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认识论的比较与综合

一、认识论概述

认识论的英文是“Epistemology”，是关于认识的学问。

不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所研究的都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认识论所讨论的问题就是：人对于世界的认识与实践。因此，认识论是哲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可以认为，在西方哲学中，认识论是哲学的核心部分。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出现“认识论转向”，也就是从本体论的探讨转向认识论的探讨。即使到现在，认识论探讨依然是西方哲学的重点问题。

中国哲学的核心是道德或伦理问题，但是对认识论也是很重视的。

哲学中的认识论主要讨论以下问题：

1.认识的目的是什么？（认识目的问题）

2.人能够认识世界吗？（认识限度问题）

3.人怎样认识世界？（认识方法问题）

4.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知行问题）

5.认识与语言的关系。（表达问题）

从中西哲学的比较和综合的角度讲，本章主要讨论认识目的与认识方法问题。

二、中西认识论的比较

西方与中国的认识论有以下一些重要的区别：

（一）求知与为人

西方哲学的认识论主要讨论认识方法问题，重点不在于认识的目的与动力问题。然而，如果与中国哲学相比较，不能不考虑认识的目的与动力。

1.西方哲学中认识的主要目的：“求知”

西方哲学中，认识的主要目的是认识客观世界，认识客观事物；认识的动力来自人的好奇心，也来自人改变自然，让自然为人所用的目的。概括地说，西方哲学中，认识的目的就是求知。

从西方哲学家、科学家的思想和事迹中，可以对于他们探求真理或科学的目的与动力有所理解。

（1）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第一句话就是：“求知是人类的本性。”

（2）求知是为寻求真理，使人幸福、改进人性。培根（1561—1626）是西方哲学中经验论的开创性人物，也是西方实验科学之父。他在他的著名散文《论求知》中说：“懂得事物因果的人是幸福的。”“求知的目的不是为了吹嘘炫耀，而应该是为了寻找真理，启迪智慧。”“求知可以改进人和天性。”“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

从培根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哲学家认为，人的求知有三个主要目的：一是为了快乐；二是寻找真理；三是改进人性，增长才干。

（3）科学家的好奇心。许多世界级的科学家，他们探索科学，是从好奇心开始的。

A.伟大的化学家罗蒙诺索夫出生在一个渔民家庭，从小随父亲到海上打鱼。他对海上发生的所有自然现象都感兴趣。他总是要问他父亲许多问题：“为什么夏季傍晚海面会出现光亮的水纹？”“为什么冬夜天空会出现绚丽的北极光？”“为什么海水每天两起两落？”

B.爱因斯坦说：“我们思想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常常来源于好奇心。”

（4）科学家探索真理的信心和决心。近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说过：“真理的大海，让未发现的一切事物躺卧在我的眼前，任我去探寻。”

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探索真理比占有真理更为可贵。”“追求客观真理和知识是人的最高和永恒的目标。”“科学是永无止境的，它是一个永恒之谜。”（《爱因斯坦全集》）

（5）科学家对人类、对祖国的责任心。爱因斯坦说：“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

居里夫人一生的贡献与其品格是科学家的典范。她的主要科学成就是发现了镭。镭提炼成功以后，有人劝他们夫妻向政府申请专利权，因为垄断镭的制造是可以发大财的。而她说：“那是违背科学精神的，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应该公开发表。别人要研制，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何况镭是对病人有好处的，我们不应当借此来谋利。”（《居里夫人传》）

2.中国哲学中认识的主要目的：“为人”

中国哲学的经典著作中，直接关于“认识”的论述是很少的，而关于“学”的论述非常多。

应该承认，“学”（学习）是认识的一个重要方法。事实上，每个人对于世界的认识，绝大部分是来自于学习。

在中国哲学中，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就是学习经典著作。而经典中的内容，主要是古代历史、古代哲学、古代诗歌、古代礼仪等。

关于学习（认识）的目的和动力，《论语》在这方面有比较多的论述，例如：

①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篇》）

意思是：一个对父母能孝、对君王能忠、对朋友有信的人，虽然没有学习，也可以认为学习过了。

可见，子夏的意见是：学习的目的和动力就是做到对父母孝、对君王忠、对朋友有信。

②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论语·阳货篇》）

孔子的意思是：君子学习礼乐之道，是为了关爱大众。

③子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篇》）

孔子对学习目的和动力作了较全面的阐述，其总的意思是：人如果不学习，就会变得愚蠢、做事放荡、受人伤害、制造祸乱、行动狂妄。

④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篇》）

意思是：官当好了就应学习；学习好了就应当官。

从《论语》中这些论述来看，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人们学习（认识）的目的和动力，基本上是：①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②做一个聪明的人、正直的人；③做一个对父母尽孝、对君王尽忠、对朋友有信的人；④通晓事理，不犯过错；⑤可以担任为民众尽责的公职。

西方哲学中认识的主要目的是“求知”，中国哲学中认识的主要目的是“为人”。这是中西哲学在认识目的上的基本区别。当然，西方哲学中包括道德哲学、人生哲学，在这些领域，西方哲学也要探讨“为人”的问题。而中国哲学在宇宙论、本体论、知识论领域，也要讨论“求知”的问题。

（二）分析与综合

在认识方法上，西方哲学主要采用分析的方法，中国哲学基本上是采用综合的方法。

1.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

所谓分析方法，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单因分析”，即寻求客观事物变化的单一原因；二是“逻辑分析”，主要包括“形式逻辑”和“逻辑推理”的方法。

（1）单因分析

泰勒斯提出：万物的本原是“水”。阿那克西美尼提出：万物的本原是“气”。赫拉克利特提出：万物的本原是“火”。毕达哥拉斯提出：世界万物都是“数”所构成。巴门尼德提出：世界的本原是不变的“存在”。赫拉克利特还提出：世界变化的规则是“逻各斯”。柏拉图提出“理念论”。亚里士多德提出“实体论”。

可以看出，古希腊哲学家基本上都是在寻求世界的某一单一本原：水、气、火、数、逻各斯、理念或实体。

也有哲学家提出世界的多因素，如恩培多克勒提出，世界由四种元素组成，即火、土、水、气。亚里士多德提出五元素学说，即火、气、水、土和“以太”。四元素或五元素学说基本上属于宇宙论或世界观，而不是认识论。从认识论来说，古希腊与中世纪哲学家还是肯定柏拉图的“理念”或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的单因分析。

有的哲学书上认为，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二元论思想，因为柏拉图将世界分为理念世界与可感世界。笔者认为，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和可感世界并不是一对并重的组合。柏拉图的观点是：可感世界是生生灭灭、变动不定的；而理念世界是绝对的、永恒的。客观世界是由理念世界所组成，而不是由可感世界所组成。理念是世界组成的本质性因素。因此柏拉图的思想基本上是一元论的。

西方哲学发展史中有过多次争论，其实质都在于一个问题：哪一个因素是客观世界的主导性因素？

例如欧洲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其实质是在问：个体与共相，哪一个是客观存在的？

西方近代的唯物论与唯心论之争，其实质是讨论：物质与精神，哪一个是客观世界的主导性或决定性的因素？

这就是西方哲学的单因分析。

（2）逻辑分析

逻辑分析包括形式逻辑与逻辑推理两种方法。

①形式逻辑

西方哲学中有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歧。1949年之后，受到苏联哲学的影响，中国哲学界将此分歧称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争。

这个提法颇为不妥，是概念的混淆。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中指的就是本体论。亚里士多德的名著，书名就是《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第一哲学，它所论述的内容就是本体论。

辩证法是属于认识论范畴的一种认识方法，与形而上学并不构成对立面。

与辩证法（或辩证逻辑）构成对立面的是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创建的。形式逻辑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首先要求对每个概念都有明确的定义。

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则有四条：

Ⅰ　同一律：A就是A。

Ⅱ　不矛盾律：A不是“非A”。

Ⅲ　排中律：是A或是“非A”，二者只能取一。

Ⅳ　充足理由律：如果B，则A。

必须承认，形式逻辑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人类后来的各种科学的发展都得益于形式逻辑。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谈话中，也主要是应用形式逻辑。

19—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在形式逻辑基础上发展出数理逻辑与分析哲学，将形式逻辑提升到数理化的高度。数理逻辑主要应用于逻辑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而在各种科学中被最广泛地应用的，还是形式逻辑。

②逻辑推理

逻辑推理的思维方法是从笛卡尔开始的，他提出

得到可以确信的知识，有以下四条规则：

第一条是，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绝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

第二条是，把我们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

第三条是，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

最后一条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遍地复查，做到确信毫无遗漏。（《谈谈方法》）

这四条规则，就是笛卡尔提出的逻辑推理的思维方法。

第一条说的是理性主义的真理的标准。就是要求清楚明白地呈现在“我”心中，使“我”无法怀疑。

第二条是分析的方法，将复杂事物分解成简单事物。

第三条是推理的方法，使问题从简单到复杂，有次序地一步步向前推进。

第四条是让推理所得的明白无疑的知识，再用尽可能多的事实来验证。实际上是在推理基础上的归纳方法。

笛卡尔的逻辑推理方法对于后来三百多年的各种科学研究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可以认为，全部现代科学的发展都建立在逻辑推理的方法之上。

2.中国哲学的综合方法：二元结构与多元结构

中国哲学的认识方法主要体现“综合”的特色，表现在二元结构或多元结构上，而以二元结构为主。

自古至今的中国哲学都明确地表达了二元结构的思维方法。有时也提出三元或多元结构，而二元结构始终是基本的。

中国最早的哲学书——《易经》就是一本充分体现“综合”方法的书。

阴阳二爻是《易经》最基本的组成单元。《易传》的解释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系辞上》）

“道”是世界的本体，而“道”就是由阴和阳两者所组成的。在中国哲学中，阴阳的概念代表着世界万物中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

老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指的都是事物的二元结构。

二元结构的方法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中国哲学中的一系列理念，如最早由老子、庄子提出的“天人合一”，孟子提出“仁义结合”，宋代理学家提出的“理气统一”、“体用合一”，王阳明提出的“心物同一”、“知行合一”等学说，都体现着二元结构的思想。

在中国哲学中，除二元结构外，还有三元结构与多元结构的思想。

《易经》中三个爻组成一个卦。《易传》的解释是：三个爻代表“天、地、人”三才。

《易经》中由三个爻组成“八卦”；而两个卦的组合，组成六十四个“重卦”。世界各种现象都可以由这六十四卦来解释。这就是世界的多元结构。

可以认为，综合方法是中国哲学认识论的最大特点，而综合方法（以二元结构为主）又被现代科学证明是正确的认识方法。

3.中西哲学中的辩证法

与形式逻辑方法相对应的认识方法是辩证法。辩证法在西方哲学中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认为，辩证法是从赫拉克利特（前535—前475年）开始的，他强调事物的变化。

在中国，辩证法是从老子开始的，老子的生卒年份不详，他与孔子是同时代人，比孔子年长，而孔子的生卒年份是公元前551—前479年。因此老子比赫拉克利特更早。

辩证法与形式逻辑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

在辩证法中，概念往往没有明确的定义。辩证法也不遵循形式逻辑的四条规则。

形式逻辑一般从事物的静态来观察世界；辩证法一般从事物的动态来观察世界。形式逻辑观察世界时，是孤立地观察某一个事物或某一运动的变化；辩证法是在复杂环境中观察世界，有多因素的参与。

应该承认，辩证法是一种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但不是主要方法。各种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进步，主要是依靠分析方法（形式逻辑与逻辑推理）与综合方法，而不是依靠辩证法。

可以设想，如果牛顿不是对引力、加速度、质量等物理学概念有明确的定义，如果他在观察引力与质量和加速度的关系中，不排除外界阻力等因素，他就不可能发现力学三大定律。也就是说，牛顿发现力学三大定律，是运用了逻辑分析方法，而不是应用辩证法。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中的辩证法，两者并不相同。

西方哲学的辩证法更强调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斗争或扬弃。

西方近代哲学中，对于辩证法做出最大贡献的是黑格尔。他的《逻辑学》一书，全面地阐述了辩证法。

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有一句重要的话：“肯定的东西和否定的东西是设定起来的矛盾……两者中的每一个东西都是它的他物和他自身的扬弃。”（《逻辑学》）

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对于辩证法是积极肯定的，并有所发挥。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中国传统哲学中辩证法更强调事物内部对立面之间的协调、互补与统一。

老子思想中处处可以见到辩证法。前文提到，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章》）

这里所讲的相生、相成、相形、相倾、相和、相随，都有互相协调、和谐共处的含义。老子并没有提到对立面之间的斗争或扬弃。

明末著名哲学家方以智说：“交也者，合二而一也。”（《东西均》）

其实，“合二而一”的理念，正是中国哲学中辩证法的要义。

因此，在辩证法中，也存在着西方哲学强调“分析”、中国哲学强调“综合”的区别。

总之，中国哲学的综合思维是非常可贵的，今天我们仍然应当坚持运用这种认识方法。同时，也应当承认，中国哲学在分析思维（特别是逻辑推理）方面是弱于西方哲学的；这个弱点直接影响中国文明，导致科学的发展明显地落后于西方文明。

合理的认识方法应该是分析方法与综合方法的综合。

（三）机理与经验

中西哲学在认识论上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中国哲学重经验；西方哲学重机理。

经验与机理是认识世界的两种基本方法。

在康德之前，西方哲学界在认识论上存在两个学派，一是英国的经验论，二是欧洲大陆的唯理论。

经验论者认为知识全都来自经验。英国的培根是经验论的主要代表，他说：“一切对自然的解释都是从感觉开始的。”（《新工具》）因此，他提倡实验方法的应用。

洛克是另一位有重大影响的经验论哲学家，他说：“我们底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人类理解论》）

唯理论的主要代表是法国的笛卡尔。他的名言是：“我思故我在。”（《谈谈方法》）。这句话的含意是：因为我在思考，才证明我是存在的。他说：“除了清楚明白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以外，不要多放一点别的东西到我的判断里。”（同上）

笛卡尔的认识论的要点是：只有依靠人的理性思考与逻辑推理，才能认识客观世界。

对于上述两种观点，人们都有所批评。唯理论者认为符合理性的知识就一定是真理，而不重视客观经验；人们批评它是“独断论”。至于经验论，人们批评它是“怀疑论”。经验论者休谟公开声明自己是怀疑论者。他认为人们所谓的因果性只是一种习惯性的联想，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

于是，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科学知识究竟是否可能建立？它是怎样建立的？

康德提出“先天综合判断”，将经验论和唯理论两者结合了起来，又对独断论和怀疑论做出了回答。康德认为，知识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经验，一是来自先天。他讲的“先天”是指：人天生就有的理性思维能力。

可以认为，康德基本上解释了人类知识的来源：经验和理性的结合。人类对客观世界所提出的各种理论都是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理性归纳。

如果我们考察西方与中国文化的区别，会发现：西方的理论和中国的理论不完全一样。西方提出的是机理性的理论；机理性的理论就是科学。中国提出的是经验性的理论；经验性的理论还未能达到科学的水平。笔者认为，可以称之为准科学。

1.机理性理论（科学）

西方哲学寻求客观事物的本质，运用实验与逻辑分析的方法，发展出各种科学。

古代西方文明中达到科学水平的主要成果，都出现在希腊化时期：一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二是阿基米德的杠杆原理和浮力定律。欧氏几何学以它严密的逻辑推理而著称；阿基米德开创了用非常简明的数学公式表达物理学规律的道路。

文艺复兴之后，标准近代科学开始的重要人物，一是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他通过长期的天文观测和理性思维提出“日心说”；二是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他通过科学实验和数学的结合提出自由落体定律。

英国物理学家牛顿的力学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的提出，奠定了现代科学的基础。

这几位科学开创人所采用的共同方法是：①科学实验；②数学方法；③机理分析。

后来的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是沿着这条道路而获得巨大进步。

从认识方法来说，科学家们首先是依靠科学实验取得特定的经验数据，然后依靠逻辑推理寻求客观事物运动的内在机理，最后用数学定律的形式表达出来。

这就是西方哲学所引导的，通过实验数据和逻辑推理提出机理性理论（科学）的道路。

2.经验性理论（准科学）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古代中国在农学与医学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

农学方面有多本名著，根据《中国农学书录》记载，中国古农书有542种，其中著名的有秦代的《吕氏春秋》、西汉的《氾胜之书》、北魏的《齐民要术》、南宋的《陈旉农书》、明代的《农政全书》等。

《齐民要术》共92篇，11万字，总结了黄河流域丰富的农业经验。在种植业方面，包括谷类作物、纤维作物、饲料作物、蔬菜、果树、树木等；在养殖业方面，包括家禽、家畜、蚕桑、鱼类等；在产品加工方面，包括农产品、蔬菜、果品、畜产品的加工等。

虽然中国古代农书没有涉及现代农业科学中的农业气象学、土壤学、植物生理学、遗传学等科学理论，但是它们在农业经验方面有非常详尽的总结，对于推动中国古代的农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医学方面，中国古代著名的医书有先秦的《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明代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

《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代一部十分著名的经典著作，它被誉为中国的三大奇书之一（另两部为《易经》与《道德经》）。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带去此书，使它被供奉为日本的国宝。它不只是一本医书，它还将哲学、医学、养生学、地理学、天文学、气象学、心理学等学科融为一体。

《黄帝内经》主要不是一本治病的书，而是探究长寿之法的书。这是中国医学与西方医学的基本区别。西方医学以治病为目的，中国医学以保证人的健康长寿为目的。

对于疾病的理解，中国医学也有自己的特点。现举《黄帝内经》中《素问》里的一段为例：

因于寒，欲如运枢，起居如惊，神气乃浮。

因于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体若燔炭，汗出而散。

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缨短，小筋驰长。缨短为拘，驰长为痿。

因于气，为肿。四维相代，阳气乃竭。

其大意是：人感受了寒气，像门户开启，起居不安，精神浮躁；人感受了暑气，会口渴多汗而发热；人感受到湿气，会筋脉不顺，手足无力；人感受到风邪，会四肢交替肿疼。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医学对于疾病的理解，主要不是从病原体（细菌、病毒等）来考虑，而更多地从外界环境和人的心理、精神因素来考虑。这正是西方医学考虑较少的方面。

我们不能认为中国农学与医学是没有理论的。特别是中国医学，它是以“阴阳五行”理论为依托的。中国医学具有严密的理论架构。

我们只能说，中国农学与医学的理论与西方农业科学与医学科学的理论不是同一个体系。中国农学与医学的理论是经验性、整体性、综合性的理论体系，而西方农业科学与医学科学的理论是机理性、本质性、分析性的理论体系。

这两种理论体系各有长处与短处；合理的方法应该是将两者的长处综合起来，形成更高级的理论体系。这个问题将在下一节中讨论。

（四）理性与直觉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有理性方法与非理性方法（主要是直觉方法）之分。

所谓理性方法，指的是人首先对事物有感觉或感性认识，人将感性认识加以汇总与分析，通过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寻求出事物的共相、本质与内在机理，实现对事物的理性认识。理性方法是各种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共同方法。可以认为，没有一种科学不是建立在理性方法之上。

在西方哲学中，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们，提出水、火、逻各斯、数等为世界的本原，而柏拉图提出“理念论”、亚里士多德提出“实体论”，这些理论是理性方法的开始。

希腊化时期，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都来自理性方法。

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伽利略的“落体定律”以及启蒙运动后牛顿的力学定律、笛卡尔的逻辑推理等也都来自理性方法。

西方近现代所有的科学进步，都是来自理性认识的方法。因此，理性方法是西方认识论的基本方法。

直觉方法与理性方法不同。它也是从感觉或感性认识出发，但是它不通过理性思维与逻辑推理，而是直接地领悟或感受出事物的本质。

在中国哲学中，直觉方法的运用比在西方哲学中多得多。可以认为，直觉方法是中国哲学的主流方法。

中国最早的哲学书《易经》，用阴和阳两爻来解释世界万物。两者都是图像，阳爻是天或太阳的图像（天空一览晴空，太阳完整无缺），阴爻是地或月亮的图像（大地生长万物，月亮有圆有缺）。这就是人的直觉，并没有理性分析。

老子《道德经》的第一句话是：“道可道，非常道。”

《道德经》的“常道”原文是“恒道”，汉代时，为了避文帝（刘恒）的讳，而改为“常”字。恒道即是恒常的道、真正的道的含意。

对这句话有多种解释。笔者大致同意苟小泉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形态研究》中的解释。

在“道可道”中，第一个“道”是世界的本体，第二个“道”的意思是“言说”。而“言说”就需要有“定义”，有“逻辑分析”，也就是用理性方法。老子的观点是：凡是能应用理性方法来言说的“道”，就不是真正的、恒常的“道”。

老子认为，“恒道”（或真正而恒常的道）是不可言说的，也就是不能用理性方法来认识的。因此，对于“道”的理解，只能是依靠感悟，依靠人的直觉。

孔子哲学的核心是一个“仁”字。孔子给“仁”字提出了定义，即“仁者爱人”。但是，他对于这个定义，并没有什么解释，也没有说明为什么“仁”只能是“仁者爱人”。

柏拉图不一样，他提出的“理念论”不但有定义，并且有理由：因为所有的“理念”都是神所创造的。（柏拉图《国家篇》）

因此，孔子提出的“仁者爱人”，基本上也是一种直觉的感悟。

黑格尔曾经批评孔子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就是说孔子哲学中缺乏理性方法。

在中国唐代时，禅宗的开创人慧能提出“顿悟法门”的“顿悟”方法，更是一种直觉方法。

宋代理学的开创人周敦颐的“太极图”，程颐的“所以一阴一阳，道也”，王阳明提出的“心即理”，都是直觉或感悟的成分比逻辑分析的理性成分更多一些。

总之，可以认为，直觉或感悟的方法在中国哲学中是主流性的。

西方哲学重理性，中国哲学重直觉，这是中西哲学认识论的又一重要区别。

本书第四章介绍冯友兰提出的“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也就是指理性方法与直觉方法的区别。

当然，现代以来，西方哲学（意志哲学、生命哲学等）也提出直觉方法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也具有理性方法的内容。这个问题会在下一节中论述。

三、中西认识论的综合

从前文内容可知，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认识论方面有明显的区别。然而，两者也有许多共同点。这就为中西哲学认识论的综合提供了有利条件。

应该说，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认识论各有其独特的优点，如能将中西哲学在认识论方面的优点综合起来，将会产生一种新的认识论体系，而对人类文明、对哲学与科学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求知与为人的结合

西方哲学在认识论上重视怎样“求知”，中国哲学在认识论上重视怎样“为人”。

客观地说，“为人”比“求知”更为重要。西方和中国历史中都出现过一些很有知识，但人品与道德很差的人物。

古希腊时期的智者是公元前5—前4世纪时希腊的一批收徒取酬的业余教师。他们周游希腊各地，对青年进行修辞、论辩和演说等知识技能的训练。后来智者成为一批歪曲真理、图谋私利的人，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所蔑视。智者的知识是有的，但是其“为人”是不被人赞许的。

中国南宋时期的秦桧是状元出身，博学多才，他在书法上很有造诣，受到宋徽宗的喜爱。他负责处理朝廷往来公文，创造出一种整齐统一的字体，是后来的宋体字的基础。但是，在宋辽战争中，他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爱国将领岳飞，成为被后人唾骂的千古罪人。

因此，人不仅要有知识，更重要的要有好的人品和道德。

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就有“求知”和“为人”两者并重的意思。“知者”重视求知；“仁者”重视为人。

有的哲学书在认识论方面只谈认识方法，而不谈认识目的，笔者认为这是不全面的。认识论应该首先研究认识目的问题，当然也要研究认识方法。

认识目的问题对于个人来说，关系到每个人的人生志向；对国家来说，关系到国家的教育方针。

国家在教育方针上，应该要求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使学生自幼年开始，在获得各种基本知识的同时，培育出友爱、诚信、自强、勤劳、奉献、勇敢等高尚品性，为社会造就一代有学识而又道德高尚的公民。

当然，追求知识是认识论的非常重要的目的。在现代社会，追求知识就要学习科学，发展科学。中国古代哲学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中国古代哲学过分地偏重于“为人”，即使在“求知”方面，也偏重于学习经典、学习古人的教诲，而不重视对自然规律的探索。这是中国在明清以后，在认识论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的重要原因。

今天，中国在教育方针和学术环境方面依然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一是由于高考制度偏重于知识成绩，导致小学到中学在人文教育和道德教育方面的欠缺；加上社会上追求金钱、财富、权势的风气，导致社会道德水平的明显下滑；二是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分数至上”，使青年学生们的创新意识严重不足，使中国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与西方国家有较大差距，这个情况势必对中国在国际科技与经济竞争中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在认识目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求知”与“为人”的结合。这是关系到国家进步的重大问题。

（二）分析与综合的结合

西方哲学在认识论方面的最大优点在于重视逻辑分析，包括形式逻辑和逻辑推理。这与西方哲学在本体论上的“本质论”是分不开的。为了寻求客观世界的本质，西方哲学必须采用逻辑分析的方法。

现代全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建立在逻辑分析方法之上。

中国哲学中，并不是没有分析的方法。孟子关于人性的学说就应用了逻辑分析的方法。他说：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这一段论述，逻辑性相当严密。他对于人的四种天性，都有明确的定义；四种天性与人的四种基本道德——仁、义、礼、智——都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他最后的结论是：这四种天性是人与动物有所区别的本质原因。

然而，中国哲学中认识论的主要特点并不是逻辑分析，而是对综合方法的重视。中国哲学的综合方法主要体现于二元结构或多元结构。

自古至今，西方哲学始终重视单因分析的方法，寻求世界的某一种单一的本体，如：水、气、火、数、逻各斯、理念、实体、物质、精神等。单因分析对于西方哲学与科学的进步是有很大贡献的。

中国哲学重视二元结构与多元结构的综合方法，“天人合一”、“理气统一”、“心物同一”、“体用结合”、“仁义结合”、“知行合一”等学说，都体现着二元结构的思想方法。“三才”、“八卦”、“五行”等则体现着多元结构的思想方法。

在西方哲学中，虽然分析方法（单因分析与逻辑分析）是主导的，但是也应用综合方法，比较著名的是笛卡尔的思想与物质的二元论以及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论（将经验论与唯理论综合起来）。

在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中，能见到较多的二元结构与多元结构的思想方法。这是值得在中西哲学的比较与综合过程中重视的问题。

现代科学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二元结构。例如，物理学的基本二元结构就是能量与质量。根据现代宇宙学家霍金的学说可知：宇宙的最早起源——黑洞只有能量与质量两种形态。

现代物理学普遍承认光的粒子性与波动性的两重性。

化学反应的基本二元结构是合成与分解。

生物学的二元结构是生物与环境、遗传性与变异性等。

经济学的基本二元结构是生产与消费。商品的二元结构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

现代科学中，也有三元结构的存在。

量子力学发现，原子外围电子的运动取决于三个量子数，即主量子数（n）、角量子数（l）、磁量子数（m），而不是两个。

现代生物学认为生命的基本物质有三种：DNA，RNA与蛋白质。

笔者著有《农业系统学基础》一书，用系统论观点研究农业问题。笔者观察了自古至今的国内外农业，提出农业是一个大系统，它由四个子系统构成，即农业环境子系统（包括气候、土壤、地形等）、农业生物子系统（包括农作物、森林树木、畜禽动物、鱼类等）、农业技术子系统（包括育种、栽培管理、病虫害防治、饲养与兽医等）、农业经济子系统（包括经济与人力投入、总收益、经济效益、市场营销等）。

笔者所采用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与系统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将农业看成是一个四元结构的整体。

再从当前世界宗教、世界文化来看，对多元结构的肯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国际形势来看，对多元政治的肯定更是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基本保障。

总之，在人类的认识方法上，必须坚持分析方法与综合方法的有机结合。既要坚持西方认识论的精华——分析方法（逻辑分析），又要善于运用中国认识论的精华——综合方法（二元结构与多元结构），同时在适当的场合（不是所有场合），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

这种将中西哲学的认识论综合起来的认识方法，必将对促进各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发挥出积极作用。

（三）机理与经验的综合

如前文所述，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是把感觉与实验所得的经验提高到机理性的理论，中国哲学的认识论是把实际性的经验提高到经验性的理论。

机理性的理论就是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科学是人类最重要的文明成果之一，人类几千年来在物质生活与社会进步方面的巨大进步，都得益于科学。

科学无疑是西方文明与西方哲学的宝贵成果。在探讨中西哲学的比较时，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事实。五四运动时，陈独秀等先驱者为中国引进科学与民主两个先进理念，是功不可没的。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中国文明所产生的“经验性理论”，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与对待？

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劳动群众所积累的生产经验，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经验性理论，我们应给予充分的珍惜与重视。以下以“陈永康经验”与《黄帝内经》为例，予以说明：

1.中国的经验性理论有它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

笔者作为农业科学家，对中国农业科学的情况比较熟悉。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出现了几位全国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最著名的是水稻劳模陈永康。他是江苏松江（现属上海市）人。他在几十年的水稻生产实践中，依靠他本人刻苦钻研，提出一套水稻亩产500公斤以上的综合性经验，其中包括：落谷稀（秧田播种量，以培育壮苗），小株密植（减少单穴株数），掌握三黄三黑的叶色变化，适时封行（控制水稻整个生长周期的合理群体动态），看天看土看苗施肥等。

当时由江苏省农科院（笔者的工作单位）联合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与南京土壤研究所的专家，展开水稻栽培学、土壤肥料学、作物生理学、农业气象学、植物病理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对于他的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经过多年努力，将他的经验上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在1964年国际性的北京科学大会上向国外科学家作了介绍，引起国际农业科学界的广泛重视。他的水稻高产经验与理论，在中国长江流域得到大面积推广，对中国的稻作增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陈永康的水稻高产经验的最大特点是它的综合性与系统性，它将气象、土壤、病害与水稻生长发育完整地结合起来，掌握水稻自苗期、分蘖期、拔节孕穗期到灌浆成熟期的全过程中有利于高产稳产的最合理的群体动态及其营养动态，因此，在不同土壤、不同气象、不同品种条件下，都能有把握地获得高产。

当时，英国的植物生理学家提出以叶面积来表示作物群体大小的方法，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作物最佳叶面积动态的理论。而在陈永康的水稻高产经验中，是包含此理论的。

可以认为，陈永康的水稻高产经验与理论，达到了当时国际水稻栽培科学的最高水平。

2.中国的经验性理论有它特有的优越性

在医学方面，值得再次提到《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的首篇《上古天真论篇》中有黄帝与长者岐伯的对话。黄帝问岐伯：古人都能活到百岁，为什么今人只能活到五十岁？岐伯的回答是：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知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而去。

意思是：古人懂得养生之道，根据阴阳而生活，知道《易经》中的术数，饮食有节制，起居有规则，不过分劳作，身体与精神能协调，所以能享受天年，活到一百岁。

因此，《黄帝内经》并不只是一部医书，准确地说，它是一本“长寿学”或“养生学”。《黄帝内经》已经超出了现代医学的范畴。现代医学（基本上来自西方）只是研究怎样治病。但是医学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治病，而是保证健康长寿。中国哲学所引导的中国医学的目标不只是治病，而是人的健康长寿。笔者认为，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哲学与中国传统医学要超越于西方哲学与西方医学。

中国传统医学对中国人来说，有巨大的实际效益。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依靠中国哲学所引导的中医理论保持健康，医治疾病，延续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生命。

当然，我们也应承认，中医理论还是经验性的理论，可以说它是“准科学”，但还没有达到现代科学的水平。

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医理论的科学化是完全可能的。近几十年来，中医研究者在这方面已经取得许多重要成果。2013年7月美国“今日医学”网站报道：从首届中西医血管病学大会上获悉，中药芪苈强心胶囊治疗慢性心衰的循证医学研究引起国际医学界的高度关注。论文刊登在国际心血管领域权威杂志——《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影响因子高达14.156，编辑部高度评价“中医药让衰竭的心脏更加强劲，该研究开启了心力衰竭治疗的希望之门”。

从这个报道可以预见，中国医学还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将得到科学的验证和机理化，从而在国际上大放光彩。

因此，我们不应轻视中国传统的经验性理论，而要将经验性理论与机理性理论综合起来，认识到这些经验性理论中包含着非常有价值的内涵，值得中国科学家去将它们机理化，并将之提高为机理性的理论，即现代科学。

（四）理性与直觉的综合

前文谈到，理性方法是从感性认识，通过逻辑分析，认识事物本质的方法；而直觉方法是从感性认识，直接地感悟到事物本质的认识方法，也可以称为“非理性”的方法。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直觉方法应用得很多。老子的“道”、孔子的“仁”、慧能的“顿悟”、周敦颐的“太极”、张载的“气”、二程的“理”、王阳明的“心”，在这些学说中，直觉的成分都多于理性的成分。

前文已经谈到，在中国哲学中，并不是没有理性的因素。孟子关于人性的学说，就是使用了理性分析的方法。

在西方哲学中，一般是以理性分析为主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等主要哲学家的著作，篇幅都很长，说理性都很强，与《道德经》、《论语》等中国哲学著作的简短扼要，形成非常明显的对比。

但是，近现代以来，西方哲学中出现了肯定直觉的学说。

19世纪时，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人对事物的认识是依靠“直觉”的。他说：

人们在事物上考察的已不再是“何处”、“何地”、“何以”、“何用”，而仅仅只是“什么”。……把人的全副精神能力献给直觉，浸沉于直觉，并且是全部意识为宁静地观审恰在眼前的自然对象所充满，不管这对象是风景，是树木，是岩石，是建筑物或其他什么。（《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20世纪前期，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提出两种时间的学说：一是真正时间；二是科学时间，或度量时间。度量时间有间断的变化（时、分、秒）；而真正时间是连续性、无间断的变化，就是“绵延”（Duration）。柏格森谈到“直觉”时说：“它使我们置身于对象的内部，以便与对象中的那个独一无二、不可言传的东西相契合。”（《形而上学引论》）

现象学的创始人、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在人类认识问题上做出了最全面的汇总。

18—19世纪的认识论，是将主体（人）和客体（事物）分开，讨论人怎样认识事物。现象学却将两者结合起来，提出“意向性”的理论。

“意向性”（Intentionality），指的是意识的一种结构。它由意向活动和意向对象所组成。“意向活动”是指人的不同的思维方式；“意向对象”就是人的意识所面对的客观事物。例如我看到一只狗，这里，“我看”就是意向活动（知觉），“一只狗”就是意向对象。这两者的结合就构成了“意向性”。

根据现象学对人类“意向性”的归纳，可以大致地将人类的认识分为三大类：①理性认识（科学、哲学）；②直觉认识（艺术、哲学）；③想象认识（宗教、神话）。

哲学既可以应用理性认识，也可以应用直觉认识。

总之，虽然中国哲学以直觉认识为主体，但是也包含有理性认识。虽然西方哲学以理性认识为主体，但在19—20世纪，有的哲学家大力提倡直觉方法。胡塞尔的现象学将理性认识与直觉认识都包括在他的“意向性”活动之中。

中西哲学在认识论上的综合，应该是既承认理性方法的优越性，同时也承认直觉方法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笔者认为，在对“真”（科学）的认识上，应该主要应用理性方法；而在对“善”（道德）、“美”（艺术）与“爱”（感情）的认识（或感悟）上，可能直觉方法更为重要。

四、本章小结

（一）认识论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中国哲学对“学”（学习）一直很重视，而学习是认识的非常重要的方法，人的绝大部分知识都来自学习。

（二）在认识目的方面，西方哲学重“求知”，中国哲学重“为人”。中西哲学的综合，应是“求知”和“为人”并重。对于每个人来说，既要重视获取各种知识，也必须重视道德与人品。对于社会来说，既要不断地发展科学，探求客观世界与大自然的规律，又要培养与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平。

（三）在认识方法方面，西方哲学重视分析方法（形式逻辑与逻辑推理）；中国哲学重视综合方法，探求世界的二元结合与多元结合的整体结构。在当代与今后的科学发展中，要善于将分析方法与综合方法有机地综合起来。既要不断地加深对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的认识，又要探求客观世界的整体性与系统性的结构与功能。为此，多学科的融合，应该是未来科学的发展方向。

（四）西方哲学认识世界的成果体现于机理性理论（即科学），中国哲学认识世界的成果体现于经验性理论（特别在农学与医学方面）。对于中国所特有的经验性理论（如《黄帝内经》、《齐民要术》等医书与农书），不应采取漠视或蔑视的态度，而应珍视其中所包含的宝贵经验与深刻哲理，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加以机理化。这将形成中西结合的、完整的机理性的科学理论。

（五）西方哲学重视理性思维方法，从感性认识出发，通过逻辑分析，寻求事物的内在规律。中国哲学重视直觉思维方法，从感性认识，直接地感悟到事物的内在本质。应该说，理性方法与直觉方法都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可以认为，对于“真”（科学）的认识，理性思维方法是基本的方法；而对于“善”（道德）、“美”（艺术）和“爱”（感情）的认识，直觉思维方法更为重要。因此，中西哲学的综合，要求理性思维与直觉思维的有机结合。这是人类不断深化对世界认识的完整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