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难题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难题

显然，伯林难题并没有获得圆满解决。伯林难题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难题。我在此不想简单地评论它的是与非，而只希望我们在解答一些比较具体的人类难题的时候，能够不时地想到伯林的忠告，即，要扭转根深蒂固的一元论思维定势，这是“伯林的最重要的发现，也可以说是建立在这个世纪的经验之上的对人类的最重要的劝告”^[63]。

首先，伯林难题不是一个理论难题，而是一个实践难题，一个我们人类每天都在面临的难题。这是我们人类面临的最为根本的难题。在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在古世纪神学思想中，在近代启蒙思想中，在近代宪政制度和自由市场的创制和发明中，一直到我们正在逐渐适应的“全球化”趋势中，这是一再拷问我们人类灵魂的问题。伯林显然不是首先关注这个难题的哲学家，但是他是以一种独特视角尖锐化了那个难题，引导我们不是回避它，而是勇敢面对它的当代哲学家。

其次，面对这个难题也就是面对我们人类自身的真实处境，体验这个处境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其中充满的深厚悲剧性意味。正如豪舍尔评论伯林价值多元论时说的那样：

伯林著作的整体倾向就是扩大和加深我们对这种不可避免的冲突的损失以及由此引起的绝对选择之必然性的意识。他使给人带来和谐和安宁的所有人生观都产生了裂痕，它们虽能消除紧张和痛苦，同时也削弱了人的活力和热情，使人们忘记自己的真实的人性。他不断呼吁我们回到自己的本质自由和责任上来。^[64]

当我们当代人由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而导致我们的神经变得日益麻木的时候，伯林的忠告仍然是一副很好的清醒剂。

第三，伯林没有预设那个难题的任何答案，实际上也不存在“最佳答案”。这让人想起法国哲学家福柯通过探讨“癫狂”史对人类实际处境的揭示。“癫狂”本来是人类自身的一部分，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人类想要真正面对“癫狂”的时候，我们所提示所披露的“癫狂”是已经被“合理化”了的癫狂。这种“合理化”正是人类为自身真实处境谋求的“最佳答案”。然而，依福柯的见解：

那些可治愈的错乱永远难以回复到原来的样子了，尽管其自身的力量正在抗拒着那个巨大的道德束缚，我们习惯上把那个束缚称为比奈尔与图格对疯子的解放，无疑的这是一句反话。^[65]

“理性事业”除了解放“理性”自身以外，还要去解放“非理性”，把“非理性事业”或者“理性他者事业”改造成为“理性事业”。这种“改造”就是对“疯子的解放”。然而，福柯对这项“解放事业”的可行性表示了怀疑。这种怀疑的态度同样深深地埋藏在伯林的心底。只是伯林不是把癫狂称为癫狂，而是称癫狂为人类的另一种善。伯林把理性与癫狂之间的张力还原为善与善之间的张力。

总而言之，从“善”和“价值”的多样性、“差异性”（“异质性”）和“不可公度性”（“不可兼容性”），到人类做出“理性”选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不可避免性”），再到在人类进行选择过程中产生某些“合理牺牲”的不可避免性（对这种“合理牺牲”的批判也构成了福柯的“理性的他者事业”），最终到人类社会现实的“不完备性”和“有缺陷性”，伯林的论证具有某种强有力的内在逻辑或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了伯林哲学的论证力量。伯林引导我们把“价值”与“价值”的关系或者“善”与“善”的关系问题提升为当代哲学的核心问题。伯林拒斥一元论和维护多元论的姿态一致于当代西方哲学对“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的反省和批判精神，伯林的哲学思想引起了当代西方哲学家的热烈关注和回应，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美国新实用主义形成了某种呼应关系，已经在西方学术界激起持久而广泛的争论，并仍将一再地触动一元论的顽固神经，是我们务必认真对待的一种哲学。

参考书目

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

胡传胜：《自由的幻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罗蒂：《偶然、反讽和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

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

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

【注释】

[1]伯林一家移居英国的时间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为1919年，如马斯泰罗内说“伯林一家于1919年移居英国”（马斯泰罗内编：《当代欧洲政治思想》，第90页）；第二种说法为1920年，如《反潮流》中文版关于伯林的介绍（伯林：《反潮流》，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三种说法为1921年（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70页）。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当时的伯林一家是“移民”而非“难民”。因此莱斯诺夫的如下说法不确切：伯林“同他的家人一起，在1917年的革命后逃离圣彼得堡，于1921年来到了英国。因此，伯林是布尔什维克政权而非纳粹制度的难民”（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第270页）。伯林一家在俄国革命期间并没有受到迫害。伯林对此有明确陈述：“我于1915年随父母离开里加前往彼得堡，我们是1919年离开彼得堡的……我们离开俄国到达立陶宛。我父亲是一个木材商，给俄国铁路供应枕木。他继续为新的苏维埃俄国政府工作了两年，最后显然是没法再做下去了。我们从未受过触动，不论是我父亲还是哪一个亲人都没有被捕或受到任何形式的骚扰”（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杨祯钦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3～5页）。

[2]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4～5页。

[3]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8页。

[4]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13页。

[5]伯林：《反潮流》，第424～428页。

[6]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19页。

[7]伯林的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1939）、《概念与范畴》（1958）、《自由四论》（1969）、《维柯与赫尔德》（1976）、《俄国思想家》（1978）、《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1979）、《个人印象》（1980）、《扭曲的人性》（1990）、《现实感》（1997）等。

[8]马斯泰罗内编：《当代欧洲政治思想》，黄光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90页。

[9]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25页。

[10]凯利：“导论：复杂的慧见”，载于伯林：《俄国思想家》，彭维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3页。

[11]豪舍尔：“序言”，载于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4页。

[12]豪舍尔：“序言”，第4页。

[13]凯利：“导论：复杂的慧见”，第3页。

[14]豪舍尔：“序言”，第4页。

[15]伯林：《自由论》，第4页。

[16]伯林：《自由论》，第4页。

[17]罗尔斯：《道德哲学史讲义》，张国清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

[18]泰勒：《自我的根源》，韩震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531页。

[19]伯林：《自由论》，第47页。

[20]伯林：《自由论》，第47页。

[21]伯林：《自由论》，第48页。

[22]伯林：《自由论》，第47页。

[23]伯林：《自由论》，第49页。

[24]伯林：《自由论》，第49页。

[25]伯林：《自由论》，第49页。

[26]参阅德沃金：“疑难案件真的没有正确答案吗？”收录于Dworkin，R.，A Matter of Principle，New Yor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119～145）

[27]伯林：《自由论》，第53页。

[28]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302；p.152.

[29]Ronald Dworkin，A Matter of Principl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30]伯林：《自由论》，第102页。

[31]伯林：《自由论》，第102页。

[32]Michael Sandel，“Introduction”to Liberalism and its Critics，Michael Sandel，ed.，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4.p.8.转引自罗蒂：《偶然、反讽和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0页。

[33]罗蒂：《偶然、反讽和团结》，第80～81页。

[34]罗蒂：《偶然、反讽和团结》，第69～70页。

[35]伯林：《自由论》，第4～5页。

[36]豪舍尔：“序言”，第4页。

[37]伯林：《自由论》，第103页。

[38]伯林：《自由论》，第186页及以后。

[39]伯林：《自由论》，第102页。

[40]伯林：《自由论》，第42页。

[41]伯林：《自由论》，第100页。

[42]伯林：《自由论》，第101～102页。

[43]伯林：《自由论》，第186页。

[44]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38页。

[45]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209～210页。

[46]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第351页。

[47]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第342页。

[48]Robert Nozick：Anarchy，State，and U topia，Basic Books，1974，p.ix.

[49]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50]德沃金认为自己在《至上的美德》收入的《自由的地位》和《自由主义共同体》两文中解答了伯林的难题。参阅德沃金：《至上的美德》，第6页。

[51]泰勒在《黑格尔》一书“前言与致谢”中明确表达了以赛亚·伯林对自己思想的影响：“我非常感谢以赛亚·伯林，他审阅了本书部分手稿，他的渊博学识，他对黑格尔得以产生出来的整个德意志思想和感伤情怀的理解，使我受益良多。”

[52]参阅Charles Taylor，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cience：Philosophical Papers，Volume I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211～229.

[53]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2页，第859页。

[54]泰勒：《黑格尔》，第864页。

[55]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第276页。

[56]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288页。

[57]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第297页。

[58]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第298～299页。

[59]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第344页。

[60]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第98页。

[61]伯林：《自由论》，第43页。

[62]豪舍尔：“序言”，第47页。

[63]胡传胜：《自由的幻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4页。

[64]豪舍尔：“序言”，第47页。

[65]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张国清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