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中存在着看似自明的概念，它们就像深藏不露的根基，支撑起整座哲学大厦。长期以来，哲学家为哲学大厦添砖加瓦，尽量把它粉饰得完美些，修建得牢固些，却很少有人挖掘隐藏大厦之下的根基。除非根基受到动摇，否则，一座大厦仍然是安全的。柏拉图“哲学王”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它是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隐喻概念，是支撑西方哲学大厦的根基之一。
作为近代哲学启蒙的代表，康德并不特别厌恶柏拉图的“哲学王”，认为“哲学王”既不太可能也没那个必要，他更强调脱离王权约束的自由哲学家是“不可或缺”的。康德主张知识和权力的分离而不是结合，他担心那种结合会导致哲学的堕落和权力的腐败：
不能期待着国王哲学化或者是哲学家成为国王，而且也不能这样希望，因为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但是无论国王们还是（按照平等法律在统治他们自身的）国王般的人民，都不应该使这类哲学家消失或缄默，而是应让他们公开讲话；这对于照亮他们双方的事业都是不可或缺的。[1]
罗素对柏拉图哲学偏爱有加，认为柏拉图是有史以来最有影响的最值得重彩描述的哲学家。“柏拉图哲学中最重要的东西：第一，是他的乌托邦”[2]，“他所达到的结论乃是，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3]。在整段引用了柏拉图对“哲学王”的描述之后，罗素评论道：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必须决定，构成一个哲学家的是什么以及什么是我们所谓的“哲学”。继之而来的讨论便是《国家篇》中最有名的那部分，并且也许是最有影响的部分。其中有些部分有着非凡的词章之美；读者们可以像我这样不同意他所说的话，但却不能不被它感动。[4]
罗素表示不认同的主要是柏拉图的“理念论”，而非“乌托邦”和“哲学王”思想。虽然罗素说：
后世都在赞美他的《国家篇》，却从未查觉到他的议论里面究竟包含的都是什么。颂扬柏拉图——但不是理解柏拉图——总归是正确的。这正是伟大人物们的共同命运。我的目的则恰好相反。我想要理解他，但对他却很少敬意，就好像他是一个现代的英国人或美国人而在宣传着极权主义那样。[5]
尽管提到了“哲学王”和“极权主义”的关系，然而罗素没有展开深入挖掘。从总体上讲，除了表达对柏拉图的赞美之外，我们没有看到罗素对柏拉图“哲学王”思想的任何苛责。
相比之下，与罗素同时代的波普尔对柏拉图大加讨伐，认为其提出“哲学王”概念是“别有用心的”。“哲学王”概念对20世纪极权主义崛起及其对人类造成的苦难负有责任。波普尔认为，柏拉图倡导的人的优越性与政治特权之间的因果关系是荒唐的。
人的优越性，无论是种族上的，或是智力上的，或是道德上的，或是教育上的优越性，都永远不能成为要求某种政治特权的理由，即使这样的优越性可能得到证实。[6]
波普尔明确地区分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指出柏拉图提倡哲学家和王权的联姻是极其危险的：
在哲学王统治背后隐藏的是对权力的追求，给最高统治者的画像就是一幅自画像。……柏拉图的哲学王理念到底是怎样一座关于人类渺小的丰碑！它跟苏格拉底的相互比较与人道形成了多大的反差！苏格拉底警告政治家防范因其权力、才能、智慧而忘乎所以的危险，并且力图教导我们，最为要紧的是——我们都是脆弱渺小的人类，从（苏格拉底）讽喻、理性、真实的世界到柏拉图因其具有魔幻般的权力而使他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的哲人王国，这是何等的退步！[7]
福柯把波普尔对柏拉图的讨伐推向了极端。他对知识和权力的合谋保持着高度警惕，认为虽然王权已除，但是知识和权力的合谋从未消除，只是以新形式得到了强化。福柯表达了对“哲学王”的高度不信任。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和其他社会中，有多样的权力关系渗透到社会的机体中去，构成社会机体的特征，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我们受权力对真理的生产的支配，如果不是通过对真理的生产，我们就不能实施权力。[8]
我们被迫生产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权力的真理，我们必须说出真理；我们被命令和强迫了去承认或发现真理。权力从不停止它对真理的讯问、审理和登记：它把它的追求制度化、职业化，并加以奖励。[9]
在波普尔和福柯之后，理查德·罗蒂继续对“哲学王”大加讨伐，认为那是一个完全过时的概念，他提出了取代“哲学王”的“民主之仆人”和“自由之仆人”隐喻概念。
从柏拉图提出“哲学王”到现在，“哲学王”经历了漫长的观念接受史，但“哲学王”总会以新形式“起死回生”。虽然现实世界的“哲学王”只是凤毛麟角，但并不意味着世人放弃了对“哲学王”的渴望。本章是在前人基础上检讨“哲学王”的又一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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