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踪迹

黑格尔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自觉地全面地对哲学史进行研究，给哲学的发展制定规律，确定发展线索并使之服从于自己的哲学系统的哲学家。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从思想史角度论证了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严整性和一贯性，其贯彻始终的理性自主性原则给人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它面前一切都失却了绝对意义。在该书导言中，黑格尔全面阐述了自己的哲学史观。本章立足于那个导言，试着对其哲学史观的几个原则作简要论述和评价，认为理性自由原则是黑格尔哲学和哲学史观的核心。

1.哲学史是一系列高尚心灵的展览

黑格尔对哲学史的定义是很多的。他认为哲学史具有多义性。首先哲学史是思想自己发现自己的历史。这里的“思想”具有多层含义：

在人类学意义上，思想使人有别于动物；

在一般哲学意义上，哲学思想有别于其他精神活动；

在黑格尔哲学意义上，思想作为历史的主体出现。也就是说，思想是自由自觉的，必须从自然对象中解放出来，是自在自为的真的必然性的思想；

先有思想的存在，然后有思想的思想（反思），思想只能于产生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只有当思想发现自己时，思想才存在的并且是真实的。^[1]自然界、社会早已存在，而只有在社会中思想主体产生以后，即自由思想产生以后，才能产生哲学；

思想在时间上不是永恒的，思想主体不是永恒的，“思想借以出发去发现自己的这一系列的产生或发现，乃是一种二千五百年历史的工作”。^[2]这里的思想显然是哲学思想；

但是，思想在本质上既然是思想，它就是自在自为和永恒的。由此可见，黑格尔意义下的思想不是作为物质的属性而存在的附属品，意识也不是作为对物质的反映而存在的。在他看来，思想是一种活动的主体，意识则是这种活动的本质。所以在同是物质的意义上不能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只有在一是物质一是精神的意义上才能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

首先，人的本质是思想，把思想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也就是研究人的本质，这里没有神秘的地方。但是当黑格尔在自然和人之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之后，即把自然排斥在自我发展的历史领域之外之后，他又设立了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作为整个体系的支撑物。而上帝在这里也理性化了。神是由理性自己创造的对象，在哲学领域里，绝对精神取代了神，我们不能把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神学和一般宗教中的神学等同起来，那种等同会抹杀黑格尔哲学的特点。

其次，哲学史是一系列高尚的心灵、理性思维的英雄们的展览。哲学是高尚的理性活动，活动的范围是“事物、自然和心灵的本质、上帝的本质”的领域。这种活动是自由的，它不研究人的性格，不把个人的情感、意志归入研究范围，不研究个人的“行为和事件”，而研究作为特殊性的思维的创造主体。黑格尔认为，哲学发展的内在矛盾不涉及外在的历史，而只涉及哲学内容自身的历史，他反对在哲学之外另立一个认识对象。哲学是对于自己的时代的精神的认识。哲学不是主观任意的东西，不是不同意见有堆积。哲学是思维的产物。真理只有经过思维的劳作才能认识，只有变化着的思想才是有生命力的。哲学的分歧是它得以发展的内在契机。“哲学系统的分歧和多样不仅对哲学本身或哲学的可能性没有妨碍，而且对于哲学这门科学的存在，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是本质的。”^[3]哲学史就是描述这一客观过程的。

2.新哲学思想的条件

哲学史研究纵向范围的规定在黑格尔看来，真理和精神是具体的。它的特性是自由和必然。精神在它的必然性里是自由的，也只有在必然性里才可以寻得它的自由，一如它的必然性只是建筑在它的自由上面。^[4]他把自由当做精神的特性和哲学得以产生的最基本条件。在他看来，各种哲学在时间上的发展，表现为单个人的意识活动。但是不能只局限于此，“在这种发展过程里，理念的某一形式某一阶段在某一民族里得到自觉，而这一民族在这一时间只表现这一形式，即在这一形式内它造就它的世界，它造就它的情况，反之，那较高的阶段，在许多世界以后，又发现在另一民族里。”^[5]

新的哲学思想的产生是同旧社会制度的完结相联系的。依黑格尔的解释，哲学只是历史的现实过程在观念上的完成。因此它始终有回忆过去的性质。“每一哲学属于它的时代，受它的时代局限性的限制，即因为它是某一特殊的历史阶段的表现，个人是它的民族，他的时代的产儿……第一哲学都是它的时代的哲学，它是精神发展的全部锁链里的一环，因此，它只能满足那适合于它的时代的要求或兴趣。”^[6]据此，黑格尔同时又反对现实的哲学到古代哲学中去寻找避难所，使丰富的精神回到纯朴的境界，亦即回到一种孤寂的抽象的境界或思想。黑格尔把这种逃避斥之为精神的无能。

人之异于动物在于其具有意识。意识的本质是自由，而自由是具体的。哲学是自由的思想活动即意识的成果。哲学也是具体的。它们的共同基础是时代精神。当哲学产生时，以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的自然阶段作为否定的出发点。哲学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当一个民族的精神已经从原始自然生活的蒙昧混沌境界中挣扎出来，并同样当它超出了欲望和私利的观点，离开了启示个人目的的时候，精神超出了它的自然状态，超出了它的伦理风俗，它的生命饱满的力量，而过渡到了反省和理解。其结果是它冲击并动摇了现实的生活方式，伦理风俗和传统信仰。因而出现了一段破坏时期。接着思想又集中向内。当一个民族快要近于没落，内心的要求与外在的现实发生了裂痕，而旧有的宗教形式已不再令人满足，精神对它的现实生活表示漠不关心，或表示厌烦和不满，共同的伦理生活因而解体时，哲学思想就开始出现。所以哲学产生于对于现实的超越。

哲学兴盛于旧时代的没落。哲学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黑格尔把他的自由观具体化，融入时代精神之中。哲学是对时代全体的自觉。时代的精神决定了哲学的内容，哲学则为自己的时代趋势指定了方向。哲学首先作为一种理论、一种理想而出现，要到它以后的时代才能成为现实。而哲学一旦成为现实，就预示着自己的使命的完结，终日就要来临，新的哲学又要产生。“在希腊还只是哲学而在基督教世界里就进入现实了。”^[7]所以哲学所揭示的不是已经成为现实的东西，而是将要成为现实的东西。黑格尔要求哲学家扮演预言家的角色。

思想自由是哲学和哲学史的起始条件。黑格尔不厌其烦地强调这一点。思想认识思想这样的存在是哲学的本质，是绝对的全体，是一切哲学活动的本质。这种活动一方面表现为外在的历史活动，另一方面却是内在的哲学思想自身的发展。“思想必须达到独立，必须达到自由的存在，必须从自然事物中摆脱出来，并且必须从感性直观中超拔出来。”^[8]一句话，只有思想的自由才可能产生哲学，只有自由的思想才能是哲学的思想。

3.哲学史研究横向范围之规定

黑格尔接着对哲学史研究的横向范围作了规定。这种规定主要划分为两个方面。首先，空间上的横向范围之规定，东方哲学不属于他的哲学史，这是从上面结论即“哲学乃自由之思想”的逻辑推论。其次，思想学科之间的横向之规定，哲学只研究理性范围的东西，哲学史也只研究有关理性思想发展的历史。下面我们对这两点分别展开论述。

（1）空间上的横向范围之规定，东方哲学不属于他的哲学史。自由意识以它所属的那个民族的自由原则为根据。从实践上看，现实政治自由的产生和发展，与自由意识有必然性联系。因此，并不是有思维就有哲学，而是思维应该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所谓思维（哲学的思维）就是把一个对象提高到普遍性形式，自己给予自己以普遍的成分。哲学的思维因此是两个方面的结合，第一就是哲学思想之为思维能力而言，它有一个普通的对象在它面前。哲学思想是一种对于“感觉意识内的个别的自然事物的规定”^[9]。第二，在哲学思想里，主体认识规定，知道这个普遍者，只有当主体保持或保存自己的自为性或独立性时，它才会与普通者有能知的认知关系。^[10]黑格尔在这里从本体论角度对哲学认识进行了考察。这里揭示了这样几层意思：有一自然物存在；对自然物的思维；对于自然物的思维的思维。第三个层次才是哲学思维。所以，自由的思维无论表面上如何远离现实，它们仍然是现实的产物，并同现实取得同一。

黑格尔认为，在哲学产生之前已经有一世界精神存在。它表现在东方精神的发展中。但是，由于东方精神没有从自然中超拔出来，没有同自然分离，一直处于一种朦胧的同一之中。它的思维的发展受自然的决定。没有走向自觉，走向自我意识。思维主体没有走向自由，所以不能产生黑格尔意义上的对思维自觉的哲学。这主要是由东方人一般的存在方式，也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所决定的。黑格尔在这里深刻地揭示了东西方哲学发展不同趋向的社会根源。

精神是有意识、有意志、有欲求的，但如果精神只停留在低级阶段，也就是精神同它的自然意欲、外在材料融于一体，不从中解脱出来，那么它的表象和意志的范围是有限的。“那种精神和自然的合一也不是完善的境界，它的目的还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东西。”^[11]东方民族的精神在黑格尔看来恰恰只是停留在这一阶段，意志的有限性是东方人的性格。在东方只有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在专制的阶段中，人或是在恐惧中，或是用恐惧来统治人。两者处在同一阶段，其差别只是在于一方有了坚强有力的意志，它能够走向前去奴役一切有限的意志，使它们为一个特殊的目的而牺牲。^[12]看一看皇权的力量，看一看尚方宝剑或圣旨（最高指示）的威力，听一听服从主义的金科玉律，东方民族精神的历史也就是服从和反服从、奴役和反奴役的历史。

黑格尔认为，上面这种情况决定了东方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所以应排斥在哲学史之外。

（2）思想学科之间的横向之规定，哲学只研究理性范围的东西，哲学史也只研究有关理性思想发展的历史。情感、意志、表象等归结为宗教和艺术研究的范围。哲学的对象局限在思维理性这一方面。黑格尔的这一观点也是针对当时谢林的启示哲学的。他提高哲学，贬低宗教，认为哲学能够认识、理解宗教，揭示宗教的实质，但是宗教却不能理解哲学。哲学的对象并不是包罗万象的，哲学研究的也不是普遍规律，而是对于意识的意识，对于思维的思维。并且哲学考察的方式是理性思维的形式。所以感性、知性的东西不能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潜在的思想也不能作为哲学的对象。所以宗教必须从哲学史中排除出来。“哲学既别于自然科学，又别于宗教艺术。”^[13]同宗教相比，哲学应是能为人理解的表述出来了的思想，它是理性的对象。

基于上述观点，黑格尔也分析了东方宗教：意识在东方宗教中虽然超出自然，但都是以两种极端方式进行的：第一，意识的有限对象只能采取有限者的形式与无限者相隔绝。第二，意识的对象成为无限的，但这无限只是一抽象的东西，由意志的极端被动——奴役——过渡到意志的极端主动，但这只是武断任性。所以东方人的最空洞的抽象，自我折磨的顿悟不是“自由的基地”。

总之，宗教包括东方宗教不能包含在黑格尔的哲学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