燧人氏与钻木取火

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见于《韩非子·五蠹》等先秦文献。《韩非子·五蠹》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后世典籍也多有记载。这些源于上古的民间传说，对燧人氏事迹的表述十分简单、质朴，无神话后的痕迹，必然包容着真实的史实素地。“燧人氏‘钻燧取火’的传说，反映的应该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发明人工取火之后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震中研究员在《三皇五帝传说与中国上古史研究》一文中指出。“‘钻燧取火’属于人工取火。我国云南西盟佤族、海南黎族保存的钻木取火的方法是在木头上挖凹穴，旁边放上引火物，用木、竹钻棒在凹穴中快速搓转，一旦飞出火花落入引火物，就可以吹出火焰。在我国西北地方的居延峰燧遗址、敦煌烽燧遗址等地都发现过钻火工具。”^[3]

钻木取火这一古老的取火方法，解放前还在我国海南的黎族人和西南地区的古葱族人中普遍沿用着。这些民间习俗无疑是远古人类生产生活遗存的“活化石”，具有重要的考古学、历史学价值。为了传承这项民间技艺，我国有的文博馆还公开传授钻木取火的方法：折一根山麻木，把它弄成扁平的形状，在上面刻上一道浅的凹穴。再折一根山麻木当棍子，人坐在地上，双脚踩住扁平的山麻木板，把棍子一端按在凹穴上，双掌握住来回搓动。这根棍子末端与山麻木的凹处发生剧烈摩擦，产生许多木屑，并因摩擦而生热，等热到一定程度时其产生的火星就会点燃木屑粉，燃起火焰。

钻木取火的原理十分简单，简而言之就是“摩擦生热”。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这本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可在远古时代，却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发明！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史稿》中说：“人工取火的发明，对于远古人类的生活无疑起了极为重大的作用，引起后人极大的重视……这样的传说固然会逐渐夹杂着后代的生活内容，蒙上了层层神秘的外衣，但它依然反映着朴素的远古人类生活的史实背景。”^[4]

《中国史稿》是我国一代史学工作者杰出的代表之作，是在郭沫若同志的领导下，由尹达、田家英、刘大年、侯外庐等同志共同组织，集众多史学家的智慧编写而成的。在史学家们用考古成果勾勒出的史前画面中，“火”陪伴着人类进化的每一步。为彰显对“火”与人类进化的关系，我们将《中国史稿》中有关章节简要辑录如下：“从四、五十万年以前起，远古人类就已经劳动、生息、繁衍在祖国的土地上。在北京周口店，在山西境内，已经发现了他们活动的遗迹。周口店是我国远古人类的家乡之一，这里发现了非常丰富的人类遗骸、石器、灰烬以及动物化石等遗存。”“经过科学的研究，知道这些人类遗骸属于猿人阶段的人类，所以称之为‘中国猿人’。”“中国猿人的脑髓已经比现代类人猿大而完善……他们已经有了语言。”“在中国猿人居住过的山洞里发现了火烧过的灰烬、石块和兽骨。这些灰烬有时成层，有时成堆；灰烬里有一块块颜色不一的火烧兽骨和石头，一粒粒烧过的朴树籽以及烧焦的紫荆树木炭块。这些迹象，证明他们经常在这里烧兽骨，烤兽肉。这说明他们已经掌握和使用火了。火的使用，对他们体质的发展，对他们和大自然斗争的本领的提高，都起着重大的作用。”“继中国猿人之后，生活在我国境内的原始人类，在华南有广东韶关马壩乡的马壩人，在华中有湖北长阳县的长阳人，在华北有山西襄汾县丁村的丁村人，在内蒙古自治区和陕西省的河套地区有河套人。他们的体质形态已经不同于中国猿人了。”“因为他们都比猿人进步，但又比现代人原始一些，所以称为‘古人’。”“在内蒙古自治区黄河河套地区的萨拉乌苏河两岸和水洞沟都发现了古人类的遗迹。”“在河套的水洞沟遗址里，曾发现了灰烬，也发现了烧过的骨骼。这是天然的火，还是人工的火，固然难以肯定。但是，在中国猿人的时期就已经掌握和使用火了……到了丁村人或河套人的时期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生活实践，经过反复的探索，他们很可能已经学会了人工取火的技术。”“丁村人和河套人时期比中国猿人时期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从他们的体质上看，他们比中国猿人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已经到了古人阶段……大约从五万年前开始，我国原始社会逐渐进入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古人进化到‘新人’，渔猎经济的显著进步，促成了母系氏族公社的最后形成。这时，人们在更大程度上改造着自然，社会生活慢慢丰富起来了。”“根据研究，‘新人’的体质大体上接近于现代人，而和猿人有重大的差别。”“山顶洞人过着母系氏族社会的社会生活。他们住在周口店龙骨山山顶东北部，海拔170米的一个自然山洞里，因而被称为山顶洞人。”

从《中国史稿》勾勒的历史片断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火伴随着人类从低级的“猿人”向文明的“现代人”进化的每一步，有确切考古发现佐证的时间跨度达几十万年以上。虽然依靠当前的考古发现尚不能划定自然火与人工取火的时间分界，为人类发明钻木取火提供直接的证明，却能为人类用火史勾勒出一个历史悠久的画面。通过这个画面，我们可以感知人类对火的强烈需求和悠久生产生活实践推动钻木取火技术产生的历史必然。

那么，钻木取火术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王震中研究员指出：“这种取火方法告诉我们，发明钻燧取火的前提是不仅要对火、对燃烧条件有充分的掌握，对木料质地有充分的认识，还要有磨、钻、锯等工艺产生，然后才有可能发明钻燧取火的方法。”^[5]对此，作者不敢苟同。燧人氏所处的是一个民智未启、茫昧无稽的上古时代，对火的迫切需要自不可能等到“理性”萌生以后。钻木取火的方法应该直接产生于人类的社会实践，而第一次必然是极为偶然的发现。《中国史稿》中讲的“到了丁村人或河套人的时期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生活实践，经过反复的探索，他们很可能已经学会了人工取火的技术”是很有分量的。其实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偶然发现于历史有重大影响的发明在今天也比比皆是，古人于偶然中发明钻木取火的方法自不需要他证。

只有历经千万次的实践，古人对钻木取火方法的认知方有可能达到王震中先生所言的高度。正应了一句俗语：“实践出真知。”

《韩非子·五蠹》也讲得明明白白。通俗地讲，正是钻木取火这项知识技术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广泛应用，使得远古先民可以驱兽避寒，烧烤熟食，减少疾病，利于吸收，增加营养，促进脑髓发育，增强体质等，把人类向文明的征途上推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