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形成背景

我国学术界关于中西文化形成背景的论述比较多。哲学是人类文化的最高层次，文化形成的背景与哲学形成的背景当然是有关联的，但是两者并不完全相同。哲学形成的背景与文化形成的背景相比，更为复杂。

笔者认为，中西哲学体系的形成背景，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①地理条件；②经济基础；③社会结构；④政治制度；⑤学术环境；⑥学者身份与学术精神。

一、中国哲学形成的地理条件背景

西方学术界对环境条件对于哲学与政治思想形成的影响早有所论述。18世纪时，孟德斯鸠（1689—1755）在《论法的精神》中，有专门一章论述气候条件对各国文化与法律的影响。黑格尔（1770—1831）在《历史哲学》中提出：对于文化形成产生影响的有三大地理类型：①干旱的高地与草原；②大河流域平原；③海岸区域。

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发源于黄河流域。中国最早的哲学书籍是《易经》；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文王演《易经》。”这说明《易经》来自周代初期。周代发源于豳（今陕西旬邑），后迁到岐（今陕西岐山），而陕西就是黄河流域的上游地区。中国已知最早的哲学家——老子，据《史记》记载，来自古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孔子，则来自古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这两个地区都在黄河流域。

黄河流域有大面积的平原，主要是华北平原，其面积达30万平方公里。平原地势平坦，河湖众多。黄河流域在气候上属于中国季风型的南温带气候，零度以上积温3900～5500℃，年雨量为450～600毫米；在古代非常适合于一年种一季旱地作物（主要是粟，即小米）。可以认为，黄河流域在古代是世界上适合于农业发展的、面积最大的地区。

有读者可能会问：中华文化或哲学为什么不发源于长江流域？是的，长江流域也是条件非常优越的适宜发展农业的地区。但是，长江流域的年降雨量比黄河流域高得多，大部分地区为800～1600毫米，都集中在春夏秋三季。对于一年一季的旱地作物来说，雨量过多很容易造成水灾与涝害。这里最适合种植的是水稻，而水稻的种植技术要求比旱地作物高很多（包括围田、灌溉、育秧、栽植等）。虽然中国稻作起源很早（距今9000年的湖南彭头山文化，就有种植水稻的遗迹），但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到宋代以后，才在长江流域有大面积水稻的种植。这就是中国的文化只能发源于黄河流域，而不能发源于长江流域的自然条件方面的原因。

春秋时期，古代长江流域有吴、楚等国。两国的王室都来源于周代的分封。由于文化不及中原地区，两地人民早期曾被中原民族视为蛮族。捕鱼是早期吴地人民的重要谋生方法。

总之，亚洲东部以大陆平原为主体的黄河流域是中国文化，也是中国哲学的唯一发源地。这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所区别的基本出发点。

二、中国哲学形成的经济基础背景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河流域，其主要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就是农业。西方文化与西方哲学发源于古希腊的沿海地区，并不以农业为主体，而是以手工业、商业、航海业为主体。经济基础的不同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所区别的根本性原因。

中国哲学的许多特点都与农业这个经济基础有密切的联系。

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为什么“重整体”？中国哲学的认识论为什么“重综合”？（这个问题在第五、第六两章中将展开论述。）因为农业是各种产业中综合性、整体性最强的产业。笔者在《农业系统学基础》（江苏科技出版社，1993）一书中对于农业的系统性和综合性有详尽的论述。

农业的综合性体现于：农业由农业环境、农业生物、农业技术、农业经济四大要素构成。即使在古代，农民也能认识到农业离不开天（气象、季节等）、地（土地、土壤等）与人（人的耕作等）三大要素，农业是天、地、人三大要素的综合产物。这是与手工业和商业大不一样的。

本书第六章中将要论述：《易经》中讲的“阴阳”与“八卦”都体现中国认识论的“重综合”思想。

又如，中国哲学在情感哲学（爱哲学）中为什么“重孝爱”、“重家庭”？因为农业是依赖于土地的，而土地是与家庭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土地是家庭代代继承的。农业生产需要家庭成员间的亲密的感情联系，需要夫妻和睦，需要父慈子孝。这就是中国哲学“重仁爱”、“重孝爱”的经济原因。

几乎所有的中国哲学的特点，都与农业这个产业基础有联系。

三、中国哲学形成的社会结构背景

中国古代，以家庭的模式来建立社会。家庭的扩大就是家族，家族的扩大就是宗法社会。

在《礼记》有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宗法社会：

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礼记·大传》）

这段话的大意是：你对父母亲能亲爱孝顺，你就应尊重祖辈，应敬重宗族，应团结同族者，应让宗庙有庄严感，应重视国家，应仁爱人民；使刑罚适当，使人民安居；这样就能发展经济，实现志向，使礼俗规范化，使人民得到幸福。

这段话说明：中国的宗法社会是建立在对家庭长辈的敬爱之上的。它也说明：良好的宗法社会要求对人民的仁爱与对于礼俗的规范，其最终目的是人民的幸福。

这段话同时也说明：中国哲学的许多重要理念，如仁爱、孝亲、守礼、德治等都与中国的宗法社会有密切的联系。

“仁爱”是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中最重要的道德哲学与情感哲学的理念。为什么是这样？

最好的解释就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农业地区，而农业必须依靠以家庭与家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家庭与家族内部关系的建立与巩固，显然并不依靠法律，而是依靠感情联系，依靠互相的仁慈与关爱。

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等中国哲学中的经典性论述，都与中国特有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家庭与家族为中心的社会结构有关。

四、中国哲学形成的政治制度背景

中国古代的社会基础是家庭，由家庭扩大到宗族，由宗族扩大到国家。因此国家就是一个最大的家庭。

中国的政治哲学强调的理念是：①集权；②民本与仁政；③礼治与德治。

由于君王（或皇帝）是国家的家长，根据中国的宗法理念，全国都应该服从君王的意志，因此，两千多年来，中国在政治哲学上一直是专制体制，强调“集权”。

中国历史上，政治体制有过多次变革，各次变革都是围绕着“集权”问题。主要的变革是：

（一）周代建立后实施分封制。君王的原意是用分封的制度来维持国家的统一与集权，但是实践的结果却造成春秋战国时的“五霸”和“七雄”的纷争。

（二）秦始皇取消分封制，在全国实行郡县制，由皇帝对全国实现全面性的管理。

（三）汉代初期部分实行分封制（分给同性亲属），导致诸侯叛乱。汉武帝时，彻底废除分封制。

（四）唐宋时期，宰相有较大的行政管理权，以协助皇帝进行统治。但是，皇帝的近臣——外戚与宦官往往专权。

（五）明清时期，免除宰相的权力，皇帝大权独揽。

为了巩固君王的统治，中国古代哲学家一直强调“民本”。“民本”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从“民本”出发，因此而有“礼治”、“德治”、“仁政”等重要理念。“礼治”的含义是：强调社会之间要讲究礼法。“德治”的含义是：君王和官员要以自己的德行来感化民众，为民众做出表率。“仁政”的含义是：君王应对人民实行仁慈的治理。

笔者认为，不能用“专制”两字来概括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全部特征。从政治哲学上讲，“民本”与“集权”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理念。这两者的结合，有一定的合理性，否则很难解释中国为什么能够维持两千多年绵延不断的文化与政治，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五、中国哲学形成的学术环境背景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发展的学术环境方面有较明显的区别。

中国哲学的发展史，有几个重要的阶段，其学术环境并不相同。

（一）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周代政权的衰落，全国没有一个权威性的政治势力，因而形成“五国争霸，七国称雄”的政治局面，同时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宽松的学术环境。中国古代许多杰出哲学家都出现在这个时期，如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惠施、公孙龙、韩非等。

（二）秦汉时期：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实施“焚书坑儒”，除“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之外的所有书都要烧毁，还坑杀了460多个儒家书生。这是中国古代第一次严重的学术专制。

进入汉代，初期几个皇帝（惠、文、景、武）恢复经学。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将儒学上升为官方学术，排斥所有其他的学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严重的学术专制。

第二次学术专制的影响比第一次要深远得多。笔者认为这种影响即使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消除。中国哲学中道家、墨家、法家、名家中有许多高水平的哲学思想，始终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三）东汉时期，佛教引入中国。隋唐时期道家也有较大发展。佛教与道教中的一些优质哲学思想与儒学思想的结合，引导出宋代的理学与明代的心学，使中国哲学在春秋战国之后，达到第二个高峰。

（四）明代后期，开始引进西方哲学。但是明清两代，学术控制依然很严重。科举考试中，儒学特别是朱子学（朱熹学说）始终是官方核定的正统学术。清代又有以捍卫清朝统治为目的的文字狱。因此明清两代，官方的学术控制一直很严厉。

（五）民国初期，五四运动前后，形成了以引进西方哲学、探讨中西哲学融合为内容的又一个学术活跃期。1927年国民党稳定统治之后，以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学术思想的控制方面都很严格。1966—1976年的十年“文革”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哲学）与西方文化（包括哲学）全盘否定，实际上是在文化与哲学思想上的大倒退。改革开放以来，情况有较大改善。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提出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要学习世界的有益知识和思想。笔者期望中国在文化与哲学思想方面，会出现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对于中国哲学的深入理解，不可能离开上述中国哲学发展的曲折历史。

六、中国哲学家的身份与精神因素

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不能不考虑中国自古以来哲学家们的身份与精神的背景。

如果说，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方哲学家多数是“自由学者”，他们与政权的联系是不紧密的（下一章中会论述），那么，中国古代哲学家，除很少数（如庄子等）外，可以说都是“谋政学者”。他们都有一定的官职，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吏”，是管理藏书的官员；孔子担任过鲁国的中都宰（中都的长官），后提升为鲁国的司空（管理工程）和司寇（管理公安）；孟子和荀子都是齐国稷下学宫（齐国的官办学府）的著名学者。中国古代哲学家几乎都以为执政者献计献策为自己的重要任务，都有一种忠君爱民的精神。

《大学》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庄子·天下篇》讲的“内圣外王”，就是中国士大夫的传统精神。

哲学家们这样的身份与精神，与中国哲学对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特别重视是密切相关的。

上述中国哲学形成的地理、经济、社会、政治、学术环境条件和中国士大夫或哲学家的身份与精神因素，是综合在一起而起作用的，很难说哪个因素是最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