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生平

顾炎武像

顾炎武(1613—1682年)，江苏昆山人，原名绛，是明清之际又一位具有特色的进步思想家。明亡后，他改名炎武(又作炎午)，因故居有座称“亭林”的园林，学者称他为亭林先生。

顾炎武的继嗣祖顾绍芾是一名普通的“监生”。这种环境使他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家教。顾绍芾对历史学和地理学颇有研究，又关心时政世事，曾长期阅读当时的官方报纸“邸报”，并亲手抄录，竟成25大册。顾炎武自小受到祖父的严格督导，他不仅诵读《四书》、诸子之书，读兵书、史书，还要抄书，并跟随祖父学习天文、地理、兵农等实际有用的学问。

明中叶以来的江南社会，生产发展，商业和手工业发达，文化生活也随之繁荣，成为人文荟萃之地。文人学士的活动之一，便是结社集会，这些文人的社团也常常议论朝政，甚至形成有影响的舆论力量，使学术活动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东林书院就是这样的团体。继东林之后，复社又兴起，顾炎武与好友归庄在熹宗天启六年(1626年)一同参加了复社。顾炎武在参加复社的活动中，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在日后的长期奔波中，就利用了复社中的许多旧识和社会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参加复社使他的视野宽阔了，这有助于他的学术研究。

明亡后，顾炎武同黄宗羲、王夫之这些爱国人士一样，积极投身于抗清的现实斗争。顺治二年(1645年)，他由别人的推荐，在南京的南明福王朝廷担任了“兵部司务”的小官职，接着便参加了苏州、昆山等地的武装反抗清军的战斗，但不久都以失败告终。在此之后的十几年(即顺治二年至十三年，1645—1656年)，顾炎武来往于长江下游的江南江北一带。

顺治十四年(1657年)，各地的抗清斗争逐渐转入低潮，许多进步思想家开始转入隐居著述的生活。顾炎武没有回到安静的书斋，而是远离家乡，去北方考察山川、拜师访友、搜访图书，做那些他认为切实有用的学问。

顾炎武在北方度过了25年，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关中。他在艰苦的长途跋涉中进行着勤奋的学术耕耘。在北方，他的调查研究，大体上说来主要有:①对山东半岛中部(主要是青州)的历史地理情况，结合文献碑碣，进行了调查核实;②对明朝京师东北部、北部(山海关、居庸关、古北口、昌黎、蓟州)的历史地理形势以及用兵攻守成败的经过，做了调查研究;③对太行山(包括北岳恒山)作了反复的旅行考察，并且对山西也进行了南北考察;④对陕西关中地理形势、山川人情进行了调查研究。顾炎武将这些调查研究的结果写成了专著，如《营平二州史事》^[1]《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等。

除了调查研究以外，在北方，顾炎武还结交了许多朋友，例如张尔岐、任唐臣、李因笃、王宏撰等，这些人中，有些是学有所专的大学问家。

顾炎武宁肯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写作，也不愿受朝廷的招聘。康熙初年，大学士熊赐履主持“明史馆”，写信招聘他，他回答说:“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康熙十七年(1678年)，诏举博学鸿词;次年，诏修《明史》，权贵荐举他，他都坚辞不赴。其思想深处区别了所谓“亡国”和“亡天下”，请看他的论述: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

由此可以看出，顾炎武的思想境界已经不是停留在叹息一个朝代的更替兴亡上，而是有了“保天下”的新观念，在这种“保天下”的观念中，不仅有反对清政府民族压迫与野蛮屠杀的具体思想内容，而且更上升到具有反对专制与暴政的意义。

对于明末的腐败政治，顾炎武抱着明确的批评态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他“读之再三”，称赞说:“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与黄太冲书》，见张穆《亭林年谱》)。他声称《日知录》中所论，“同于先生(按:指黄宗羲)者十之六七”(同上)。例如，在对君权的态度上，顾炎武就提出“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命题。这种观点，说法上很委婉，实质上是反对君权的专制，他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郡县论(一)》，《亭林文集》卷一)。顾炎武所反对的是“专权”。他批评说:“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同上)，也就是说，用增强地方权力的方法来限制君主的专权。他还提出“守令四权”(辟官、莅政、理财、治军)皆不得由君主所独专的观点，他说:“必也复四者之权，一归于郡县，则守令必称其职。国可富，民可裕，而兵农各得其业矣”(《日知录》卷九“守令”条)。这样的见解，也是针对着君主专制的。

对于封建主义的官僚制度，顾炎武也痛斥其弊端，他指出:“无官不赂遗”“无守不盗窃”(同上，卷十三“名教”条)。他还猛烈抨击了与官僚体制直接相关的“生员”^[2]制度，指出这种制度的种种弊端:①生员往往“倚势以武断于乡里”，与胥吏勾结，成为封建官僚的爪牙和帮凶;②生员的租税得到蠲免，增加了农民的负担;③考官与生员、生员与生员之间形成座师门生、同年同门等关系网。由于种种弊端，顾炎武主张废除生员制度，指出:“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以上均见《生员论》，《亭林文集》卷一)。

顾炎武所提出的种种改革方案中，最多的是关于“风俗”方面。他说:“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与人书(九)》，《亭林文集》卷四)。在《日知录》中，也多处论到风俗，他所说的风俗，范围相当广泛，涉及道德、人才、家庭、吏风、迷信等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风气”。他引用宋朝人的话说:“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日知录》卷十三“廉耻”条)他认为，风俗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所谓“清议”。他列举了许多历史事实去说明“清议”的重要性。这样的观点虽然没有揭示出社会风气变化的真正原因，但却间接地反对了封建专制主义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主张封建士大夫有权议论政治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