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说，罗蒂在日常生活方面的一些发现治愈了其思想的“柏拉图疾病”[84]。那种疾病的典型征状为：“个人生命的极致，就在于它突破了时间、现象、个人意见的世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永恒真理的世界。”[85]罗蒂先把这种自我治疗推广到哲学界和思想界，进而推广到人类的生活世界，认为“追求真理与追求人类较大幸福之间并无不同”[86]，引发了一场哲学上的新实用主义转向。
作为深受尼采和杜威影响的哲学家，罗蒂对形而上学具有天生的厌恶感。作为从分析哲学阵营中走出来的哲学家，罗蒂深知分析哲学的弱点。在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的共同影响下，罗蒂终于背叛了分析哲学。他同时把自己置于形而上学和分析哲学的对立面上，公开批评美国主流哲学的故弄玄虚做派，认为整个哲学界都有“弄虚作假”和“自欺欺人”的嫌疑。罗蒂对传统哲学尤其是分析哲学的解构工作，不仅在美国广受争议，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持久的响应。
虽然罗蒂一直以真诚的态度来讨论“哲学的未来”、“哲学家的不合时宜性”和“哲学家的自我形象”[87]等问题，然而表面看来，罗蒂留给学术界的是一份消极遗产。从哲学上讲，他要求我们在本体论上跨出现象和本质的区分，在认识论上跨出反映论的限制，在人类社会问题上跨出人性论的断言，以开放的、连带的、同情的、伤感的也是富于人情味的观点来思考和看待事物，来看待我们人类自身。他提出了以“想象力”取代“理性”，以“协同性”取代“客观性”，以“团结”取代“冷漠”，以“希望”取代“知识”，以“说服”取代“制服”，以尼采作为哲学家的榜样，而不是以柏拉图和康德作为哲学家的榜样，“让哲学向诗投降”[88]等具有文学的诗意的乌托邦色彩的观点。
团结乃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到的，乃是在历史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而不是被当做一个非历史性的事实来承认的。[89]
罗蒂把思考人类之间的团结作为哲学的终极目的，而不是把追求人与世界之间的知识真理作为哲学的终极目的，给我们思考人类的现实和未来，提供了无限的想象力。
罗蒂把自己纳入“治疗性”哲学家行列，借助于文学家和诗人对偶然细节的偏好，来治疗哲学家对永恒真理的迷恋。
那些重要的和富于原创性的哲学家们的成就是治疗性的：他们思考事物的新方式在于对那些曾经困扰过前人的问题予以解消，而非予以解决。[90]
罗蒂把杜威、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树立为“治疗性”哲学家的典范。在大陆哲学面对的柏拉图—笛卡尔—康德传统形而上学问题上，罗蒂采取分析哲学的自然主义策略，解构了那个传统，“它变成了一个容易揭穿的把戏”[91]。在分析哲学的语言、心智、真理等问题上，罗蒂采取大陆哲学的浪漫主义或人本主义策略，重构了分析哲学的内容。分析哲学为罗蒂提供工具和手段，来'毁大陆的形而上学传统；大陆哲学为罗蒂提供方向和目标，来重构分析哲学的内涵。因此罗蒂超越了两个哲学传统，既克服了两个传统的弱点，又保留了两个传统的优点。
对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来说，罗蒂哲学的实用主义转向是消极的。
对作为第一哲学的最近化身的分析哲学的没落的另一种反应就是理查德·罗蒂竭力鼓吹并使之名声远播的“实用主义”。……如果不是借助于他的伟大著作《哲学和自然之镜》，我很可能无法理解分析谋划之崩溃的重大意义。[92]
这是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拉莫尔感受到的罗蒂哲学思想的强大冲击力。拉莫尔认为，罗蒂的影响虽然巨大而深远，但总体上是负面的。罗蒂本人也提到其治疗性哲学思想在哲学家同行中被看做是“对本应大受尊敬的一门学科所进行的轻浮而放肆的攻击”[93]。罗蒂哲学的实用主义转向，也是一场“反柏拉图转向”[94]。“由于柏拉图恰恰是为了逃避暂时的需求和超越（脱离）政治学而杜撰哲学的，黑格尔和达尔文对于时间的严肃处理经常被人描绘成‘放弃了’或‘终结了’哲学。但是放弃柏拉图和康德不等于放弃哲学。”[95]罗蒂认为，除非社会和文化变化终结了，哲学不可能终结。
“哲学”将永远会掩埋其从业者。这是因为“哲学”不仅是一门学科的名称，而且也是一种想象性努力的名称，后者以不断思考社会实践为方向，以用新实践取代旧实践来增进社会福祉为方向。[96]
哲学家想要有美好的未来，“必须知道他们的客户的需要”。[97]罗蒂哲学的实用主义转向，其社会政治目标是积极的、明确的，那就是改善人类的实际境况，重塑人类的自我形象，探索重新描述人类自身的可能性。“如果说实用主义是重要的，如果在实用主义和柏拉图主义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那不是因为在柏拉图主义犯错误的地方，实用主义却搞对了，而是因为接受实用主义的观点，那么将改善文化氛围。”[98]具体来说，罗蒂哲学的实用主义转向，导致了以下后果。
第一，哲学家放弃诗人叶芝提出的“在单纯的一瞥中把握实在和正义”的渴望。哈贝马斯认为，哲学仍然是一项类似于科学的理性的事业，真理仍然是哲学的目标。
如果我们听从德里达的建议，剥夺掉哲学思想解决问题的义务，并把哲学思想转变为文学批评，那么，哲学思想所失去的就不仅仅是其第一性，而且是其创造性和积极性。[99]
与哈贝马斯相反，罗蒂以尼采和德里达为榜样，搁置了对大写“真理”的探讨，放弃了形而上学和知识论的元问题。
按照罗蒂的理解，科学与道德、经济与政治以及艺术和哲学等，都离不开一个语言创造出来的美妙过程。[100]
这个过程类似于尼采式激情创作过程，是不受“真理、”“理性”、“科学”等规范约束的。罗蒂舍弃了哲学的“解决问题”功能，而只留下了哲学的“诗性功能”。罗蒂是“后哲学”和“后原则”的哲学家。罗蒂只承认一定语境下的“真理”和“实在”。“真理和实在是为了社会实践而存在的。我们之所以谈论它们是因为我们通过谈论它们而改善了我们的社会实践”。[101]“在罗蒂所提供的图景中，语言揭示的世界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它在内心世界的自我证明过程中找不到对应面。”[102]因此，罗蒂“摈弃认识论的假定，驳斥方法论的常规，抵制知识性的断言，模糊一切真理形式，消解任何政策建议”。[103]罗蒂的否定性哲学命题充分表现了罗蒂哲学中的消极因素，表现了后现代哲学的自我解构特性或“后现代相对主义”的特征。[104]
第二，在哲学和政治学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寄希望于哲学来解决政治学难题是一种不幸。任何一种哲学观点都可能被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所利用。哲学是一个工具，但不是一套政治原则。罗蒂希望人们放弃这样一种观念：
爱、权力和正义是深深地根植于万物本质之中的，是深深地根植于人类心灵之中的，也是深深地根植于语言结构或其他莫须有的东西之中的。[105]
在哲学层面上对真理、现实等问题的探讨无助于在政治学层面上对民主、自由、专政等问题的探讨。哲学和社会现实尤其是政治现实不具有内在的相关性。美国政治思想批评家理查德·沃林对罗蒂哲学作过如下评论：
除了杜威以外，罗蒂心目中的哲学英雄——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都不信奉民主。相反，他们曾经向人鼓吹过违反、决裂和颠覆等离经叛道的激进主义风尚。那种风尚格格不入于罗蒂本人大力提倡的平庸的改良主义和井然有序的民主政治情调。相反，在他感到在政治上与之最为接近的许多哲学家——像康德、哈贝马斯和早期罗尔斯之类坚定的共和主义者——未能通过罗蒂的反基础主义认识论的测试。[106]
沃林把政治学和哲学认识论之间的不一致性视为罗蒂哲学的悖论，认为“罗蒂对形而上学的恐惧已经变成了对理性和真理的恐惧”[107]。对此罗蒂的辩护是，“企图将一位哲学家的种种观念与他或她的政治生活或私人生活联系起来，这并非不合理。”[108]但是，正如本章证明的那样，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悖论。因为罗蒂一再强调哲学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的非对应性。这种非对应性也就是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和其政治实践的不一致性。因此，沃林的批评实际上证实而非证伪了罗蒂哲学。
第三，美国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受罗蒂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提出了法学的“日常实用主义”（everyday pragmatism），以区别于“哲学实用主义”（philosophical pragmatism）。日常实用主义从哲学实用主义那里借鉴的重要见解是：从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看，“人类仅仅是一些聪明的动物”[109]。心智和肉身不是二分的，而是相互依存的。人类的智能善于处理实践问题，但不善于把握形而上学实体及其他抽象事物。人类的智能“主要是工具性的而非思辨性的”[110]。人类知识是地方性的，无论科学知识，还是法律知识，都是如此。普遍知识只是地方性知识的抽象化或普遍化。当代有影响的法哲学家表面上在谈论抽象法，实际上谈论的是其生活所在国家的法律。“哈特实际谈论的是英国法律制度，德沃金谈论的是美国法律制度，哈贝马斯谈论的则是德国法律制度。”[111]波斯纳认为，
在操作层面上，正统的实用主义对法律没有什么贡献。正统的实用主义已经变成了技术哲学的一部分。很少有法官或实务法律工作者对它发生兴趣。很少有法官或实务法律工作者对维特根斯坦、奎因、戴维森、普特南、哈贝马斯以及其他后古典的哲学实用主义者发生兴趣，这些人的著作都不太好读。而罗蒂是一个例外。[112]
虽然日常实用主义给人以犬儒主义印象，但波斯纳仍然希望法官们能够采取这种实用主义，因为这是一种唯一务实的态度。法律实用主义体现了务实、灵活、全面的态度，消解了法律的神圣性，但更有益于法官去处理疑难案件。正如格雷·明达评论的那样：“波斯纳放弃了法律经济学运动的科学主义，投入了理查德·罗蒂这样新实用主义哲学家之实用宣言的怀抱。”[113]罗蒂消解了真理的神圣性，凸显了真理的平凡性。
不存在“诉诸理性”，“诉诸事实”，或“诉诸真理”这类事……思想进步不过相当于发展新的说话方式，这种新的说话方式将被新的社会实践所使用，并有助于发展将为更多的人民带来更大自由和幸福的新社会实践。[114]
渴望真理无关乎民主政治，也无关乎对正义的追求。它在政治和法律领域的平行后果是，它突出了正义、民主、自由的平凡性或平庸性。它让人们看到了法律的限度，正义的限度，进而看到了法律的无根基性，正义的无根基性。它使善、公正、正义等成为信念的对象，而不是理论论证的结果。“最近，我们对真理（truth）谈得较少，对诚实（truthfulness）谈得较多；对赋予真理以权力谈得较少，对保持权力的诚实谈得较多。我认为这是一种健康的转变。”[115]这是罗蒂哲学实用主义转向导致的法律和政治后果。这种后果从表面上看是消极的和悲观的，但是实质上是积极的和乐观的。
第四，在公共生活领域，在关注人类苦难的具体细节方面，哲学家远不如文学家。罗蒂认为，当罗尔斯如此谈论哲学的时候：“哲学，作为对独立的形而上学和道德秩序的真理的追求，就决不能为一个民主社会中政治的正义概念提供有效的共同基础”[116]，罗尔斯具有“杜威主义的观点”[117]，和杜威站在同一条哲学路线上。罗蒂看到了罗尔斯正义论中历史的和非普遍化的一面，对它做出了非康德的解读，认为桑德尔等人“高估了其中的康德成分而忽略了其中的黑格尔和杜威成分”[118]。哈贝马斯认为，罗蒂对罗尔斯正义论的语境主义解读，低估了罗尔斯的野心：
罗蒂的情境主义借题发挥并没有说服力，因为这种低调目标无法解释罗尔斯为什么要用那么大的力气来为其理论进行辩护。[119]
针对哈贝马斯的批评，罗蒂用命题“作为较大忠诚的正义”作为回应：
康德主义者典型的主张，正义产生于理性，忠诚产生于情感……哈贝马斯是坚持以这种康德方式看待事物的最杰出的当代哲学家：这位思想家最不愿意模糊理性和情感的界线，或者普遍有效性和历史共识的界线。[120]
不像哈贝马斯，我并不认为哲学、语言和发生心理学这样的学科能为民主政治做很多事情。[121]
通过把忠诚与正义之间的冲突描述为对小团体的忠诚与对大团体的忠诚之间的冲突，罗蒂否定了正义的哲学基础。通过否定柏拉图的以下看法：“除非哲学家成为国王，或者除非国王成为哲学家，我们便无法拥有正义”，[122]罗蒂截断了哲学认识论和政治权力论之间的联系，真理和权力之间的联系。与哈贝马斯相反，罗蒂认为，社会民主政治的词汇，“无需哲学家们再作精雕细琢”[123]。虽然“哲学家可以同诗人、剧作家、经济学家和工程师一样在政治上发挥作用”[124]，但就对人类苦难细节的注意而言，哲学家远不如诗人和剧作家。我们要从冥想宏大的必然事物而忽视微妙的偶然细节中解脱出来。政治的核心主题是人类的团结。人类的团结就是人类“自家人”意识的膨胀，就是吸纳“异邦人”和“边缘人”，使之成为我们中的一分子。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深入探讨边缘生命的具体细节”[125]。它与其说是哲学家的事，不如说是小说家的事。就探讨边缘生命的具体细节而言，我们与其求救于哲学家，不如求救于诗人和工程师，后者是“能为获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提供崭新计划的人”[126]。
第五，让“诚实”先行，关注人类的团结，后哲学的公共生活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需。柏拉图的“哲学王”理念，“找出一群‘有智慧’的人来而把政府交托给他们”，“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的理念，[127]与现代自由民主理念是格格不入的。
道德和政治的进步有待于艺术家、诗人和小说家，一如其有待于科学家和哲学家。[128]
哲学家从“哲学王”向“民主的仆人”和“自由的仆人”的角色转换，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它表明，人类正在从根本上摆脱对“哲学王”的思想依赖或心理依赖。在保留哲学和哲学家的相对独立性方面，虽然哈贝马斯的说法是中肯的：“把激进的理性批判转移到修辞学领域，就会削弱理性批判自身的尖锐性。消除哲学和文学之间的文类差别，是一种错误的要求，并不能把我们带出困境”[129]，然而，杜威的见解更加可取：
将来的哲学的任务则在于阐明人们关于他们自己的时代的社会的和道德的斗争的诸见解。……哲学如能舍弃关于终极的绝对的实在的研究的无聊的独占，将在推动人类的道德力的启发中，和人类想获得更为条理、更为明哲的幸福所抱热望的助成中，取得补偿。[130]
沿着杜威指明的方向，罗蒂为摆脱当前哲学困境所做的一项努力是值得称道的：试着完成哲学家形象从“两眼盯着真理的人”向“心灵呼唤真诚的人”的转变，从“追求客观性的人”向“追求团结或协同性的人”的转变，用“呼唤人间真诚，追求人类团结”的哲学家形象取代“一心只求客观，两眼盯着真理”的哲学家形象。因此他说，“自由民主需要一种哲学的说明，但无需任何哲学的基础。……自由民主离开了哲学前提仍可相安无事。”[131]当我们面临在“真理”（truth）和“诚实”（truthfulness）之间的抉择时，要让“诚实”先行。对“诚实”的追求，而不是对“真理”的探讨，是“人类团结”的另一个表述。“人类的团结感在于想象地认同他人生命的细微末节，而不在于承认某种原先共有的东西。”[132]人类的团结构成自由民主社会的核心议题。从苏格拉底开始一直到哈贝马斯，大多数哲学家认为，追求真理的生活是一种更值得过的生活。而罗蒂等极少数哲学家则认为，只要有了“诚实”，纵使没有“真理”，这样的人类生活仍然是值得过的生活，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遇到了“真理”并掌握了“真理”。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遇到了并拥有了“诚实”。“真理”事关宇宙事物的判断，而“诚实”事关我们人类自身的判断。“诚实”先于“真理”，让“诚实”先行，搁置人性争议，关注人类的团结，“以政治问题替代认识论问题”[133]，“社会制度可以看做是合作的实验而不是想包含一种普遍的、非历史的秩序的企图”[134]，是罗蒂提出“民主先于哲学”[135]命题的寓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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