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工作引导哈贝马斯、罗蒂和查尔斯·泰勒等人去关注在现代社会里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途径。福柯保留了政治合法性的传统定义：只要得到弱者的承认，权力便是合法的，但是改变了它的内容，即由不合法来规定权力，权威是必须给予抗拒和颠覆的东西，权力不是可以被合法地实施或支配的东西。“在知识技术和权力战略之间是不分彼此的……”[28]福柯提出了在本质上是生产性的权力观念，福柯对传统司法对作为压制性或强制性事物的权力所下的定义的批判，把权力概念严重地以偏概全到了权力就是一切和权力无处不在的地步。[29]福柯在《性史》第1卷写道：“权力是无处不在的；不是因为它喜欢每一事物，而是因为它产生于每一个地方。”[30]福柯消解了“理性”和“非理性”或“理性他者”的界限。“理性”就是取得胜利的“知识”和“真理”；“理性他者”就是没有得到认可的“知识”和“真理”。
福柯的“权力—知识”结构注定把“理性他者”排挤到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社会边缘，从而妖魔化从整体上得到日益改善社会条件和逐个得到实现的政治目标：参政权的扩大，工作日的减少，全民卫生保健，以及基本公民自由权的保留。现代国家的政府都不得不认同这些政治目标。因此，福柯无法接受这些日益增长的成就的重要性，从根本上，是因为福柯否认在现代社会里“理性事业”和“非理性事业”存在着对话、商谈和竞争的可能性。福柯对整个现代性和人类科学都持一种批判和否定态度，他把“他者的事业”和现代性置于势不两立的对立地步。这使福柯的学术从根本上站在启蒙以来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对立面上。正如罗蒂指出的那样，理性的他者在现代性意义上做出的牺牲毕竟获得了一定的补偿，而福柯从根本上否定那种补偿的可能性。
福柯几乎从来没有给予自由主义以肯定的评价。福柯小心翼翼地对待自由主义，“在政治民主所带来的新自由背后，察看民主社会所强加的新的束缚形式”。福柯“揭发民主社会的种种弊端，指出民主社会扼杀自我创造和个人规划的空间的种种方式”[31]。他不可能与自由主义者伯林站在同一政治立场上。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与伯林在哲学上处于同一战线。
总而言之，法国的福柯成就了自己的“他者事业”，表示了对非理性事业（实为“癫狂事业”）衰弱的深深忧虑。伯林表示了相似的忧虑。所不同的是，伯林把福柯的“理性和非理性（癫狂）”的对立转换为“善与善”的对立。至于如何缓和这种对立仍然是摆在人类面前的基本难题。伯林和福柯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是都触及了那个根本难题。“他者事业”仍然是一项未竟事业，一项指向未来的事业，一项不及物事物，一项诗意事业，一项诗人事业，一项私人事业。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这项事业正趋于衰弱。尼采、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福柯、伯林、罗蒂等都有过这种担忧。因此，我们应当如何挽救他者事业？只要这个根本难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我们仍然会一再地回到福柯和伯林的立场上来，他们的忧虑仍然会一再地俘获人类的想象力。
参考书目
福柯：《癫狂与文明》，刘北城，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出版社，1999年。
埃里蓬：《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谢强、马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张国清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注释】
[1]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页。
[2]参阅张国清：《中心与边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74～175页。
[3]参阅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40～41页，第188页。
[4]罗尔斯的《正义论》和德沃金的《认真对待权利》、《原则问题》和《法律帝国》都是从不同角度对福柯和伯林面临的共同难题的回应。但是他们都只是在制度层面上的回应，实际上只是在“理性”、“知识”、“权力”、“真理”层面上的回应。因此，那种回应在福柯和伯林看来都是失败的。因为他们的回应都不是“理性”和“非理性”之间事业，更不是“非理性事业”，而是“理性事业”。
[5]Michel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1.An Introduction，New York：Pantheon，1978.p.57－58.
[6]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页。
[7]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27页。
[8]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150页。
[9]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152～153页。
[10]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158页。
[11]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161页。
[12]福柯：《癫狂与文明》（纽约：兰顿出版社，1965年），第278页。转引自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张国清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54页。
[13]美国左派政治批评家理查德·沃林认为这是最能“代表福柯的基本立场”的一句话。参阅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第254页。
[14]福柯：“真理和权力”，载于《福柯读本》，保罗·拉宾诺编，纽约：邦松出版社，1984年，第72页。另参阅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第250页。
[15]福柯：“真理和权力”，第74页。
[16]在发表《哲学和自然之镜》时，罗蒂提到了影响其思想的三位哲学家：杜威、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罗蒂认为该书“企图将这三位哲人说过的一些问题汇集起来，并指出他们的研究所蕴涵的教益”（参阅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中文本作者再版序”，第2页）。但在这之后，福柯对罗蒂思想的影响日益得到显示，比如罗蒂在最近写道：“那些以自我创造或私人自律的欲望为主要出发点的历史主义者，如海德格尔和福柯，往往仍然和尼采一样，认为社会化与我们自我的最深处是格格不入的。而那些以追求正义自由的人类社会为主要出发点的历史主义者，如杜威和哈贝马斯，则往往还是认为企求私人完美的欲望感染了‘非理性主义’与‘感受主义’的病毒。”参阅罗蒂：《偶然、反讽和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页。“福柯的著作中，有一大部分——我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就在显示自由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教养方式，如何把古老的前现代社会所无法想象的种种束缚强加在其成员身上”（同上，第91页）。罗蒂也提到了他与福柯的差异：“我不赞同福柯的地方，就在于我相信这种痛苦的减轻确实带来了那些束缚的补偿”（同上，第91页）。
[17]罗蒂：《偶然、反讽和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页。
[18]罗蒂在最近说道：“只要你小心翼翼地对待自由，那么真理也会小心翼翼地对待自身”，“‘真理’不是探索者必须尊重其权威的某个事物的名称。相反，它只是表示将在满足人类需要方面发挥最佳作用的一组信念的名称。”参阅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黄勇编，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3页，第5页。
[19]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第251页。
[20]罗蒂：《偶然、反讽和团结》，第90页。
[21]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第260页，第345页。
[22]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第260页。
[23]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第256页。
[24]Michel Foucault，Madness and Civilization，New York：Random House，Inc.1965.p.281.
[25]Michel Foucault，Madness and Civilization，p.285－287.
[26]参阅迪迪埃·埃里蓬：《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谢强、马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4页，第361页。
[27]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第262页。
[28]Micheal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1.An Introduction.p.98.
[29]在《不受约束的实践》中，南希·弗拉泽曾对福柯做出了以下批评：“福柯写作时似乎全然不顾韦伯的一整套社会理论的存在，那套理论细心地区分了权威、武力、暴力、主导和合法性。”参阅Micheal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1.An Introduction.p.32.转引自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第345～346页。
[30]Micheal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1.An Introduction.p.93.
[31]罗蒂：《偶然、反讽和团结》，第91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