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约翰·罗尔斯的说法，宗教改革、拥有中央行政组织的近代国家的发展和近代科学的发展是产生欧洲启蒙的三个条件。[5]一般认为，笛卡尔“我思”哲学是近代哲学的开端。启蒙运动与当时欧洲人对科学和理性的推崇分不开，尤其是与欧洲大陆思想家笛卡尔、康德等人对理性的推崇分不开。相比之下，休谟、里德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哲学没有忽视日常生活的常识和情感方面。[6]黑格尔称苏格兰哲学为“过渡时期”的哲学，它处在笛卡尔理性哲学的对立面上。“那时有一种思想，可以称之为一般通俗哲学、反思哲学、反思的经验主义，起来反对理智的形而上学。”[7]
像大多数启蒙思想家一样，休谟认为，政治社会的新文明有赖于人性的改善和进步。[8]休谟基于常识和习惯的怀疑论对康德批判哲学的决定性影响则更加众所周知。康德坦承，“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9]休谟怀疑论引导康德摆脱了形而上学，但是没有导致他投入常识论的怀抱。他试图克服休谟怀疑论和英格兰常识论的所有弱点。休谟怀疑论和苏格兰常识论是康德哲学的起点。休谟怀疑论提出了知识的范围问题。英格兰常识论把那个知识范围限定在日常知识和经验科学的范围里。康德则要把它引向更加全面而深入的领域。康德批判哲学就是围绕休谟问题展开的。康德承认休谟“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10]。康德不赞同休谟的结论，但是休谟问题成为康德批判哲学的起点。
休谟问题在思辨哲学层面上表现为“经验知识的可能性和范围”问题，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则表现为“什么是启蒙”的问题。对于前者，康德是这样评价休谟的贡献的：“自从洛克《人类理解论》和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出版以来，甚至尽可能追溯到自从有形而上学以来，对于这一科学的命运来说，它所遭受到的没有什么能比休谟所给予的打击更为致命。”[11]对于后者，休谟导致了康德对“启蒙”的理性主义解读。在康德那里，“启蒙”是“对无知和迷信的反叛”，就是“要敢于认识”（Sapere aude），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12]“理性能控制激情的观念至少与柏拉图一样古老。”[13]欧洲大陆启蒙沿袭了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其基本错误是，“以为理性能控制激情，而且由此产生一套凡是理性的人都能效忠的理性道德体系。”[14]
黑格尔提到，“在苏格兰哲学家看来，这种内心的独立源泉不是思维、理性本身，而是一种从内心产生出来的具体东西，其本身也要求具有经验的外在材料。”[15]不像笛卡尔和康德关注单纯而抽象的理性，休谟及其他苏格兰哲学家关注法律、政治、伦理、宗教等话题，大多属于“情感”、外部直观或内心感受所提供的知识。“苏格兰哲学家特别着重发挥了道德学和政治学；他们以有教养的人的身份考察了道德学，并且试图用一个原则来说明各种道德义务。……特别是在苏格兰人托马斯·锐德（里德）、柏柯梯、奥斯瓦尔德等人那里，……思辨哲学在他们那里完全消失了。”[16]“他们提出了所谓健全的理性或者人的常识作为真理的根据。”[17]黑格尔贬低休谟和苏格兰常识学派，因为欧洲大陆哲学，从笛卡尔开始，经康德一直到黑格尔本人，仍然沿袭着柏拉图传统，而苏格兰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哲学传统。
与黑格尔相反，我们赞成罗素对休谟的评价：“休谟是哲学家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人物。”[18]休谟促成了鲜明地区分于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苏格兰哲学。苏格兰哲学确立了情感而不是理性在道德区分上的地位。休谟等人的苏格兰哲学是“一套日常话语，其目标不是使哲学变得更加科学些，成为‘科学的科学’，而是把哲学引向日常生活，引向常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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