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和“解构哲学”往往被画上等号,对其思想“游戏性”或“玩世不恭性”的批评经常见诸学术论著,德里达对语言解构或文字游戏的偏好,的确有轻浮无聊的一面,有学者据此断言德里达解构哲学从根本上讲是保守的和肤浅的。但是,德里达解构工作也有严肃、深刻和激进的一面,他的《论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以下简称《论精神》)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
初看之下,德里达在《论精神》中试图还原海德格尔哲学与公共事务或公共领域的真实关系,他不仅对罗蒂推崇的海德格尔哲学的诗学方向进行了全面清算,而且对罗蒂看重的海德格尔诗学哲学一旦与现实政治相结合之后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进行了必要提示,德里达试图向世人证明,当海德格尔谈论的日常词语“vermeiden,避免,逃避,避开”“与‘精神’或‘精神性的’有关时,它会意指什么?”[16]海德格尔拒绝笛卡尔的“我思”、康德的“理性”和黑格尔的“精神”,也就拒绝了整个现代文明的基础。《论精神》一书的副标题“海德格尔与问题”让人联想到该书出版时欧洲学术界有关“海德格尔与世俗政治”或“海德格尔与纳粹”等话题的热烈讨论。但实际上,这是一部讨论专门而封闭的哲学内部事务或问题的著作。
德里达在《论精神》中以专题形式来研究海德格尔有关“精神”问题的诸多见解。他以这种方式撇清了与前辈的关系,也呈现了双方的思想分歧。这让我想起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对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评价。前不久,当有人向罗蒂问起谁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时,罗蒂迟疑片刻之后便脱口而出:海德格尔,是写了《存在与时间》的海德格尔。罗蒂尽管放弃了写一部专门研究海德格尔论著的计划,但一直把海德格尔哲学置于代表当代哲学真正发展方向的位置上。他说20世纪哲学发展有三个方向,科学的、政治的和诗学的。胡塞尔是哲学的科学方向的代表,杜威是政治方向的代表,海德格尔则是诗学方向的代表。哲学的诗学方向是罗蒂最为推崇的方向。罗蒂认为,海德格尔的诗学哲学,属于与政治哲学或公共哲学相对应的私人哲学范围,不应当与世俗政治或当下现实扯上关系。罗蒂避开了海德格尔哲学与当下政治发生必然联系的可能性,他从海德格尔试图与传统告别,开辟出哲学发展新途方面来评价海德格尔哲学并为其合理性作辩护。与此同时,罗蒂把德里达和海德格尔相提并论,称德里达是“最吸引人和最有独创性的当代哲学家”。罗蒂说,“如果你已经受海德格尔影响并感到海德格尔是个重负——如果你感受到海德格尔语言的力量但想要避免使用它描述你自己——德里达的书恰恰是你所需要的东西。”[17]
在罗蒂看来,德里达已经成为摆脱海德格尔“影响的焦虑”的一个出路。而在德里达的《论精神》中,海德格尔是摆脱柏拉图、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影响的焦虑”的一个出路。表面上看来,海德格尔似乎已经让哲学新起炉灶,一切从头开始,但是实际上,海德格尔对“我思”和“精神”的有意逃避并不成功,海德格尔仍然以一种诗的隐喻的形式发展着“形而上学”。无论柏拉图、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还是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无论推崇主体性,还是反对主体性,他们都仍然在主体性哲学的意义上发展着哲学,开辟着哲学的新领域。
德里达指出,“把精神贬黜为‘理性’、‘智力’、‘意识形态’等,这正是海德格尔在1935年曾经谴责过的做法。”[18]那种做法有着柏拉图、笛卡尔和康德的传统,也的确构成了源自古希腊的西方哲学发展的主线。海德格尔批评柏拉图主义是一种“腐朽的”世界观。后来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批评的也正好是那个传统,即把心灵当做是反映世界本来面目的“自然之镜”的传统。因此,透过德里达对海德格尔否定“精神”的存在哲学的解读,有助于我们理解海德格尔哲学在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中获得的最近发展。海德格尔之所以要激烈地攻击科技化的“精神”,从根本上是想要否定“精神”对物质的依附,德里达引用了海德格尔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的一个说法,“精神在燃烧”,“精神的本性就是这种自身触发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不需要任何外在性就能燃起或点燃,就能出神般地出离自身。”[19]
因此,德里达在《论精神》中通过解读和解构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一开始有意抹杀笛卡尔“我思”和黑格尔“精神”的古典哲学主题,试图另起炉灶,创立一种“与传统主体性哲学道别的无主体介入的存在哲学”,一种以无对象的“存在”置换“我思”或“精神”的哲学,一种与倡导普世价值的现代性格格不入的哲学,但最终却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等著作中以另一副面孔复活了“精神”,只是那个以诗人的灵魂为其本质规定“精神”,不是作为“物质”的对立面的“精神”,它不属于物质世界,也不依附于物质世界,那是一个和“理性”、“智力”、“意识形态”没有关联的不及物的“存在世界”,那是一个诗的可能的世界,也是后来罗蒂为之着迷的“隐喻世界”。但他以完全消极的方式向世人呈现了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与世俗政治或当下现实的真切关系,表明舍弃了“精神”的海德格尔哲学从根本上是一种与现代文明相反动的哲学。《论精神》表现了德里达解构哲学的深刻性和激进性,证明了解构具有罗蒂否认的某种政治重要性。
然而,海德格尔对“智慧”、“理性”、“我思”、“精神”的拒绝,注定是一次失败的拒绝。我赞成哈贝马斯对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主体性或反主体性哲学的评价,它是“一个虚假的开端”。哈贝马斯主张抛弃“陷于绝境,坠入空门”的主体性哲学,在主体间性哲学上开辟出一条哲学新路。这也许是海德格尔、德里达和罗蒂都反对的,但我把其看做主体性哲学得以完结的真正标志。如果说每一个时代都受由一个伟大思想家提出的一套单独大写存在语汇的主导,那么德里达解构了海德格尔提出的曾经主导20世纪的一套单独大写的存在哲学的语汇。德里达解构工作的重要性在于,从此以后,再也不应当留下什么形而上学问题了,如果有的话,它不应当是有关主体性的哲学问题,而是有关主体间性的政治学问题了。在这一面,哈贝马斯和罗蒂共同提倡的公共哲学的重要性将得到凸现,虽然德里达在《论精神》一书中对此只字未提。
总而言之,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善于玩弄文字游戏的哲学魔术师,他曾经迷惑住当年德国最优秀的哲学男生和女生,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论精神》中把这个哲学魔术师玩的所有语言游戏的把戏一一给予揭穿。在这个揭示过程中,魔术师的语言魅力依然存在,德里达式的解构小动作的奥妙之处也一览无遗。令人欣慰的是,一旦思想摆脱“物质”和“当下”的束缚,哲学思考和阅读便成为一件令人赏心悦目的事,《论精神》便是其中一个出色的范本。
相比之下,知识不仅仅是一套定义指称性的陈述,它还包括了如何操作的技术、如何生存、如何理解等观念。因此知识是一个能力问题,它不仅涉及真理标准的认识和实践,而且涉及效率(技术是否合格),公正和快乐(伦理智慧),声音和色彩之美(听觉与视觉的感知性)等标准的认定和应用。换言之,它不仅涉及认识论,而且涉及价值论和审美论。它不仅涉及真假问题,而且涉及善恶问题和美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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