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不是对确定性知识的寻求，而是对确定性知识的存疑。对确定性知识的寻求是科学的任务。哲学总是在科学之外。它有可能高于科学，那意味着哲学对现有科学成就的不满；它有可能低于科学，那意味着一些哲学研究及其主张有待于发展成为科学。哲学必定站在确定性知识的对立面上。哲学不仅不必模仿科学，而且必须批评科学。哲学不是科学的组成部分或分支学科，但又是人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所必需的。就像罗素指出的那样：
事实上，哲学的价值大部分须在它的极其不确定性之中去追求。[136]
哲学之应当学习并不在于它能对于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任何确定的答案，因为通常不可能知道有什么确定的答案是真确的，而是在于这些问题本身；原因是，这些问题可以扩充我们对于一切可能事物的概念，丰富我们心灵方面的想象力，并且减低教条式的自信，这些都可能禁锢心灵的思考作用。此外，尤其在于通过哲学冥想中的宇宙之大，心灵便会变得伟大起来，因而就能够和那成其为至善的宇宙结合在一起。[137]
哲学是一项不确定的事业。从哲学到科学，再从科学到哲学，这只是探讨人类根本问题的一条途径。另一些途径是，从哲学到其他的人类活动，或从其他人类活动到哲学，因为从哲学到科学，实际上是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寻求，有些人类根本问题是永远没有确定答案的。它们无法获得科学的解答，但它们仍然是有意义的，甚至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哲学的价值必然不在于哲学研究者可以获得任何一套可明确肯定的知识的假设体系。[138]
客观性是协同性的基础。讨论认识论问题是讨论政治问题的前提。人性思考是人类合作的前提。正义是幸福的前提。所有这些假定曾经是哲学的通识，也被当做人类生活的常识。如戴维森指出的那样，在漫长的传统中，“真理概念是最重要的哲学议题之一”[139]。
到了20世纪，真理概念受到了质疑。罗蒂是这支质疑队伍中的最杰出代表。戴维森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罗蒂等人存在某些“迷惑人心的错谬和混淆”[140]。尽管苏珊·哈克承认“由于《哲学和自然之镜》的问世，罗蒂也许是在当代讲英语的哲学中对知识论事业产生最重大影响的批评家”[141]。但她把罗蒂斥之为持着“粗俗的实用主义，一种无益教化见解”的哲学家，认为罗蒂对詹姆斯的真理观做出了“尽可能拙劣的解释”[142]。罗蒂在芝加哥时的导师哈茨霍恩认为，罗蒂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错误的：“罗蒂对形而上学的反驳并不是根据对于实际发生在形而上学领域的从前苏格拉底到皮尔士、怀特海和本人的历史事实的仔细考虑去作出论证的。”[143]法莱尔也认为，罗蒂对现代哲学的攻击是“失败的”：
罗蒂忽视的正是最近哲学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它所吸取的惨痛教训。当我们全力以赴地去重新思考现代哲学的主体——世界结构的时候，我们最终得到的，不是世界的失落，而是世界的复元，不是陷入自我陶醉的游戏之中，而是处于增进我们对世界像什么和什么是对错的感受力的筹划之中。[144]
通过对罗蒂的后形而上学和后分析的实用主义策略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哈贝马斯、戴维森、法莱尔、苏珊·哈克等人对罗蒂的批评，较多集中在罗蒂对客观世界和客观真理的否定上，较少关注罗蒂做出如此否定背后的哲学动机。罗蒂希望，“哲学作为一门学术性很强的学科，既需要有人赞赏怀特海又需要有人赞赏艾耶尔，这样才能健康发展。”[145]未来的哲学要超越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的各自局限，保持其在科学性和人文性之间，在理性和情感之间，在知识和想象力之间的必要张力。
我们看到，罗蒂之所以要质疑真理概念和整个哲学传统，不是因为他对真理概念存在“迷惑人心的错谬和混淆”，而是为了给人类的合作、团结和幸福寻求新的依据。“希望把客观性归结为协同性的人……既不需要形而上学，也不需要认识论。”[146]“真”只是表示一种赞美，真理只不过是一个人或团体的当时意见。“根本不存在什么真理，除了我们每一人将把那些我们认为适用于相信的信念赞为真的情况以外。”[147]渴望客观性乃是“渴望得到尽可能充分的主体间的协洽一致，渴望尽可能地扩大‘我们’的范围”[148]。
人类团结乃是大家努力达到的目标，而且达到这个目标的方式，不是透过研究探讨，而是透过想象力，把陌生人（异邦人）想象为和我们处境相似、休戚与共的人。团结不是反省所发现到的，而是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对其他不熟悉的人所承受的痛苦和耻辱的详细原委，能够提升感应相通的敏感度，那么，我们便可以创造出团结。[149]
想象力创造出人类的团结，想象力也创造出新的人类。“大胆的想象和基因变异具有同样的变革力量。”[150]人类同时进行着两种进化，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生物进化使人类变得更加聪明，离客观真理越来越近。文化进化使人类变得更加文明，离自由民主越来越近。“文化进化与生物进化一样都能创造全新的和更好的事物。”[151]但是，人类的处境与世界的本来面目没有关系。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客观性的问题、真理的问题，而是协同性的问题、团结的问题、自由的问题。这是：
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永无止境地、日新又新地实现“自由”，而不是与一个早已存在的“真理”趋于一致的过程。[152]
罗蒂深入地介入了当前的学院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遭致了左右政治阵营的共同不满。罗蒂不无自嘲地表示：“倘若有人以为最佳的思想处境是受到政治右派和政治左派两面同等交集的处境，那么我恰好处于这样一个处境当中。”“如果说我的哲学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右派，那么我的政治学观点便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左派。”[153]尽管两面不讨好，罗蒂仍然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哲学发现：
“在一个单纯的一瞥中把握实在和正义”的整个理念原来是一个错误，对于这样一个“一瞥”的追求一直以来恰好是导致柏拉图误入歧途的东西。[154]
这个发现不仅对罗蒂本人意义非凡，而且对整个人类意义非凡。于是，
在进行道德选择或政治选择时，或者在选择科学理论或宗教信仰时，我们能够做得最好的是，就像我们把故事讲得连贯一样，我们尽量把事情做得圆满。但是那样做不能保证历史审判将站在我们一边。至于我们的故事所保留的东西，是否将使我们成为晚辈们敬仰或嫌恶的对象，这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控制。[155]
我们虽尽了最大努力，但仍有可能站错了立场，做了不该做的事，从而铸成了人生的大错。它让我看到了一个善良而脆弱的富于同情心的罗蒂，一个富有人情味的哲学家。
莱斯诺夫声称以“思想的内在品质”而非“时尚”来筛选20世纪最好的政治哲学家。他把罗蒂、福柯和德里达等人归入“时尚”哲学家之列，就政治哲学而言，“他们中间谁也没有说过既有创见又很重要的话”[156]。然而，我们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罗蒂既是20世纪一般意义上的伟大哲学家，又是出色的政治哲学家。在罗蒂学术生涯的后期，政治哲学成为主要议题。虽然罗蒂没有像罗尔斯那样写出系统的政治哲学著作，但他提出了“民主先于哲学”、“说服优于征服”、“作为较大忠诚的正义”、“人类的团结”、“免于残酷即自由”[157]等颇具创见的政治哲学命题。罗蒂政治哲学以“人类团结”为核心主题，是黑格尔历史主义、达尔文生物进化论、马克思自由人共同体理想[158]、尼采未来哲学、杜威自由民主思想、福柯社会批判理论等政治哲学思想的混合体。罗蒂主张运气和偶然因素在政治中，在公共生活中，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倡导一种搁置人性争议的政治哲学，主张人类团结的基础，不是日益趋于一致的客观“真理”，而是日益趋于丰富的个体“宽容”和“自由”。罗蒂思考政治哲学的路径显然不同于罗尔斯的路径。罗蒂提出的“作为较大忠诚的正义”的政治哲学思想也是对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的政治哲学思想的一个补充。毕竟，后者也只是一个假说，而不是一个标准。前者更多地来自普通的生活经验，但同样是一个假说。在那些把罗尔斯正义论当做标准的政治哲学家看来，罗蒂的观点是古怪的，但正如罗蒂辩护的那样：“即使本人关于哲学和政治学关系的观点是奇特的，但是它们不是缘于无聊的理由而被采纳的。”[159]
哲学家的社会作用在于治疗。“一种方法、一门科学研究、一个学科和一种职业产生不了启迪价值。只有非职业的先知和占卜者的个人色彩才有启迪价值”[160]。哲学家要有启迪价值，就要向先知和占卜者学习，而不是向科学家学习，也不是向形而上学家学习。哲学家“并不处于提供原则、基础、深刻的理论方案或总体蓝图的位置上”[161]。罗蒂希望哲学家放弃讨论某些经久不变的永恒性问题，“把自己看作文化的批评家，而非看做明确问题的解答者”[162]。正如哈贝马斯批评罗蒂时强调的那样，罗蒂是现代性哲学话语的“后现代批评者”[163]。毕竟，哲学家既可以是“文化的批评家”，也可以是“明确问题的解答者”，两者是兼容的。我们生活在现代性哲学话语应当给予发扬光大而非终结的时代。所以，罗蒂对哲学家在向科学家学习或模仿上所做努力的漠视和嘲讽，对诗人和文化批评家的过分赞美，片面而深刻。这是罗蒂思想中显而易见的偏见。但它不是致命的，不妨碍我们对罗蒂哲学做出基本肯定的评价。国内学者姚大志这样评价罗蒂：“在理论哲学方面（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罗蒂的观点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都可以说是最激进的；但在政治哲学方面，罗蒂的思想则可以说是最保守的。”[164]相比之下，我的评价是，在理论哲学方面，罗蒂是一位后形而上学的和后分析的“治疗性”哲学家，在政治哲学方面，罗蒂是一位以“偶然”、“运气”、“同情”、“宽容”、“忠诚”、“团结”、“对话”、“说服”、“教化”为核心术语来建构其政治思想的“建设性”哲学家。[165]
在忠诚和正义之间，在忠于国家和忠于朋友之间，一个人往往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道德两难。面对道德困境，一个人怎样选择都是对的。[166]罗蒂以反讽的态度对待理性、真理、人性等哲学和科学话题，以认真的态度对待自由、民主、团结、正义、忠诚等公共生活问题，我们没有读到“最保守的”政治哲学，但读到了“温和的”、“改良的”政治哲学。
哲学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要么提出了前人从未提出的哲学问题，要么发现了思考哲学问题的新方式，要么终结了久拖未决的哲学争论，要么把哲学发展到了新境界，要么在浪漫的空想中构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罗蒂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有所贡献。罗蒂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探讨了人类在告别永恒、告别来生、世界失落和真理失落之后去过一种真诚的充满希望的公共生活的可能性。罗蒂杀死了“哲学王”，让“自由的仆人”和“民主的仆人”占据了“哲学王”曾经占据的位置。随着“哲学王”的死亡，耸立其上的整个哲学大厦也塌陷了。但是，这只是某一种类型的哲学的终结，而不是哲学本身的终结。当然，罗蒂无法阻止哲学和其他科学尤其是经验科学的联姻。以“经验科学的延续”面目出现的哲学，没有丧失独立性，也不必担心其会终结。从哲学与经验科学的日益密切的关系来看，那种联姻有日益加速的趋势。因此，我对罗蒂有关哲学与科学关系的见解持保留态度。但赞成罗蒂有关哲学与人类未来的富于想象力的论述，尤其赞赏罗蒂有关后形而上学和后分析人类公共生活的构想。
在现代民主自由社会里，柏拉图式“哲学王”已逝，罗蒂式“哲学公仆”当道。世上可以没有“哲学王”，但不能没有一心一意为人类服务的“哲学公仆”。高高在上的哲学王业已终结，富有想象力而野心勃勃，为人民和社会服务的哲学家兼仆人正当其时。最后，我以鲍曼的评论结束本章的讨论：“罗蒂是伟大的，因为在他之后，人们不再以旧的方式对事物进行思考。”[167]
参考书目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拉莫尔：《现代性的教训》，刘擎、应奇译，东方出版社，2010年。
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
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张国清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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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
【注释】
[1]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29页。
[2]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43页。
[3]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147页。
[4]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161页。
[5]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144页。
[6]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01页。
[7]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89～290页。
[8]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8页。
[9]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228页。
[10]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18页。《理想国》被后人视为“在联结生活和思辨、政治和哲学方面达到极致的古希腊哲学巅峰之作。”（B.Jowett，Republic of Plato［Oxford，London：Ox ford University Press，1888］，p.i）
[11]柏拉图：《理想国》，第215页。
[12]柏拉图：《理想国》，第214～215页。
[13]包利民：《古典政治哲学史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0页。
[14]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96页。
[15]Ronald Dworkin，Sovereign Virtu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
[16]彼得·布劳和马歇尔·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马戎、时宪明译，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8页。
[17]参阅德沃金：《原则问题》，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5～180页。
[18]Ronald Dworkin，Law’s Empire（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239～240.
[19]德沃金：“我们的法官必须成为哲学家吗？他们能成为哲学家吗？”，傅蔚冈、周卓华译，载于《清华法学》第5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20]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375页。
[21]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66页。
[22]罗蒂：“哲学和未来”，载于萨特康普编：《罗蒂和实用主义》，张国清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72页。
[23]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页。
[24]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44页。
[25]德沃金：“我们的法官必须成为哲学家吗？他们能成为哲学家吗？”，载于《清华法学》第5辑。
[26]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s Cultur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47.
[27]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s Cultural Politics，p.184.
[28]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黄宗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95页。
[29]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s Cultural Politics，p.159.
[30]乔姆斯基：《句法结构》，邢公畹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31]John Searle，Intentionality：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32]Jerry Fodor，A Theory of Content 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MIT Press，1990）.
[33]John Lakoff&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80），以及John Lakoff&Mark Johnson，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New York：Basic Books，1999）.
[34]丹尼特：《心灵种种——对意识的探索》，罗军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以及丹尼特：《意识的解释》，苏德超、刘涤非、陈虎平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
[35]Paul Churchland，Neurophilosophy at Work（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36]Joshua D.Greene，“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Moral Judgment”，in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s IV，M.S.Gazzaniga，Ed.（Cambridge：MIT Press，2009）以及Joshua D.Greene et al，“The Neural Bases of Cognitive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Moral Judgment”，Neuron 44（2004），p.389–400.
[37]Jorge Moll et al.“Functional Networks in Emotional Moral and Nonmoral Social Judgments”，Neuroimage 16（2002），p.696–703.
[38]Patricia Smith Churchland，Neurophilosophy，（Cambridge：MIT Press，1989）p.2～3.
[39]Lakoff&Mark Johnson，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New York：Basic Books，1999）.p.3.
[40]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第95页。
[41]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文本作者再版序”，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页。
[42]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中译本作者序”，第10页。
[43]罗蒂：“哲学和未来”，载于萨特康普编：《罗蒂和实用主义》，第271～272页。
[44]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s Cultural Politics，p.x.
[45]罗蒂：“哲学和未来”，第272页。与罗蒂的三大哲学发展风险相对应，我认为，哲学要反对经院主义，但要欢迎自然主义；哲学要反对先锋主义，但要欢迎改良主义；哲学要反对沙文主义，但要欢迎国际主义。因此，哲学发展的出路可以表述为，学术上的经验科学化趋势，政治上的温和改良主义和全球化背景下跨越民族国家的国际主义。
[46]德沃金：“我们的法官必须成为哲学家吗？他们能成为哲学家吗？”，载于《清华法学》第5辑。
[47]罗蒂：“哲学和未来”，第266页，第268页，第269页。
[48]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Future”，in Rorty and Pragmatism：the Philosopher Responds to his Critics，edited by Herman J.Saatkamp.Jr.（Nashville：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95）.p.271.
[49]参阅Jurgen Habermas，“Richard Rorty’s Pragmatic Turn”，in Rorty and his Critics，edited by Robert B.Brandom，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1，p.31.
[50]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第95页注脚。
[51]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s Cultural Politics，p.106.
[52]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Hopes（London：Penguin Books，1999），p.23～90.
[53]Richard Rorty，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p.191.
[54]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Hopes，p.48.
[55]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s Cultural Politics，p.106.
[56]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第88页。
[57]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Hopes，p.69.
[58]罗蒂：“哲学和未来”，第262页。
[59]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s Cultural Politics，p.ix.
[60]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s Cultural Politics，p.88.
[61]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第50页。
[62]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s Cultural Politics，p.105.
[63]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第105页。
[64]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第103页。
[65]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第66页。
[66]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s Cultural Politics，Philosophical Papers，Volume 4，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2.
[67]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第269页。
[68]泰勒：《自我的根源》，韩震、王成兵、乔春霞、李伟、彭立群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37页。
[69]泰勒：《自我的根源》，第37页。
[70]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s Cultural Politics，p.ix.
[71]Richard Rorty，“Universality and Truth”，in Rorty and his Critics，edited by Robert B.Brandom（Blackwell Publishing，2001），p.2.
[72]Richard Rorty，“Universality and Truth”，p.25.
[73]Richard Rorty，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p.191。
[74]Richard Rorty，Objectivity，relativism and tru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63～77.
[75]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15页。
[76]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21页。
[77]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第3页。
[78]罗蒂：“哲学嫉妒”，罗跃军译，载于《求是学刊》2005年第4期。
[79]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s Cultural Politics，p.88.
[80]参阅罗蒂：“哲学嫉妒”，罗跃军译，载于《求是学刊》，2005年第4期。
[81]参阅罗蒂：“介于黑格尔和达尔文之间的杜威”，载于萨特康普编：《罗蒂和实用主义》，第30页。罗蒂在那里写道：“更为重要的或许是，在20世纪的诸多发展……已经使我们更易于用杜威的问题，诸如‘我们应该拥有哪些共同体的目的？’‘我们乐于成为一种什么样的人？’去代替康德的问题：‘我应该做些什么？’‘我能希望什么？’‘人是什么？’”
[82]罗蒂：“哲学嫉妒”，罗跃军译，载于《求是学刊》，2005年第4期。
[83]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第452页。
[84]Jurgen Habermas，“Richard Rorty’s Pragmatic Turn”，in Rorty and his Critics，edited by Robert B.Brandom，（London：Blackw ell Publishing，2001），p.31.
[85]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第45页。
[86]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文本作者再版序”，第3页。
[87]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s Cultural Politics，p.88.
[88]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第41页。
[89]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第276页。
[90]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文本作者再版序”，第1页。
[91]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第452页。
[92]拉莫尔：《现代性的教训》，刘擎、应奇译，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7页。
[93]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文本作者再版序”，第2页。
[94]Jurgen Habermas，“Richard Rorty’s Pragmatic Turn”，p.32.
[95]罗蒂：“哲学和未来”，第262页。
[96]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文本作者再版序”，第5页。
[97]罗蒂：“哲学和未来”，第262页。
[98]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s Cultural Politics，p.119.
[99]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45页。
[100]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41页。
[101]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第189页。
[102]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242页
[103]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页。
[104]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文本作者再版序”，第3页。
[105]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第375页。
[106]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张国清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48～249页。
[107]沃林：“非真理和方法”，《新共和国》（2000年5月15日），第45页；转引自罗蒂：《实用主义哲学》，林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345页。
[108]罗蒂：《实用主义哲学》，第345页。
[109]Richard Posner，Law，Pragmatism and Democrac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p.4.
[110]Richard Posner，Law，Pragmatism and Democracy，p.4.
[111]Richard Posner，Law，Pragmatism and Democracy，p.5.
[112]Richard Posner，Law，Pragmatism and Democracy，p.25.
[113]Gray Minda，Postmodern Legal Movement：Law and Jurisp rudence at Century’s End（Manhattan：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5，p.234.
[114]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文本作者再版序”，第4页。
[115]罗蒂：“哲学和未来”，第271～272页。
[116]John Rawls，Collected Papers，edited by Samuel Freema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395.
[117]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172页。
[118]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176页。
[119]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76页。
[120]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第276页。
[121]罗蒂：《实用主义哲学》，林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67～168页。
[122]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第375页。
[123]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47页。
[124]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46页。
[125]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第382～383页。罗蒂的原话是：“我认为，要做好这项工作，主要的不在于提出关于整个人类具有什么共同点的理论，而在于深入探讨边缘生命的具体细节。”（第382页）
[126]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48页。
[127]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147页。
[128]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中译本作者序”，第11页。
[129]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245～246页。
[130]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4页。
[131]罗蒂：《后哲学文化》，第168页。
[132]罗蒂：《偶然、反讽和团结》，第270页。
[133]罗蒂：《后哲学文化》，“作者序”，第5页。
[134]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193页。
[135]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162页。
[136]罗素：《哲学问题》，何明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9页。
[137]罗素：《哲学问题》，第112页。
[138]罗素：《哲学问题》，第109页。
[139]Donald Davidson：“Truth rehabilitated”，in Rorty and his Critics，edited by Robert B.Brandom，（London：Blackwell Publishing，2001），p.65.
[140]Donald Davidson：“Truth rehabilitated”，p.65.
[141]苏珊·哈克：“粗俗的实用主义，一种无益教化见解”，载于萨特康普编：《罗蒂和实用主义》，第169页。
[142]苏珊·哈克：“粗俗的实用主义，一种无益教化见解”，载于萨特康普编：《罗蒂和实用主义》，第199页。
[143]查尔斯·哈茨霍恩：“罗蒂的实用主义及告别信念和启蒙时代”，载于萨特康普编：《罗蒂和实用主义》，第32页。
[144]法莱尔：“罗蒂和反实在论”，载于萨特康普编：《罗蒂和实用主义》，第252页。
[145]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第99页。
[146]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第439页。
[147]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第441页。
[148]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第440页。
[149]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第7页。
[150]罗蒂：“哲学嫉妒”，《求是学刊》，2005年第4期。
[151]罗蒂：“哲学嫉妒”，《求是学刊》，2005年第4期。
[152]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第8页。
[153]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第357页，第359页。
[154]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第368页。
[155]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s Cultural Politics，p.69.
[156]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7页。
[157]罗蒂：《偶然、反讽和团结》，第7页。
[158]罗蒂对马克思主义作过如下评论：“马克思主义的动人之处在于对资本主义的完全合理的批判。”以及“虽然《共产党宣言》属于一个特定的时代，但是它仍然是我们从观察实际工业资本主义中吸取重要教训的一个伟大文献。推翻极权主义政府，施行立宪民主制度对于保证人类平等和人类体面仍然是不够的。现在的情况和在1848年一样，富人总是想尽办法使穷人变得更穷而让自己变得更富，劳动力的全盘商品化将导致工薪收入者的贫困化，现代的国家机构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第397页，第321～322页。）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哲学家，罗蒂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深表同情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159]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第359～360页。
[160]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第98页。
[161]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第376页。
[162]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文本作者再版序”，第2页，第5页。
[163]Jurgen Habermas，Truth and Justification（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3），p.284.
[164]姚大志：“罗蒂：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罗蒂政治哲学批判之一”，《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165]罗蒂的政治思想同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菲什金（James Fishkin）倡导的协商民主思想有许多共同点。参阅詹姆斯·菲什金和彼得·拉斯莱特编：《协商民主论争》，张晓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
[166]罗蒂说道：“缺少这样一颗星辰的照耀，随之而来的必定是，人们完全可以做出令人嫌恶的事来。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点是，历史审判完全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与我们相隔遥远的后代也缺少这样一颗星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或者会停止做出道德判断。”（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s Cultural Politics，p.69）神经科学家乔治·默尔等人有关爱因斯坦在二战期间面临是否建议美国开发原子弹来对付希特勒的道德困境的讨论，是对罗蒂思想的科学注解：“爱因斯坦致罗斯福总统的信促使美国研制出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些威力惊人的炸弹葬送了数十万人的性命，但拜这些炸弹所赐，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结束了。爱因斯坦的理性认知压倒了情感因素，作出了实用主义的选择，这是一种冷血行为吗？我们并不这么认为。爱因斯坦的理智与情感似乎完美地共同发挥作用，充分反映了思维、情感、移情、远见、苦闷及矛盾彼此互相交织在一起，同时这些因素也是复杂的道德决策所必需的。”（乔治·默尔：“爱因斯坦的道德困境”，《环球科学》，2008年第8期）这种解释不是哲学的，而是经验科学的。
[167]鲍曼：《后现代性及其缺憾》，郇建立、李静韬译，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97～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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