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爱哲学的比较与综合

一、爱哲学综述

在哲学体系中，是否应有“爱哲学”（或情感哲学）的部分，学术界是有争议的。一般的哲学书籍中，基本都不包含“爱哲学”或“情感哲学”。

笔者阅读了古今中外300部以上的著作（多数是原著）后，写出《爱的哲学》一书。笔者认为：全部哲学体系中应该有“爱哲学”或“情感哲学”的位置。其理由是：

（一）中国与西方自古至今的著名哲学家对于爱都有高度的重视。

中国孔子提出的“仁者爱人”的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思想。

西方古希腊时期与中世纪的哲学家对于人类的爱都非常重视。

柏拉图说：“爱是最古老的，是伟大的，爱是最高的幸福。”（《会饮篇》）

中世纪哲学家奥古斯丁说：“比信和望更大的恩赐是爱，是圣灵将爱浇灌到我们心中。”（《论信望爱手册》）

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中，有的哲学家（并不是所有哲学家）对于爱也给予高度重视。这在下一节中将有介绍。

（二）爱是人类一种高尚的情感。情感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本性。“爱哲学”的主题，就是探讨人类的情感问题。

在西方哲学史中，从古希腊到中世纪，情感问题一直是哲学所探讨的重要问题。

毕达哥拉斯认为灵魂分三部分，即理性、智慧和情欲。

柏拉图将人类心灵分为知性、情感、意志三部分。

他们都将人类的感情作为人类心灵或灵魂的组成部分之一。

休谟基本上遵循柏拉图的“知、情、意”的分类。休谟于1739年发表《人性论》。《人性论》包括三卷：第一卷是《论知性》，第二卷是《论情感》，第三卷是《道德学》。

休谟将人类的心灵活动区分为知性和情感两种，而人类的道德则由知性和情感两者结合而决定。

在《人性论》中，他以整整一卷来论述“情感”，说明他对人类情感问题的充分重视。

康德的《判断力批评》一书着重论述了“Asthetik”（英语是“aes-thetics”）的问题。

“Asthetik”究竟是什么意思？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说：“Asthe-tik的比较精确的意义是研究感觉和情感的科学。”

因此，“Asthetik”有审美的意思，也有情感的意思。康德在《判断力批评》中，既探讨美的问题，也探讨人类的情感问题。

20世纪的弗洛伊德学派（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弗罗姆等）也对人类的情感问题给予高度重视。

根据以上两个理由，可以认为，在哲学体系中，如果没有关于爱或情感问题的哲学探讨，那就是不完整的。

二、中西爱哲学的比较

（一）中西哲学都重视“仁爱”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所强调的理念，许多是不同的（见本书前面几章），而对于“仁爱”这个理念，却有高度的一致性。这是值得我们在中西哲学的比较与综合中充分注意的问题。

1.中国哲学家论仁爱

中国古代哲学家在阐述仁爱理念方面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孔子是最早阐述仁爱理念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论语》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仁者爱人”是孔子对于“仁”的基本解释。在《论语》中，“仁”有多种解释，而从以上这句话，可以认为，“仁爱”是“仁”的主要解释。

孔子将仁爱作为人的最重要的道德准则。

孟子是孔子仁爱思想的继承者，他的人性“四端”学说认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

恻隐之心，就是对他人的同情心，是一种爱心。孟子将仁爱作为人的本性之首。这是仁爱学说的重要发展。

墨子说：“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下》）

儒家的仁爱是讲究亲别的，对于家人和朋友，仁爱多些；对于其他人，仁爱少些。墨子主张对任何人都应该有仁爱。这种思想有相当的超前性，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博爱”接近了。

唐代时，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原道》）

其大意是说：“仁”就是博爱，是儒学的最高原则；“义”是将“仁”付于适当的行动；“道”是由“仁”、“义”出发去做人；“德”是指“仁”、“义”出于自己的内心，而不依赖外因。

韩愈明确地提出了“博爱”的理念，将孔孟的仁爱思想向前发展了一大步。他以博爱为出发点，提出了“仁、义、道、德”，成就了儒家伦理哲学的完整体系。

宋代程颐说：“性即是理。”意思是：人的仁爱天性是世界的法则（理）。宋代理学家将仁爱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

明代王阳明说：“心即理也。”意思是：人的内心是仁爱的；仁爱，这个世界的法则（理）就在人的内心之中。王阳明将仁爱归于人类的心灵，即良心。

从以上简要的介绍可知：中国古代哲学家对于仁爱问题的认识是不断深化、不断提高的。从孔子的道德论，到孟子的人性论，到程颐的本体论，再到王阳明的良心论。

2.西方哲学家论仁爱

可能有人认为，西方哲学家谈论自由、民主的多，谈论仁爱的少。其实不然。

古希腊哲学家对仁爱或爱都给予高度的重视。

柏拉图说：

爱神的威力是多方面的、巨大的、普遍的；但是只有当他以公正和和平的精神在人间成就善事的时候，才显示他的最大的威力，使我们得到最高的幸福，使我们不但彼此友好相处，而且与高高在上的诸神维持着敬爱的关系。

爱是一切神祇中最爱护人类的，他援助人类，给人类医治一切疾病，治好了，人就能得到最高的幸福。（《会饮篇》）

亚里士多德说：

友爱还是城邦联系起来的纽带。立法者们重视友爱胜过公正。……若人们都是朋友，便不会需要公正；而若他们仅只公正，就还需要友爱。

……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好。……他对待朋友也正如对待自身。（《尼各马科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的上述思想，一方面突出地强调了爱（他说的“友爱”就是人间的爱）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和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被认为就是仁爱的原则。这个原则被现代伦理学者认为是人类道德的“黄金定律”。

奥古斯丁是欧洲中世纪哲学的先驱性人物。他的论点是：“上帝就是爱。”（《论信望爱手册》）“人若没有爱，他所信的即便是真理，他所望的即便是真正的幸福，也是枉然。”（《论信望爱手册》）

在西方哲学史中，近现代哲学与中世纪哲学有相当大的区别，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在仁爱这个理念上，近现代哲学家与古代和中世纪哲学家有基本一致的认识。

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是仁爱理念的积极支持者。在他的著名的《道德原则研究》一书中，有专门一章“论仁爱”。他说：

仁爱或较温柔的感情是有价值的，它们不论出现在哪里都博得人类的赞许和善意……这样一些语词如“友善的”、“性情善良的”、“人道的”、“仁慈的”、“感激的”、“友爱的”、“慷慨的”、“慈善的”，或与它们意义相同的那些词……普遍地表达着人类本性所能表达的最高价值。（《道德原则研究》）

他将仁爱看作人类本性的最高价值。

19世纪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说：“一个完善的人，必定具有思维力、意志力和心力。思维力是认识的光，意志力是品性之能量，心力是爱。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人的绝对本质。”“最高和最首要的基则，必须是人对人的爱。”（《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自古至今都重视仁爱这一个理念。这是中西哲学比较之中一个少有的特例。

这个特例不能不让我们承认仁爱对于人类的特殊性与重要性。

当然，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对于仁爱的理解与阐述，也有一定的区别。如上所述，中国哲学对于仁爱的理解，从孔子的道德论，到孟子的人性论，到程颐的本体论，再到王阳明的良心论，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西方哲学对于仁爱的理解，从古希腊到中世纪时期，基本上是从神学出发的（奥古斯丁：“上帝是爱。”）；18世纪的休谟，将仁爱与功利及价值相联系（休谟：“仁爱是有价值的。”）；到了19世纪，哲学家将仁爱与理性、意志相结合，提高到人的本质的位置。（费尔巴哈：“人的绝对本质。”）

（二）神爱（博爱）论与孝爱论

1.西方哲学的神爱论与博爱论

从古代到近现代，西方哲学关于爱的学说都与神（上帝）相联系。

柏拉图说：“爱神是一个伟大的神，为人类和诸神所景仰。”（《会饮篇》）

中世纪神学哲学家奥古斯丁说：“上帝要我们以信、望、爱敬拜他。”（《信望爱手册》）

奥古斯丁对于信、望、爱三者的关系有所阐述：“信、望、爱这三种恩赐究竟是什么？信是相信上帝，望和爱则是向上帝祈求。”（同上）

即使到了近代，哲学家关于爱的论述也往往与神或上帝相联系。

斯宾诺莎（1632—1677）在《伦理学·论心灵》中说：“假如我们想象着某物具有与平常引起心灵快乐或痛苦的对象相似的性质……（我们）会对那物发生爱和恨的情感。”“思想是上帝的属性，上帝是思想的。”（《伦理学》）

人类的爱当然是人心的观念，因此，在斯宾诺莎看来，爱必然是来自于神。

当然，斯宾诺莎对神的认识与奥古斯丁是不同的。他认为神就是自然。上面的话表明：人的心灵和思想都是自然的本性所形成的。因此，人类的爱也是自然或人类的本性所产生的。这个观点跟孟子的观点是相似的。

19世纪哲学家费尔巴哈说：“爱就是上帝本身，除了爱以外，就没有上帝。爱使人成为上帝，使上帝成为人。……爱，是上帝与人，精神与自然之真正的统一。”（《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

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者，他将上帝与人类的爱等同起来。这个论点实际上是强调了人类的爱，而不是强调上帝。

因此，在西方哲学中，爱是从神学逐步地向人学的方向发展。

下面我们来讨论西方哲学中的“博爱”理念。

“博爱”是法国大革命时与“自由”、“平等”并立的口号。

有的学者提出：博爱思想来源于基督教。笔者认为，博爱思想最早来自于古希腊。当然，博爱思想在西方世界得到广泛传播，与基督教文明是分不开的。

博爱的含意是对所有人的爱，而不限于自己的亲人。

柏拉图说：“爱神的威力伟大得不可思议，支配着全部神的事情和人的事情。”“不仅医学完全受爱神统治……就是体育和农业也是如此。至于音乐受爱神统治更为明显。”“一般说来爱神的威力是多方面的，巨大的，普遍的。”（《会饮篇》）

柏拉图这里表达的观点是：所谓“爱”并不只是指男女间的爱情，而是多方面的，是普遍的，例如对医学、体育、农业、音乐等，都可以有爱。这就是博爱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一书中论述“友爱”。他提出：友爱首先是指朋友之间的爱，但并不限于此，它还包括男女或夫妻之间的爱情，也包括“父母对儿女、老年人对年轻人，领袖对属民、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甚至如他所说：“一切匠人都热爱自己的作品……诗人对自己的作品有着过度的爱，把它们当作孩子来抚爱。”

因此，亚里士多德对“友爱”的论述，实际上就有博爱的含意。

博爱是基督教的教义。“爱主你的上帝”和“爱人如己”这两条，是基督教“一切道理的总纲”。

基督教的“爱人如己”，包括爱所有的人，甚至包括爱自己的敌人。

“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圣经·罗马书》（12：20，21）］

基督教的爱自己的仇敌的思想，在各种宗教或哲学中是非常少见的。从上面这句话看，基督教的爱仇敌，也是有前提的，就是仇敌已经处在又饿又渴的虚弱的状态，在这时候，你帮助他，目的是要他弃恶从善。这样的思想是符合现代人道主义的。

20世纪德国哲学家埃里希·弗罗姆（1900—1980）著有《爱的艺术》一书。他提出：“对人类存在的问题的真正全面的回答是要在于人际和谐，在于彼此之间的融合，在于爱。”

他这句话包含的意思也是博爱，因为只有博爱才能促进全社会的人际和谐。

2.中国哲学的孝爱论与兼爱论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界有过关于爱的问题的激烈争论。争论的一方是儒家，另一方是墨家。墨家主张兼爱论，批评儒家的别爱论。

墨家提出：“兼以易别。”（《墨子·兼爱下》）“儒者曰：亲亲有术（差），尊贤有等。”（《墨子·非儒下》）

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将“兼爱”和“别爱”区别开来。所谓“别爱”是针对儒家学说而讲的。儒家的“爱”是有差别和等级的。墨子举例说，在儒家的观点里，亲人死后守孝的年份就因关系的亲疏而有很大差别。而墨子的主张是对所有的人应该同样地爱。

因此，墨子的兼爱论与西方的博爱论类似。

中国儒家确实是主张爱有差别的，认为首先应该有对自己亲人（父母、子女）的爱，然后再爱及他人。

孟子对墨子的兼爱论有严厉的批评。他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的意思是：杨朱主张“为我”，是目中没有君王；墨子主张“兼爱”，是目中没有父亲。目中无君无父，与禽兽没有差别。

儒家在爱的方面最积极提倡的是“孝”或“孝道”。

孔子说：“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大学》）

孟子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从上面几句儒家的经典论述来看，儒家的孝道或孝爱，首先是对父母之孝爱，也包括对子女的慈爱，兄弟姐妹之间的友爱，并且也包括对人民大众的爱。

儒家的孝道或孝爱流传两千多年，直至当代，在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的华人之中，依然有极深远的影响。在家庭中，应该孝爱父母，应该慈爱子女，是中国人普遍接受的道德和情感理念。

三、中西爱哲学的综合

根据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中国与西方在爱哲学（情感哲学）方面，是完全可以综合的。

（一）中国与西方仁爱思想的综合

仁爱是中国儒家的主导性思想。孔子、曾子、孟子、董仲舒、韩愈、周敦颐、二程、朱熹、王阳明等儒家最主要的哲学家都以仁爱作为他们哲学的核心。

西方哲学史中，并不是所有哲学家都很重视仁爱，但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世纪的奥古斯丁、阿奎那，近现代的休谟、康德、叔本华、费尔巴哈、弗洛伊德一直到当代美国哲学家辛格等，都将仁爱作为他们哲学的重要内容。

不同哲学家对于仁爱有不同的阐述角度与重点。简要地归纳，大致如下：

孔子论述仁爱的道德论：“仁者爱人。”

孟子论述仁爱的人性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程颐论述仁爱的本体论：“性即理。”

王阳明论述仁爱的良心论：“心即理。”

休谟论述仁爱的功利论：“仁爱是有价值的。”

费尔巴哈论述仁爱的“人类本质论”：“爱是人的绝对本质。”

将中国与西方哲学家关于仁爱的各种学说综合起来，可以构成相当完整的仁爱理论。

正如柏拉图所说：有了爱，“人就能得到最高的幸福”。（《会饮篇》）

而人类的最高幸福正是全世界人类的最高追求。

（二）孝爱论与博爱论的综合

中国儒家哲学积极提倡孝道或孝爱。孝爱首先是子女对父母的敬爱、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兄弟姐妹之间的友爱，同时也包括对年老者和年幼者的关爱。

在西方哲学家中，也有与儒家的孝爱类似的思想，如亚里士多德对亲属之间的爱也有分析和论述。他说：“生育者把子女作为自身的一部分，照拂备至。子女则把双亲当作自己存在的来源。”“兄弟们相互地爱，由于是自然地出于双亲。这种与他们相关的同一性，就造成他们的同一性。”“存在着后代对先辈的爱和人对神的爱，这是对善和尊长的爱，因为他们恩泽长流，是后代的存在和哺养的原因。”（《尼各马科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的这些论述，与中国儒家关于孝的教导非常接近，说明东西方文化在源头上是相近的。

西方哲学家多数都提倡博爱，即对人民大众的普遍的爱。基督教从“上帝是爱”的教义出发，也提倡“爱人如己”的博爱。

中国古代墨子的兼爱论与西方的博爱论是类似的。

应该说，孝爱论与博爱论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

笔者的观点是：人类的爱来自人类的本性，首先会从对自己的亲人（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开始；同时，从人类的本质来看，人类是高级的社会性动物，人类天生具有关爱人类其他成员的本性；因此，博爱也是人类的一种天性。

每个人、每个家庭都能生活在孝爱、慈爱、友爱之中；同时，每个人都能关爱邻里乡亲，关爱社会上的老者、幼者、弱者和残疾者；具有较高知识与道德修养者，能够关爱自己国家的同胞，关爱全人类。这是建设人类理想世界的必要的情感基础。

这就是孝爱论与博爱论的综合。

四、本章小结

（一）在“仁爱”这个理念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是中西哲学比较与综合中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

中国哲学的仁爱论与西方哲学的仁爱论，在学说上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它们的根本含义是一致的。因此，将中西哲学关于仁爱的学说综合起来，可以构成相当完整的仁爱理论。

（二）西方哲学与基督教都提倡博爱；中国儒家提倡孝道或孝爱。同时，西方著名哲学家中也有人提倡与中国儒家的孝爱十分类似的思想，如亚里士多德。而中国古代墨子的兼爱论与西方的博爱论是很类似的。

博爱与孝爱，并没有根本矛盾。比较合理的观点是：从人类的人性出发，首先应该是有孝爱（对家庭亲人的爱），而从人类的社会性的本质属性考虑，人类具有关爱人民大众的博爱精神。因此，孝爱与博爱是完全可以综合的。两者的综合是全人类幸福的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