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古代希腊人的伟大发明，但不是西方的伟大发明，正如文官制度是古代中国的伟大发明，但不是东方的伟大发明一样。民主可以适用于现代的基本社会制度，正如文官制度可以适用于现代的基本社会制度。
杜威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中国人不该忘记杜威。五四运动前夕，有‘实用主义神圣家族家长之称’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应邀来华，在上海、北京等地系统宣讲实用主义学说。国内众多的知识分子，如蔡元培、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人，均为杜威的中国学生，亦深受其影响。”这是2005年复旦举办杜威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词。当杜威1919年5月1日抵达上海，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近两年的讲学访问时，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西方导师和直接推波助澜者。依罗蒂的说法，杜威在中国访问期间，“尽量了解孙中山所面对的改造中国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诸多难题。他的著述广泛涉猎了那些难题。与胡适……同时代的许多中国思想家，把杜威评价为正在崛起的一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能找到的对达成其目标来说最有用的西方哲学家。”[1]然而，今天的中国思想界和理论界显然对“杜威是最有用的西方哲学家”的观点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在20世纪，杜威和中国思想界的关系，经历了从紧密而熟悉的关系转向日益疏远而陌生的关系，然后再由疏远而陌生的关系，转向亲近感的逐渐恢复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形不仅发生在中国，而且发生在杜威自己的祖国。于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应当如何解读杜威思想，如何把杜威思想遗产中优秀的部分发扬光大，这样一个既老又新的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
这一章将考察的不是中国学术界和理论界对杜威思想和杜威遗产的解读——这本身可以构成一部中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是美国哲学界，主要是美国新实用主义者罗蒂对杜威思想和杜威遗产的解读。我希望，这种探讨对我们正在开展的对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重新评价工作能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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