴力、独生子女家庭、健康、英语热和“小康社会”等，因而学生们总能就此话题从各个层面踊跃地表达他们的观点。在课堂上学习选用的材料，先是生词和词组，而后不管学生们个人的观点，分成小组讨论文章的主题。几周后，要求学生必须自己准备一个话题的材料，先用两分钟讲给大家听，接下来讲解者必须现场回答同学们提出的两到三个问题。由此获得一定的谈论话题的自信和能力后，学生们练习就某一给定的话题与一个同学合作。这有更高的技能要求，他们不得不学会迅速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论点，避免其他人一下子说完了自己一开始也想表达的观点，为此，许多学生不得不学会武断，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打断别人的发言。

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为了获得博士学位而必须参加和通过的研究生五级口语考试而准备的。随着考试的临近，学生们分成由三人组成的小组进行更加严格的训练。和正式考试一样，常常由一人扮演主考官的角色，用一只大表计时限定讲话时间，另外两人则是被试者；然后轮换角色以保证练习机会的均等。教室里常常人声鼎沸，各小组里争论热烈。经过这些刻苦训练，许多学生都顺利通过了考试。

接下来谈谈硕士研究生们。教授他们最能取得成效的方法莫过于表演。首先，上几课从教材上选定的内容，学习不同的话题或情境，同时也学习新单词和词组；其后，再分成小组，每组都自定一个话题或情境，并围绕着它们写好一出戏的对白，作好准备后，该组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演此剧，要求每个小组成员必须参演，这种方式保证了每个人都能参与学习并说话。一些学生天生就富有幽默感和表演才能，并乐于在同伴前表演，另一些学生一开始对表演心存恐惧，在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下逐渐克服了害怕情绪，增强了自信心。他们体验了怎样通过做自己害怕做的事情来培养自信和自尊。

总的说来，我对这些小型表演表现出来的想像力、创新意识、幽默感和因之带来的喜悦感到吃惊。刚开始表演，学生们往往照着剧本念台词或不时回头看台词，很快他们学会了如何迅速默记，能够较自然地说了。一旦表演出了差错，他们常常能练达而幽默地现场应变。

我们经常因场地而无法演出，甚至不能把教室里的课桌移开当舞台，因为它们多半被固定在地板上。但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能找到合适的方式进行舞台表演，制造或找到道具，以便能更准确地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意思。最特别的也许要数2003年春天“非典”时期了。大学也如其他大多数大的公共场所一样处于应急状态，关闭校门并严格限制进出。我发现我的角色表演课对学生的情绪有很好的疏导作用，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有利于释放某些郁积已久的恐惧情绪的机会，许多学生就是选择了以“非典”为主题进行创作和表演的。他们用做实验时穿的白大褂装扮成医护人员，戴上面罩，带上“非典”时期每人分发的温度计，用白色卡片制造了数量惊人的假注射器。尽管校外的情况很严峻，非典的威胁仍在，但许多这类极有趣的表演常令我们笑得前仰后合。课程结束时，学生们感觉好多了。

在湖南农业大学第一学期的国庆长假期间，我按计划徒步朝拜了长沙南面的衡山。作为一个修行30多年的佛教徒，我希望能沿途参拜一些寺庙，这一点对我太重要了。早在20多年前，我曾在台湾省的寺庙里修行，学习中国佛教，并学会了一点点普通话。那时我就神往着能来中国大陆亲自参访古老的寺庙和佛教圣地，我曾大量阅读过有关它们的资料，更想体验身临其境之感。20多年前，没有谁能真正知道究竟还有多少佛教古寺庙幸存下来。这次衡山之旅是我第一次亲近位于美丽宁静的乡村背景中的古老寺庙。湖南农业大学外事处一个本地籍年轻人作为助手陪着我。我们沿途参访一些寺庙，试图呆在庙里与法师们交谈；尤其是对南岱寺，我有似曾相识之感，我们在此呆了一晚，并和友善的住持进行了有趣的交谈。第二天早晨道别时，我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我回来了!”而非“我会再来”，年轻的住持诧异地看着我。

寒假期间，我接受一个来自桂林的青年学生的建议，访问了这座可爱的城市，并一道顺访了梧州和桂平，参访了几座寺庙，并参加了寺庙的早晚课。随行的学生此前从未进过寺庙，觉得非常有意思。后来她谈到此事时说：“我以前从未意识到宗教竟然有这么大的威慑力!”这些旅行对我而言，一部分快乐来源于我能够使这些青年人接触到他们自己文化中极富意义和深层的一面。我有几个博士生来自于邻近的江西省，他们是江西农业大学各院系的教师，由于本校没有博士点，他们只能到其他学校完成学业。第二学期的一天，学生中有人提到了长江边上小港口城市九江郊外著名的寺庙——东林寺。2002年元月下旬，我的两个学生抽空把我带到了那儿。

东林寺令我感到了一种回家的喜悦，几位友善而好客的法师邀我冬天来参加他们49天的念佛禅法会，这是我很久以来渴慕着的心愿。工作一结束就赶到了九江东林寺，最终赶上了法会的最后几天，时间虽短，却妙不可言。负责照看我的是东北籍的道欣（音）法师。他在东林寺已经5年了，我们很快成了朋友，六月份我到访时，恰逢他外出。我在东林寺一直呆到过完春节。为了方便能经常去东林寺，在此期间，我决定在与湖南农业大学2003年7月份的合同期满后签约到九江师范学院工作。

在湖南农业大学工作的第二学年，我曾越过湘江到岳麓山旅行，并顺访了芦山（音）寺。我问客堂的法师能否参加他们的修行活动，他表示欢迎。于是，我与陪同来的一个硕士研究生在此呆了三天。硕士生对体验寺院的生活态度很积极，也有兴趣与法师们交谈。芦山寺同时是一所佛学院，我问他们是否需要英语教师，他们说因为没有请母语为英语的外教的经济实力，已在本地雇请了一位英语教师。随着时光的流逝，我逐渐意识到，去寺庙环境的佛学院里教法师们学英语，同时也能在那里修行，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正如早些年在台湾生活过的那样。

2003年7月中旬我再次造访了东林寺，并碰到了道欣法师，他将去安徽九华山的佛学院学习一年。我们商定“十一”长假期间去那里访问他。如期而至后，发现九华山甘露寺古建筑群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氛围令人惬意而安详，在僧众中体验到了强烈的、大家庭似的幸福感。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环绕在寺庙右边的一条上山公路破坏了这一山中美境。这次对甘露寺的访问较短暂，因为道欣法师想带我到后山的另一座寺庙听一位法师开示。离开甘露寺前，未曾谋面的寺庙住持兼佛学院院长藏学（音）法师问我是否有兴趣来佛学院教英语，由于时间关系，我答应他不久再来仔细商谈此事。一个月后，机缘成熟了，虽然那条公路令人心里感到不舒服，但我还是决定来。我们拟订了一个计划，除了几个在家教师和职员外，我仅仅教藏学法师和讲经的法师们学英语，而不是40多人的学生们。他们以前有一位本地的英语教师，每周来上一次课。佛学院安排好约在7月中旬由道欣法师用一辆大卡车把我及行李接上山。美梦就要实现了，我有美梦成真后的恍如隔世之感。

现在我已在甘露寺工作一年多了，总的来说工作顺利而幸福。我在中国大学里教英语所碰到的某些困难，在甘露寺不存在了。我们的班级小而亲密，教学也较有灵活性，在大学里班级过大，教学活动经常难以自如地把握。我们的课堂上常常充满了欢声笑语。友谊加深了，说的自信和能力都有长足的进步。我将佛教词汇和佛学观点融入课堂教学中使我们双方都受益。正如佛陀所说的基本教义那样，无常也会影响我们的进步。各层次的学生来了又走了；事实上，法师们并不要求必修我的英语课。藏学法师是唯一能坚持到底的学生，其实正是他的愿望和学习英语的兴趣才使这一教学成为可能。尽管有各种波折，我仍乐意成为这儿的一名教师。世俗生活对我缺乏吸引力，我非常感激藏学法师请我来这儿。并非所有的西方人都能有幸到中国的寺庙里生活和工作，同时也不是每个西方人都有兴趣这样做的。

学习英语最根本的要求是能自如地说和听，而非机械记单词——这是中国的学生们以前学习英语采用的最主要的方式之一。这意味着现在他们必须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力，而不是被动学习（我发现许多学生都如此）。他们希望老师吩咐自己做什么，而不愿思考自己该做什么。哎，许多学生奇懒无比且缺乏恒心，他们企望外教来此似乎是为了款待他们。

在中国教英语也意味着教文化，因为语言和文化是同步发展起来的，彼此不可分割。改变以狭隘的、陈腐的观念看西方文化，取而代之以更符合事实的现代观念来看，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西方人的生活决不像好莱坞的电影!中国也不是宇宙的中心，更大的世界生活影响着它，它也影响着更大的世界生活。某些学生仍然固执地持这样的观点：中国的一切都是好的，不好的都是外来的。

上课是一种极其艰辛的工作。在中国，教师们必须一次在讲桌后面站立两个小时，并且要设法照顾到每一个学生。课堂上大声讲解是一个基本准则，而这一点并不适用于外籍教师，我们知道如何用声音清晰地表述自己的观点，但不愿大声叫喊!教室也有待作大规模的调整。课桌固定于地，不能摆成圆圈以利于某种谈话活动，也不利于将学生们重新编排成小组进行讨论。教室墙壁上空荡荡的，几乎没有可能呈现任何视觉材料。

大多数我所了解或遇到的“外教”英语老师都是有良知的人，他们都乐于帮助学生学习。外教们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和运用课外的辅助材料，这一点，我们比中国同事做得更多。幸运的是，几乎每个班级都有一些学生非常善于接受和懂得珍惜，进而刻苦学习。对我而言，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奖励，而当他们能达到目的时，这种奖励就加倍了。

我来中国教英语，主要目的是能够作为一个佛教徒继续修行，尤其是在中国佛教的发源地参修中国佛学。然而一路走来，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乐于教英语。毫无疑问，所有学生都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令我能满怀希望地成为一个更具教学艺术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