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孟子之后，战国时期齐国人邹衍将五行观推至政治化之境地。司马迁的《史记》介绍了其人、其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邹衍，后孟子。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宏大不经，必先验之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断行之。”《史记·封禅书》说：“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对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他在文中写道：“他（指邹衍）的书共有一百零五篇之多，关于五德问题的议论必极详细。可惜从《隋书·经籍志》以下就不著录了。失传的缘故，当由谶纬的禁绝。因为谶纬是导源于邹衍一派的思想的，末流既不胜其弊，遂连这位老祖师的遗书也连根拔去了。他的书虽失传，尤幸《吕氏春秋》中保留了一鳞片爪。《荡兵篇》云：‘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递兴废，胜者用事。’这‘递兴废，胜者用事’一语，就是五德终始说的骨干。但此文太短，说得比较详尽的是《应同篇》。文云：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这一段话，与《史记》所谓‘五德转移，符应若兹’，如淳注所谓‘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七略》所谓‘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的话完全符合。故虽录入《吕氏春秋》，仍信为邹衍的学说。”[17]
从顾颉刚先生所考证的宣扬朝代更替的邹衍之学说而言，邹衍已然将五行政治化了。邹衍之后，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在《五行相胜》之外，又新增了《五行相生》的五行观。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指出：“《宋书·符瑞志》说：‘五德递王，有二家之说，邹衍以相胜立体，刘向以相生立义。’其实五行相生，是上举‘五行相次用事’的说法，他们本只说时月政令，并不说五德递王；用五行相生来配搭五德递王的，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有过，以前有否不可考。《春秋繁露》第五十八为《五行相胜》，第五十九即为《五行相生》。”[18]我们将此类政治化后的五行观，称谓政治五行观。《五行相生》的五行观后被刘歆沿袭，借“托古改制”之名，宣扬王莽篡权代汉的正当性。刘歆遂也成后世史学家的众矢之的。
明了五行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想内涵，有利于国人突破“一叶障目”的认知局限，开阔视野，全面认识这一中国人特有的“思想律”。待人们思想中的五行恢复到其本真的面貌之时，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的超越阶级和历史局限的科学、民主的思想就会在人们心中再次勃发！
【注释】
[1]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51页。
[2]郭沫若：《青铜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8页。
[3]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454页。
[4]郭沫若：《青铜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1页。
[5]同上书，第248页。
[6]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凌家滩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7]陈来：《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96页。
[8]同上书，第97页。
[9]同上书，第98页。
[10]陈来：《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第99页。
[11]同上书，第100页。
[1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凌家滩文化研究》，第21页。
[13]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78页。
[14]陈来：《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第22页。
[15]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第757页。
[16]陈来：《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第110页。
[17]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467页。
[18]同上书，第6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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