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系辞》云：“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焉。”《系辞》中明确点出六十四卦源于八卦“因而重之”。皇甫谧《帝王世纪》载：“庖羲氏作八卦，神农重之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引而伸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明确点明神农所重八卦为伏羲氏所创先天八卦。在神农氏所重八卦为六十四卦之外，民间还有伏羲氏自重、黄帝、夏禹、文王所重之说。
面对种种民间传说，当代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在《黄河文明的曙光》一书中指出：“事实上，在文王以前的商代，已经出现了六十四卦，甚至，在海安青墩遗址发现了距今近六千年的重卦，说明早于文王三千年就出现了六十四卦。尽管当时的卦辞我们还不知道，但就八卦演为六十四卦这一点，的确使人惊奇。重卦已出现在近六千年，单卦的出现要早到什么时候？”[7]为证明其观点，许老先生引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政烺教授发表于1980年第4期《考古学报》中的《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的易卦》。“1979年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发掘，出土骨角栖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文八个，例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下、乾上属遁卦；六三三、四三一、兑下、震上，属归妹卦。”[8]他接着写道：“我查了一下原发掘报告，其中有3件刻纹骨头簪，有2件刻纹鹿角，有些刻纹是数字。这些骨簪和鹿角多发现在探方的第6层中，只有一件发现在第4层中。第6层属于下文化层，即青墩遗址的早期。对遗址中木桩进行14C测定，下层文化层距今5035±80年，树轮校正值6545±110年。中文化层距今为5015±85年，树轮校正值为5625±110年。”[9]许老先生所言无疑是严谨的。
从青墩遗址的年代来看，重卦产生于距今6000年左右应是肯定之事。我们再来看一看前文所引证的含山县凌家滩遗址中出土的玉版龟书八卦图，该遗址经测定距今约5300年至5600年。该图“内外圈之间有八条直线将其分为八等份”，其表明的中心思想与先天八卦一致。但在变异的先天八卦之外，四周遍布数字，显而易见是神农氏一族将伏羲氏先天八卦应用于农业生产的另一类表述。之所以断定当时社会进入神农氏时代是因为玉版龟书八卦图表明的古人对先天八卦的深入研究，必然是因为运用先天八卦乃至重卦“时播五谷”、粮食丰收后对事物内在规律及其自身行为关系的“再认识”！
下面我们探讨神农氏重八卦之“发明之方法”。就王国维先生“处理事物时”的“普遍之方法”而言，神农氏“所用以得知识，而由推论及归纳之作用，搜集特别之事实，以达一普遍之真理者也”是建立在伏羲八卦基础之上的。以伏羲氏八卦的产生为标志，人类已然进入了理性认识事物的时代。但神农氏时代依然是一个文字尚未产生的时代。人类的生产生活仅仅有“先天八卦”这样的时间概念是不够的，还迫切需要对方位进行识别，伏羲八卦之画符后来也自然而然地被推广用于地理概念的表述，进而导致了先天八卦方位图的产生。
先天八卦方位图的产生，使古人的时间和空间表述有了具体的“符号”载体。某一事件可以同时用八卦图符表达其对应的时间、空间。当人们对时间和空间表述的八卦符号的位置（如：上、下；左、右）有了公认的标准时，重卦符号就得以在社会上公开流行。两个八卦相重，可以衍生不同的六十四个图符，表述出六十四个不同的一体化的时空，为人们深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增添了筹码。因而可以说神农氏重卦是人类在前人理性认识成果上再深化发展的必然！
至于王国维先生所言“既得普遍之知识，又使适用此知识于特别之事物者也”，神农氏最主要的功绩就是使当时的人类可以“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发展生产，“使民宜之”。当人类进入理性时期之后，生存能力增强，必然面临人口激增、生活资料严重匮乏的局面，神农氏将先天八卦以及六十四卦应用到农业生产之中，为农业的增产、增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远古洪荒时代基本上满足了当时人民的基本生存需要，神农氏的声望得到不断累积，在距今5000年左右被誉为“炎帝”。想必那是一个刀耕“火种”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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