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的形成背景

从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发展史来看，现代西方哲学有两个基本的来源：一是古希腊哲学；二是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直到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这两者之间间隔着一千多年。

当然，古希腊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确实有密切的联系，在许多重要的哲学理念上，后者是继承前者的。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与人文精神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源泉。

然而，古希腊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在许多哲学理念上也有重要的区别。举一个例子，民主是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理念，而柏拉图是反对民主的，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民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

鉴于以上原因，以下的分析都考虑到古希腊哲学和资本主义兴起对西方哲学的影响。

一、西方哲学形成的地理条件背景

如果说中国文化与哲学形成的地理背景是亚洲大陆上黄河流域的广阔平原，那么，古希腊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源地都是在沿海与岛屿地区。

古希腊哲学最早的发源地是爱琴海（在希腊半岛与土耳其之间）两岸。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是泰勒斯等自然哲学家，他们都来自米利都，而米利都的位置是在现在土耳其的西海岸（当时属于古希腊的伊奥尼亚地区）。

古希腊重要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来自米利都以北的爱菲斯。毕达哥拉斯来自靠近伊奥尼亚地区的萨摩斯岛。巴门尼德来自希腊半岛西部的爱利亚。古希腊三位最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出生或生活于古希腊的政治中心——雅典。

西方哲学最早的哲学思想是泰勒斯提出的：水是万物之源。泰勒斯生活于临近爱琴海的米利都。他天天能见到大海，见到水会变成水汽，水会养育鱼类，水能培育葡萄并生产出葡萄酒，水能承载船只……他追问世界的本质，将其归结于“水”。相对而言，生活于黄河流域平原上的老子与孔子，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的。

爱琴海两岸的地理条件形成了古希腊以手工艺、运输业、航海业、商贸业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以及特有的奴隶制。这些经济与社会条件对于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再说文艺复兴、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启蒙运动的发源地。

文艺复兴发源于意大利，而意大利位于地中海中部的重要半岛上。

在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最成功的国家是英国。近代西方哲学中有开创性贡献的哲学家，如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等，全都来自英国。而英国就是一个岛屿国家。

启蒙运动的主要地区是法国，几位主要哲学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全都来自法国，而法国国土的三面（北、西、南）都是海洋。

由此可知，西方哲学，不论是古希腊哲学，还是文艺复兴后的近现代哲学，全都来自沿海与岛屿地区。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之所以形成差异，这是地理条件上的根本性原因。

二、西方哲学形成的经济基础背景

地理条件并不直接导致哲学思想的生成，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综合构成哲学思想。

西方哲学发源于沿海与岛屿地区，首先因为沿海与岛屿地区和大陆平原的经济基础完全不一样。

从古希腊来说，由于受沿海岛屿土地有限的限制，农业并不以粮食作物为主，主要农产品是橄榄与葡萄，农民不可能在土地上自给性地谋求生存。这是古希腊与中国古代黄河流域的最重要区别。

并不是所有土地都适合于种植橄榄与葡萄，人民必须另谋生计，因此古希腊的手工业相当发达。其主要的手工业有纺织业、家具业，冶金业、造船业、制陶业、建筑业等；另外，古希腊的矿业（银矿、金矿、铜矿等）也很发达。雅典的制陶业及其特产红花瓶在远近地区都十分有名。

橄榄油与葡萄酒都需要销售，各种手工艺产品和矿产品也需要与外界交易，这促进了古希腊商业、运输业与金融业的发展。随着海外殖民地的扩展与海外贸易的需要，航海业也得到较快发展。

古希腊以手工业、矿业、商业为主的经济基础，怎样影响到古希腊的哲学思想，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笔者认为，如果与古代中国以综合性（天—地—人）很强的农业为基础的情况相比较，古希腊的手工业、矿业、商业的综合性都不像农业那么强。它们往往集中于关注对某一种物质的性质的研究、物质形态的改变、技术的改进，例如制陶业要集中研究陶土的性质，改进陶土的处理与制作技术，商业要集中关注货币增加的途径。这样的生产环境必然使人们对物质的本性（本质）、事物的变化，以及数量问题产生关注。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们对于探索事物的本质、研究事物的数量变化的爱好，除了有哲学家们个人的爱好与思考之外，与以手工艺、矿业、航海业、商贸业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也不无关系。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提出：数是世界的本质。他指出竖琴发出的不同音阶都严格地符合“数”的关系。琴弦的长短决定音的高低。音的高低与琴弦的长度都按12平均律计算。

8度音程，如中音1与高音1，这两个音，它们的琴弦长度之比是2∶1。

5度音程，如中音1与中音5，这两个音，它们的琴弦长度之比是3∶2。

4度音程，如中音1与中音4，这两个音，它们的琴弦长度之比是4∶3。

毕达哥拉斯的结论是：声音之间的和谐，都是依靠琴弦长度的一定的比例实现的。

毕达哥拉斯如果不与制造竖琴的手工业者密切接触并深入了解，是不可能得到“数是世界的本质”这一深刻见解的。

可以认为，中国哲学的“重综合”的哲学思想与农业这个经济基础密切有关；而西方哲学的“重本质”、“重单一”的哲学思想，也与手工业、矿业、商贸业等经济基础有关。

公元5—15世纪是西方的中世纪时期，哲学与科学都受到基督教教义的严格限制。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的历史价值在于：它重新发扬古希腊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古希腊的科学精神就是对于一切事物的理性的、科学的探求。在科学精神引导下，出现了哥白尼（1473—1543）的“日心说”和伽利略（1564—1642）的力学理论，带动了天文学与物理学的革命性进步。随着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西欧国家的殖民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意大利人哥伦布（1451—1506）和葡萄牙人麦哲伦（1480—1521）的地理大发现，极大地扩大了商品市场，推动了工商业、航海业与金融业的发展。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得以迅速兴起。

资本主义经济是竞争性经济，而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经济竞争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现代西方哲学在本体论上“重本质”、在认识论上“重机理”都与科技进步的要求有密切关系。

在政治哲学中，现代西方哲学的“平等”、“法治”等重要理念，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要原则。只有人人在法律面前有平等的地位，各种经济纠纷依靠法律，而不是依靠权势或地位来处理，资本主义经济才能正常地运行。

现代西方哲学的许多理念，从根本上来说，都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有关。

三、西方哲学形成的社会结构背景

中国文化与哲学，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农业与土地不可分离，而土地是家庭或家族所有的，因此中国自古以来的基本社会结构就是家庭与家族。大的地主将土地分租给佃农耕作，而佃农依然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中国历史上是否有奴隶社会这个阶段呢？1979年，著名历史学家黄现璠教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3期）。文中指出：“我坚决主张我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汉族没有，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没有。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仍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特例，不是通例。”

笔者同意黄现璠教授的观点，笔者认为，奴隶制的基本特点是：较大数量的奴隶的集中性劳动。这种劳动方式并不适合于自给性的农业生产。今天各发达国家的农业依然以家庭经营农场为模式，这与我国20世纪60—70年代的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集中性劳动并不适合于农业生产。

在古希腊时期，农业以种植橄榄与葡萄为主，这两者都是商品性作物。橄榄与葡萄要成为商品（橄榄油、葡萄酒），需要有统一的品种和品质，需要有加工、包装、运输等环节。这些环节是适合于以奴隶为主体的集中式劳动的。至于手工业与矿业，更适合于奴隶的集中性劳动。

形成奴隶制还必须有奴隶的来源。古希腊时期，没有统一的国家，城邦林立（数以百计），城邦之间会有战争。古希腊由于地域的限制，在海外进行殖民战争，有战争就会有战俘。战俘是奴隶的主要来源。

以上经济与政治条件决定了古希腊特有的奴隶制社会。当时雅典约有40万居民，其中奴隶就有10万之多。

古希腊的奴隶制社会对古希腊的哲学有明显的影响。其主要影响包括：

第一，产生了一批有自由思想的哲学家。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如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等都出身于上层社会；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来自奴隶主家族。他们本人不需要参加劳动，且他们都爱好知识，爱好思考。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哲学家都属于“士”这个阶层，都有为君王服务的志向；那么，古希腊的早期哲学家，他们并不要求为谁服务，他们是为思考而思考。因此，古希腊有可能产生一批探究世界本原的哲学家。古希腊哲学的许多特点都与此有关，如“重单一”、“重机理”等。

第二，古希腊的最主要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尽管有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哲学思想。但是，他们都是维护奴隶制的，对于“民主”、“自由”、“平等”等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理念，他们并不支持与提倡。这是认识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

公元476年，在欧洲各民族的反抗与进攻下，西罗马帝国灭亡了，同时结束了欧洲奴隶社会的历史。

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社会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基本上是以“个人”为基础的。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以“个人”为社会结构的基础？有如下一些原因：

1.资本主义经济是以工商业为主体的。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主体的工商业，特别是大中型工商企业，与土地没有直接的联系，不再以家庭或家族为经营单位。即使是工人阶级，一个工人家庭的成员往往不在同一企业中就业。因此，家庭只是一种亲属关系，不再是社会经济的单元。

2.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大规模的殖民和移民运动，对于以血缘相联系的家族都有破坏作用。大的家庭或家族在殖民和移民运动中都被分裂了。

3.从古希腊与古罗马帝国时期，直到欧洲的中世纪，贵族在社会上有重要的地位。贵族是有血缘与家族继承性的。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贵族势力受到严重打击。

4.资本主义的兴起，最主要的动力是个人（大、中、小企业家）的自我奋斗。这个问题在马克思·韦伯（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讲得很清楚。新教的核心理论是“预定论”：每个人死后是否能得救是上帝预定的，而上帝的预定，其征兆是每个人事业上的成功与否。第一批从英国到北美的人，基本上都是在英国受排挤的新教徒。在新教理论的影响下，个人奋斗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

由于个人成为社会的基本单元，“重个人”成为现代西方哲学许多重要理念的出发点。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人权等一系列哲学理念都与“重个人”的理念有密切的联系。

笔者在《善哲学与共同价值》一书中，提到西方对于“善”的两种认识，一是柏拉图等主张的“德性论”；一是西方民主哲学的开创人洛克（1632—1704）提出的“快乐论”。后者的意思是：追求个人的快乐，就是“善”的。洛克的思想引导了后来几个世纪的西方文明。

在中国，特别是1949年之后，人们对于“个人”这个理念都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重个人”就是“个人主义”，就是自私自利。

其实，“个人”意识的觉悟是现代文明的基石。个人的幸福是人性的基本要求。“重个人”绝不意味着提倡“自私自利”。个人的幸福，必然与家人有关，与社会有关，因此，“重个人”，必然要求“自爱”与“他爱”的结合。

1949年后中国大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哲学。马克思对于“个人”给予高度的重视。他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名句是：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所谓“每个人的自由”就是每一个“个人”的自由。这句话明确地表明：马克思绝不是只重视“集体”；他对于“个人”理念是高度重视的。

四、西方哲学形成的政治制度背景

哲学思想与政治的关系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说，哲学思想是由政治制度所决定的；也不能说，政治制度是由哲学思想所决定的。

历史事实是：政治制度与哲学思想两者之间，有时是互为因果的。历史发展中，确实有某种哲学思想，推动了某种政治制度的确立或巩固；而政治制度对于哲学思想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

政治制度与哲学思想之间有时也会有矛盾。

先说古希腊时期的城邦民主制。这是西方世界中比较特殊的情况。古希腊处于地中海东部的爱琴海的两岸。地理上的特点是地域狭窄，大小岛屿很多。荷马史诗中称：在希腊半岛的南面的克里特岛上，就有几十座城市。所谓“城邦”，就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共同体。

古希腊的城邦制于公元前8世纪开始形成。城邦制的建立，当然和古希腊以工商业（手工业、商贸业）为主的经济基础有关。城邦的面积都不大。古希腊时，雅典的面积只有2667平方公里。而现在的南京市的面积是6597平方公里。古希腊最重要的城邦——雅典的面积，只有今天南京的40%。

古希腊每一个城邦中的人口都不多。最繁荣时，雅典只有40多万居民。而2012年南京的人口是816万。

古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几经变革。城邦建立之初，权力掌握在贵族会议及其选出的执政官手中。随着工商业主阶层与平民力量的日益强大，新兴力量的代表人物夺取了权力，推行“僭主政治”。梭伦（前630—前560）执政时，实行著名的梭伦改革，实现了古希腊的民主政治。

梭伦改革的要点是：公民根据财产划分为4个等级。第一、第二等级可以担任最高官职；第三等级担任次要官职；第四等级不担任官职。但是，所有人在公民大会上都有发言权；规定一切官员都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设立400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常设机构。

梭伦改革奠定了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对后来的古罗马以及近现代的西方民主制度有深远影响。

应该说，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特的。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没有出现这样的民主制度。但是，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并不是完善的。它基本上是直接民主，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决策；并且没有合理的法律保障。

苏格拉底被处死，就是古希腊民主制度带来的直接后果。在审判会议上，公民们以281票对220票，判处了苏格拉底死刑，其罪名是不敬神和蛊惑青年。这完全是思想罪和言论罪，在一个法制健全、司法独立的制度下，他根本就不会被判有罪。

正因为古希腊的民主制度的严重缺陷，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两位古希腊最重要的哲学家，对于“民主”都没有给予肯定。亚里士多德最提倡的是共和政体，实际上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混合型政体。亚里士多德只是认为，在变态政体（为私利而不是为民众的政体）中，民主政体比僭主政体和寡头政体更好，因为民主政体会考虑多数人的意见。

古希腊的政治变化与哲学理念的关系并不简单，这两者不一定是相辅相成的。

古希腊哲学家指出民主政体的缺陷，对于后来西方民主政治的改进是有重要启示的。

公元前323—前30年，是希腊化时期（同时也是罗马共和时期），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建立了强大的帝国。古希腊的民主政治结束。同时期，意大利半岛上的罗马崛起。公元前509年，罗马废除王政，实行了约500年的共和政体。国家实行元老院、执政官和部族会议三权分立。由于疆域的扩大、国内矛盾的增加，共和政体已经不适应国家的统治，公元前30年，屋大维建立起了元首政治，从此进入了罗马帝国时期。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公元476年，由于人民的反抗与外族人的入侵，西罗马帝国灭亡。

在长达约一千年的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时期，没有出现有世界级影响的著名哲学家。西塞罗（前106—前43）是古罗马最著名的学者，他主要是政治家、法学家，哲学上的成就并不很高。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进入中世纪，自公元5世纪到15世纪，长达一千年。欧洲中世纪是神权政治。各国的国王都必须由罗马教皇加冕并得到其承认。基督教教会在政治与思想上的控制都非常严格；这实际上是教会专制的政体。

中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是阿奎那，他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为基督教的教义作论证。

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是经历了曲折的历史过程而确立的。在整个过程中主要矛盾是：①教权与王权的矛盾；②王权与贵族的矛盾；③王权与民权的矛盾。

以下是几个与西方哲学思想发展有紧密联系的历史事件与重要人物：

1.英国的“大宪章”。“大宪章”于1215年订立。当时英国在英法战争中失败，教皇也对英国国王施加压力。在贵族会议上，国王被迫让步，签订了限制国王权力的法案。法案的主要规定是：由二十五名贵族组成委员会，有权随时召开会议，具有否决国王命令的权利。该法案是后来英国君主立宪制的起源。

2.英国确立国教与霍布斯。1527年，英国断绝了与罗马教廷的关系。这时有重要哲学家霍布斯（1588—1679）写出《利维坦》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作品，反对教权，支持王权。在该书中，霍布斯首次提出了“自由”、“平等”等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理念。

3.英国的“光荣革命”与洛克。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发动宫廷政变，宣布詹姆士二世退位，迎接他在荷兰的信奉新教的女儿玛丽和她的丈夫威廉回国担任王后与国王。国会宣布《权利法案》，限制国王的权力。这是英国君主立宪制和民主政治的真正开始。洛克是辉格党的主要理论家，曾任法院院长。洛克写出《政府论》等作品，开创性地提出天赋人权、国家法治与分权等一系列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理念，对英国和后来全世界的民主政治有重大贡献。

4.法国大革命与卢梭。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西方民主政治史上的重要事件。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是人们对于统治法国几世纪之久的专制制度的反抗。虽然后来几经曲折（有雅各宾专制与失败、拿破仑的政变与失败等），但是，法国大革命推动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意义是不能否定的。

对法国大革命做出最重要贡献的哲学家是卢梭（1712—1778）。他开创性地提出“主权在民”以及“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著名理论，成为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而他提出的“公意”理论，又为后来的专制政治提供了依据。

5.斯密、康德与密尔的重要贡献。法国大革命之后，英国哲学家密尔、德国哲学家康德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西方政治民主政治的完善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6.哈耶克与罗尔斯的重要贡献。二战时期及其后，英国哲学家哈耶克（1899—1992）对极权主义作出深刻分析与批判。美国哲学家罗尔斯（1921—2002）对“正义”问题的深入论述，对于今后世界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完善有重要贡献。

从以上非常简要的介绍（详见笔者《善哲学与共同价值》一书）可以看出：西方政治制度与政治运动（或革命）推动着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而西方哲学的重要进展又促进了西方民主政治的不断进步。两者是互为因果的。

五、西方哲学形成的学术环境背景

与中国哲学的命运相似，西方哲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受到过严格的控制。主要事实是：

（1）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因为向青年们宣讲他的哲学思想而被判处死刑。

（2）欧洲中世纪时期，科学家兼哲学家布鲁诺（1548—1600）因为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宗教裁判所判决为“异端”，在罗马鲜花广场被烧死。

（3）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著名哲学家、文学家伏尔泰（1694—1778）因写了反对教会的政治诗文，而被关进巴士底监狱。出狱后他去英国住了两年半，回法国后写出著名的《哲学通信》，又遭政府通缉，不得不离开巴黎，在法国与瑞士边境的庄园生活了15年。

（4）著名哲学家卢梭（1712—1778），在1762年写出著名的哲学著作《社会契约论》和教育小说《爱弥尔》，引起法国与瑞士政府的不满，政府查禁了这两部著作，并下令逮捕卢梭。卢梭被迫逃亡普鲁士，晚年过着逃亡与隐匿的生活。

（5）19世纪，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兼哲学家马克思（1818—1883）从耶拿大学毕业后，在《莱因报》当编辑。因哲学与政治观点不符合当局要求，被迫离开德国，1849年后长期在英国生活与写作。

总的来说，特别是二战结束前后，西方国家对哲学等领域的思想控制有较大改善。1941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三届总统就职典礼上提出著名的“四大自由”：发表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四大自由”的原则，后来被写入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得到全世界的公认。

国家或政府允许哲学思想的自由，为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20世纪，西方国家出现了许多新的哲学学说或学派，如美国杜威（1859—1952）的实用主义，英国罗素（1872—1970）、奥地利维特根斯坦（1889—1951）的分析哲学，法国阿尔图塞（1918—1990）的结构主义，波普尔（1902—1994）的科学哲学等，使西方哲学得到蓬勃的发展。

以上事实说明：对哲学思想的限制与控制，对于人类文明完全是有害无益的。哲学思想的自由发展是人类进步的非常重要的保证。

六、西方哲学家的身份与精神因素

前文提到中国古代哲学家基本上是“谋政学者”，以为执政者献计献策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西方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基本上是“自由学者”，他们与执政者的关系并不紧密，有的哲学家甚至是被执政者所压制的。

古希腊以泰勒斯为代表的自然哲学家一般是奴隶主，有独立的谋生本事，不需要依附于执政者。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爱好（“哲学”的希腊语的含义就是爱知识）、自己的好奇心而研究哲学，因此他们研究的重点是世界的本质。这方面的学问对执政者并没有帮助，但是，却是后来西方科学的开端。

古希腊哲学家不依附于执政者，苏格拉底就是最好的例子。苏格拉底最后是被执政当局判处死刑的。柏拉图依靠自己的力量兴办学院，讲授哲学。亚里士多德虽然是亚历山大的老师，但当亚历山大建立强大帝国时，亚里士多德却离开政治，而去创办学院。

到了近现代，西方有少数哲学家担任较高政府职位（如洛克），而有好几位哲学家是遭受政府迫害或通缉的（如法国的伏尔泰、卢梭，德国的马克思等），有的哲学家是远离政治的（如康德、胡塞尔等）。总的来讲，西方哲学家可以说是自由学者。这样的身份背景与西方哲学的特色有密切关系。

古希腊哲学家与近现代西方哲学家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有一种热爱知识与追求真理的精神。西方文化与哲学能引导出科学，与这种精神有密切的关系。

与中国哲学一样，西方哲学形成的地理、经济、社会、政治条件、学术环境和西方哲学家的身份与精神因素，是综合在一起而起作用的。很难说哪个因素是最主要的。

根据第二章与本章所述，可以概括地说：

中国哲学发源于亚洲大陆东部的黄河流域，地理条件对农业的发展特别有利。农业是一种综合性（关系到天、地、人）与经验性特别强的产业。这样的经济基础导致中国哲学“重综合”、“重总体”、“重经验”、“重实践”的基本特点。

同时，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形成中国以家庭与家族为本位的社会结构。国家成为最大的家族；君王是最高的家长。加上中国古代哲学家大多是“谋政学者”，他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由此形成了中国“重集权”、“重民本”的政治哲学和“重仁爱“、“重忠孝”、“重纲常”的道德哲学。

这样的地理、经济、社会、政治、学术环境的背景以及哲学家的身份与精神，综合地形成了中国哲学的各种特点。

西方哲学发源于地中海四周沿海与岛屿地区。地理条件决定了西方古代以手工业和商贸业为主的经济基础。古代的手工业（如制陶业）要求对物质（如陶土）性质的深入了解，制作技艺得以不断改进；加上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都是“自由学者”，并不依附于执政者，他们有探索世界本质的兴趣与追求真理的精神。这就决定了西方哲学具有“重单一”、“重本质”、“重机理”的特色。这个传统直接关系到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发展。

同时，工商业与海外殖民的经济基础破坏了家庭经济，形成了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结构。近现代的资本主义进一步突出了个人奋斗精神。以“个人”为基础，是西方哲学在道德哲学上特别重视“自由”，在政治哲学上重视“民主”、“平等”、“法治”等理念的社会基础。

古希腊与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一般都是自由知识分子，他们热爱知识，追求真理。这种精神是构成西方哲学各种特点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总之，不同的地理条件、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背景、学术环境与知识分子不同的身份与精神，综合性地形成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许多不同的特色，形成了世界上两大不同的哲学思想体系。

然而，这两大世界性的哲学思想体系，除了有许多不同的特色之外，也具有许多共同点，因此具有综合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将在以下各章有较详细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