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遇旱灾

王安石的政治思想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变法革新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王安石认为，社会出现等级的区别以及等级间的统治和被统治都是合理的，天经地义的。“以贤治不肖，以贵治贱，古之道也。”(《临川集》卷六十三《谏官论》)臣民和仆从应绝对服从君主和主人的统治，“臣以顺承君者也”，“仆，卑以顺也”(《临川集》卷六十三《易泛论》)。而君主则有超乎一切之上的绝对权力，可以与天神相比。所以，王安石所制定的各项新法的宗旨，都是以维护君主和皇室的绝对权威为前提，防止“与人主争黔首”(《临川集》卷八十二《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例如青苗法排挤了豪族地主的高利贷，方田均税法打击了大地主的伪冒和对物价的操纵垄断，这些都有强化中央集权的作用。

(2)政府的职责在于保民常产。王安石通过解释《周礼》“大宰之职”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事典事职，皆以富邦国。盖事典之为书，事官之为职，以富邦国而已。事典以生万民，事职皆以养万民。”(《周官新义》卷一)国家的典章制度和各项官职，都是以富强国家为目的，而富强国家的具体途径，都是使万民得以生存养育。他从字义学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这个道理:“卿之字，……从皂，黍稷之气也。黍稷地产，有养人之道。”“胥之字，从疋从肉，疋则以其为物下体，肉则以其亦能养人。”这两种官名的字义，“皆以养人为义，则王所建置，凡以养人而已”(同上)。

王安石反对以富侵贫，以强凌弱。对贫富不均，富者兼并贫者的社会现象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今富者兼并百姓，乃至过于王公，贫者或不免转死沟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神宗》)。主张君主“以政令均有无，使富不能侵贫，强不得凌弱”，对难以自存的民众，应该有所同情。他认为富豪的巧取掠夺，百姓的生活困苦，分奔离散，是社会动荡和不安定的根源，而消除动乱隐患的方法，就是“损有余以补不足”，“裒多益寡”。他说:“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顺天休命。”(《临川集》卷六十五《易象论解》)“损有余以补不足，天之道也。”(《临川集》卷七十八《与孟逸秘校手书四》)只有适当地抑制豪强地主的兼并掠夺，扶持百姓的生产生活，才能找到缓和社会矛盾的根本出路。

(3)生财与理财。针对北宋政府面临的财政经济困境，王安石提出了生财、理财的主张。他说，生财的途径，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临川集》卷三十九《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利用社会一切劳动力进行生产，利用自然与全社会的财富作为消费的来源。理财的途径是抑制兼并，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于公家，“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临川集》卷七十《乞制置三司条例》)。他又说:“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同上)他所施行的新法，基本上都是为朝廷设计出的生财、理财的办法。

综上所述，荆公新学有两个特点，一是新，二是杂。所谓新，就是他著的《三经新义》是义理之学的先声，又是其变法求新的理论根据，梁启超著《王安石评传》称其为含义理与事功为一体(详见《评传》第一章《序论》、第二十章《荆公之学术》，世界书局1935年版);所谓杂，他虽兼容并蓄诸家，但未确认儒学在诸家学术中的主导地位，反映了理学初创时的不成熟性质。正如《宋元学案》卷首《序录》在解释为何将《荆公新学》从略编纂的原因所说:“荆公……杂说初出，见者以为孟子。已而聚讼大起，三经新义，累数十年而始废。……且荆公欲明圣学而杂于禅”，故将该学派列于案末而从略。这些评论可作研究王安石学说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