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真历史上发生过大禹在“天地自然河图”即太极图这一“普遍之真理”的指导下将中国社会从“天下为公”的原始社会推进到“天下为家”的私有制社会的一幕吗？《史记·夏本纪》载：“（禹）以天下授益”，理论分析怎么能轻易否定这一正史记载，有没有直接的考古证据呢？
这样的考古证据当然有！而且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个关于新石器城址的系列考古发现！
“多年来，考古界对城址的发现一直格外青睐。自上世纪70年代发现和确认早期城址以后，有关这些城址的研究，就成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热点之一。关于城址的性质，出现了都城说、军事城堡说、一般设防聚落说、初级城市说等多种意见。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多认为是社会结构复杂化而导致史前战争加剧的结果，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其产生的具体原因或认为是社会成员分化、为了保护统治阶级利益、是城乡差别的结果；或归因于源自社会聚落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论点有理有据，但似乎也有无法解释的一些问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魏兴涛先生针对这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作了专门研究，写成《中原龙山城址的年代与兴废原因试探》一文。文中他对这一系列考古发现作了认真的总结和分析，并以考古学家特有的严谨直接让考古证据“说话”。他在文中写道：“中原地区不但是中国史前城址发现最早的地区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期河南安阳后岗遗址的发掘就发现有一段夯土城墙，而且史前城址被确认和真正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首先在河南登封王城岗等地发现龙山时代城址以后。此后，黄河、长江流域屡有史前城址面世，中原地区自不例外。尤其是近年来河南省连续发现多座龙山城址，是史前城址集中发现的区域之一，成为史前考古领域的一大亮点。而当我们检索河南地区已发现的龙山城址时注意到，它们兴建和废弃的时间基本一致，多各发生于同一时期。”“迄今为止，河南地区已发现11座龙山时代城址，即安阳后岗、辉县孟庄、濮阳戚城、博爱西金城、温县徐堡、新密古城寨、新砦、登封王城岗、平顶山蒲城店、郾城郝家台、淮阳平粮台等古城。”“如今，日益成熟的测年技术使我们了解古代遗存确切的年代成为可能。上述有些遗址与城址相关的各期遗存已进行了系列年代测定，从而为更准确地认识城址的出现与存续时间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如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王城岗遗址各期的14C测年结果，二期的14C数据（均为拟合后日历年代，下同），告西T157奠6为2132BC—2082BC，告西T179奠8为2128BC—2084BC，若取中间数值，前者为2107BC，后者为2106BC。遗址发掘者判定王城岗小城的年代为2132BC—2084BC。又据研究，王城岗龙山文化前期的年代上限应不早于W5T06719的2200BC—2130BC，若取中间值为2165BC，年代下限应不晚于W5T06708的2100BC—2055BC或W5T06718的2110BC—2045BC，若取二者的中间值均为2077．5BC，前期存在的时间大约不足100年。考虑到此‘前期’包括王城岗一、二期，王城岗小城仅属于二期，则该城也就只存在了数十年的时间。而王城岗大城夯土城墙的年代上限应不早于W5T06708和W5T06718的年代，年代下限应不晚于W5T06705的2070BC—2030BC或W5T06715的2090BC—2020BC，若取二者的中间值分别为2050BC和2055BC。依这些数据遂知王城岗大城兴建、使用时间也较短，前后只有几十年的光景。而王城岗大城、小城的存续时间合计也不过百年左右而已。有研究者还通过对古城寨遗址龙山遗存与王城岗遗址的比较，根据后者的碳测年代数据，推定古城寨城址的始建与使用的14C年代约为公元前2037年，废弃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018年前后，其修建和使用期大约与王城岗大城接近，而其使用时间若依此则仅有约二十来年。可见，纵然每处遗址都长期发展延续，有着丰富的堆积，但城址存在的时间却只是其间极有限的一段，不久即城毁池废。”[16]“从已有的考古实际看，凡有城址的遗址，文化遗存相当深厚，其龙山时代的文化都持续发展，并且长期繁荣，似乎这些聚落无一处存在经受了超大洪水冲毁打击或搬迁出现的文化冲突或中断现象。城的营建在史前必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建成之后是绝不会无故随意废弃的。也不像山西临汾陶寺龙山城址那样有着鲜明的暴力色彩，河南地区的龙山城址尚无一具有暴力被毁的明显特征。”[17]
显而易见，魏兴涛先生是在用考古证据表明这样一个观点：河南地区发现的11座龙山时代城址“兴建和废弃的时间基本一致”，且和王城岗大城兴建、使用“前后只有几十年的光景”吻合。“而王城岗大城夯土城墙的年代上限应不早于W5T06708和W5T06718的年代，年代下限应不晚于W5T06705的2070BC—2030BC或W5T06715的2090BC—2020BC，若取二者的中间值分别为2050BC和2055BC。”他在文中表达了对这一系列考古发现的“深深震撼”和“难以理喻”。事实上即使魏先生不说，也客观表明了“这一系列龙山城址兴建于大禹时代”的观点。因为，任何一位先秦史专家乃至有一点史学常识的人都知晓“王城岗遗址”的指标性意义。作为史学研究者，也由此读懂了“严谨”对于一个考古专家的分量！
对于魏兴涛先生的“深深震撼”和“难以理喻”，我们不好凭空想象先生的字里行间还包含多少意蕴。这里，我们从大禹发现“天地自然河图”“所用以得知识”和“得知识于特别事物”的角度来直接表明我们的观点：
这一系列龙山城址是大禹在发现太极图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将其上升到天地、宇宙、万物之普遍之真理的高度，进而摆脱“天统万物”的思想束缚，谋取“家天下”的历史产物。为了实现“家天下”的目标，他有计划地推行前文所讲的三件大事。即使如此，也没有能平复大禹内心的不安和恐惧。为了防止其“家天下”的野心昭然之后所引起的其他部落的反抗，大禹下令修建城墙，以保卫现有政权的军事实力和战争状态下的粮食及后勤供应等。从“河南地区已发现11座龙山时代城址”来看：系列城堡将“王城岗”拱卫于中，温县徐堡古城坐落于大禹发现“太极图”之阳，安阳后岗、辉县孟庄、濮阳戚城、博爱西金城与温县徐堡构成黄河以北的战略防线，新密古城寨、新砦可作为登封王城岗的京畿防线，平顶山蒲城店、郾城郝家台、淮阳平粮台等古城则可作为京畿以南的战略防线。这一系列直接攸关京畿王城岗大城安危的城墙与其几乎同时兴建，其中包含的军事意义不容抹杀。至于这一系列城墙“前后只有几十年的光景”，而后被自己“毁于一旦”，则是由于：大禹的行为导致了许多部落首领的警觉，他们有的效仿，有的联合反对。面对此等局面，大禹“进退失据”。为了安抚人心，大禹不得不下令毁掉自己苦心经营的各地城墙。
此推论可以和广泛流传于传说中大禹陵寝地会稽山的“死于山者葬于山，死于陵者葬于陵”的民间传说相互印证。这一传说在清末举人钟毓龙的《上古神话演义》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夏禹又说道：‘寡人在北方听见众诸侯对于寡人筑城郭、修戈甲之事大不满意，所以时有反侧之谋。但是寡人所以要如此的原故，亦无非为卫国卫民而已。现在与众诸侯约，寡人已有决心尊重众诸侯之意，将已筑成的城郭统统拆去；将浚治的池隍统统平去；将所有的戈甲统统焚去，与尔众诸侯以赤忱相见。但愿尔众诸侯此后对于中央政治亦恪尽臣道，无有诸虞之心。那么天下统一，永无战争，实是万民之福，未知尔众诸侯以为何如？’众诸侯听了，一齐稽首道：‘我王果能如此推心置腹，臣等如还有不服的，那真是叛逆之臣了。’夏禹亦大喜，即命从人将所带来的戈甲一概先焚去。又发命令叫各地已造的城池即行毁去。将造者停工，未造者勿造。众诸侯见了，无不欢欣鼓舞。”
这一源于上古的民间传说以直白的语言准确点明了“我们苦思冥想中还原的”历史事实的核心，其包容的“史实素地”不容置疑。
本文运用王国维先生“处理事物时”的“普遍之方法”，遵循以传世文献与地下材料共同论证的“二重证据法”，对“太极图源流”这一纷繁复杂、极具争议的课题进行研究，不仅使考古成果与相关的历史记载、民间传说的内在关联得以显现，一个文明本身应有的核心——知识——乃至建立在普遍知识基础上的人类思想传承轨迹也得以清晰地展现，被神话了的传说之“史实素地”得以分辨，所有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也由此变得具体、鲜活和生动了。
【注释】
[1]李学勤：《三代文明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36页。
[2]同上书，第237页。
[3]《王国维文集》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596页。
[4]《王国维文集》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135页。
[5]同上书，第136页。
[6]《王国维文集》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2页。
[7]同上。
[8]转引自张其成：《易图探秘》，中国书店，1999年，第191页。
[9]同上书，第197页。
[10]施维主编：《周易八卦图解》，巴蜀书社，2008年，第532页。
[11]李学勤：《李学勤说先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3～66页。
[12]转引自张其成：《易图探秘》，第199页。
[13]转引自张其成：《易图探秘》，第192页。
[14]同上书，第198页。
[15]转引自张其成：《易图探秘》，第189页。
[16]魏兴涛：《中原龙山城址的年代与兴废原因探讨》，《华夏考古》2010年第1期。
[17]魏兴涛：《中原龙山城址的年代与兴废原因试探》，载《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十三期，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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