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牧的社会思想

元代的思想界，除了理学家之外，还有一些非理学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学说与理学的宗旨格格不入，被视为“异端”，邓牧就是其代表人物。

邓牧(1247—1306年)字牧心，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年时喜读《庄子》《列子》。成年后，鄙薄名利，32岁时，南宋被元军灭亡，他下决心不在元朝做官，怀着悲愤的心情，到名山大川之间漫游，同一些道士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邓牧到余杭大涤山中的洞霄宫隐居，九年(1305年)，玄教大师吴全节奉元朝之命请邓牧出去做官，邓牧严词加以拒绝。其代表作为《伯牙琴》。

《伯牙琴》中的各篇，虽然时常有“世外放旷之谈，古初荒远之论”，笼罩着老庄的出世主义色彩，但邓牧并非一个忘情于“世事人道”的人，隐居只是他在宋亡以后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消极反抗的手段。他在隐居时所写的作品也并非完全流连于“山水之乐”，其中包含着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贯穿着现实的人道主义精神。

邓牧曾摹仿柳宗元的寓言写了《越人遇狗》和《楚佞鬼》两则杂文。在《越人遇狗》中，他把元朝统治集团暗喻为“狗”，揭露了它贪婪残忍的性格，告诫人们不能与“狗”妥协，不能一时一刻放松对“狗”的警惕。在《楚佞鬼》一文中，他对元朝统治集团用暴力凌驾于汉民族之上，而汉人听命顺服，不敢反抗，某些无赖还为虎作伥、欺压百姓的社会现实十分不满，他用“楚佞鬼”予以责斥。文中说，有个鬼从天降于楚地，对人们说，天帝命我治理这块土地，赐福于你们。众人“共命唯谨，祀之庙，旦旦荐血食，跪而进之”。那些“市井无赖”也纷纷依附于鬼，自身及其妻女都染上了鬼气，并“倚气势，骄齐民，凡不附鬼者，必谮使之祸”，百姓从此承受了沉重的灾难。这则寓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日趋尖锐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

在《伯牙琴》中，邓牧对君主制度进行了抨击。他说:“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伯牙琴·君道》)对君主在封建社会法定的特权表示怀疑和强烈的不满。他还把君主作为最大的掠夺者和剥削者:“所谓君者，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今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欲长治久安，得乎?”(同上)君主也是平凡的人，人人都可以做君主，所以君主没有任何权利剥夺他人财产。他对于酷吏对百姓的掠夺也进行了揭露:“吏无避忌，白昼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诛。”(《伯牙琴·吏道》)认为“小大之吏布于天下，取民愈广，害民愈深”(同上)。社会矛盾的激化，百姓的反乱，都是君主与酷吏欺压所致，“夫夺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同上)。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邓牧设计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也有皇帝，但皇帝与百姓之间没有森严的等级序列，“皇帝清问下民，其分未严也”。大家都推来推去不愿做皇帝，而皇帝则是被人们选出来的，一旦有人成为皇帝，天下众望所归，他也无法推辞。皇帝都应具有这样的信念:“天下有求于我，我无求于天下。”(《伯牙琴·君道》)把自己完全地、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天下百姓。这样的皇帝，大家都拥戴他，唯恐他走了以后无人接替。他设计的理想社会也有官吏，但是这些官吏只是被选出来协助皇帝办事的人，而不是特权阶层。“古者军民间相安无事，固不得无吏，而为员不多……而天下阴受其赐。”(《伯牙琴·吏道》)这个社会既无盗贼，又无战争，百姓各有不同职业，自食其力，人人谦虚善良。他指出，实现这个理想社会的具体步骤，应“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