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对专门汉学的批评

乾嘉时期，汉学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有些知识分子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经学的训诂考据之中，再次形成了繁琐的学风。当时有人对这种学风提出批评，最著名的代表是章学诚。

章学诚像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章学诚的父亲章镳为乾隆年间进士，做过湖北应城知县，罢官后家贫不能归。章学诚自幼体弱，学习迟钝，21岁以后才纵览群书，尤好历史。23岁时出游北京，曾肄业于北京国子监。后又从朱筠学文章，并先后担任国子监编修、典籍。41岁时中进士，但并未做官，先后主讲定州、定武、肥乡等10余个书院，并参加毕沅主持的《续资治通鉴》《湖北通志》的编纂工作。晚年归老于浙江。

章学诚最重要的著作是《文史通义》8卷、《校雠通义》^[1]3卷。可惜上述两部著作皆在章死后多年才刊刻，其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广泛流传。

章学诚对“专门汉学”的批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他强调学术的宗旨和目的在于实用，反对趋时好名、为学术而学术的风气。他说:“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徇风气，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则亦弗思而已矣!”(《文史通义》内篇二《原学》下)这里所说的“风气”是指学术思潮而言。章学诚认为“风气”是循环发展的，在风气面前，学者必须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持世而救偏”。他批评当时学术思想界“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同上)，所谓“本”即为学的根本和目的。他认为学问以切己有用为目的，好比衣食是以饱暖为目的。汉学学者夸多斗靡、炫耀渊博的学风不切合实际:“今不知为己，而鹜博以炫人。天下闻见不可尽，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尽之生，而逐无穷之闻见，以一人之身，逐无端之好尚，尧舜有所不能也。”(同上)章学诚认为求学的根本目的是“明道”。他说:“古人本学问而发为文章，其志将以明道。”(《文史通义》外篇三《与吴胥石简》)他特别指出，应该把“学”的宗旨标明，不能认为“著书”就是学。他一再指出:“古人以学著于书，后人即书以为学。”(《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林秀才》)他认为学以明道为目的，而著书考据只不过是手段。他把目的和手段称之为“学”和“功力”。指出二者在方向上虽然相同，但并不就是一回事。学问非凿空臆断之事，故“不可以骤几”，它必须以“功力”为手段，去逐步通过知识的积累而达到;但积累并不是学的目的，就好比用粮食酿酒，无粮食无以为酒，然而以粮食为酒则大谬。

(2)他批评“专门汉学”笃守经传训诂，眼界狭小，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汉学家穷毕生精力于经传的训诂考证，他们之中的佼佼者虽有“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之说，但是绝大多数的汉学家把训诂考据当作“道”。章学诚对此说了以下一段有名的话:

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中)

可见，“六经”不过是言道的工具(器)之一，最根本的道，还是在天下事物、人伦日用之中。由此而言，“六经”之外，同样可以有载道之具。他认为道既可以在“六经”中，也可以在诸子百家中，诸子的产生如同“六经”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六经”不过是先王政典，因此也不过是历史的总结和记录。他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见《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上)，他说:

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文史通义》内篇一《经解》上)

章学诚肯定诸子百家之学与提倡“六经皆史”，其目的在于打破汉学家对“六经”训诂的株守，同时也使他的“学以明道”的思想更加具体化。“学以明道”的思想是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经世致用思想的继续，在当时的学术风气下，这种观点不可能实施，章学诚本人一生也只是做学术理论的研究与修志的工作。但这种思想对以后的魏源、龚自珍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3)章学诚批评汉学家在研究方法上的循规墨守，主张独立思考。他说:“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汪龙庄书》)章学诚对这种学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称之为“德之贼也”。主张在学术研究中要“全其所自得”。

章学诚从以上三个方面批评专门汉学，其学术思想，是在对汉学的批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章学诚学术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明道”，其著作《原道》上、中、下三篇，成为其学术思想的指导原则。

章学诚所谓的道，不是圣人的经训，而是客观事物的法则。他说:“道者，非圣人智力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原道》上)关于学术与道的关系，章学诚认为:学术是自然事物与人事的描绘和记录，当自然事物与人事随着历史而消逝以后，它们就以学术的形式被保存下来，道也就体现在其中，即所谓“学术当然，皆下学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达之道也”(《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朱沧湄中翰论学术》)。章学诚以此论证了“六经皆器”。并依此进一步提出“即器以明道”。但所谓器也并非只限于六经，而是记载天下事物与人伦日用的一切学术。“学术当然，皆下学之器也”，明道者只有对学术作全面综合的考察研究，才能了解其中的“道”。

章学诚十分重视古代的学术遗产，强调进行贯通的综合研究。他说:“天下之言，各有攸当。……读古人之书，不能会通其旨，而徒执其疑似之说，以争胜于一隅，则一隅之言不可胜用也。”(《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章学诚强调“会通”，反对死记硬背古人的言论。“通今”是章学诚学术思想的又一条重要原则。他说:“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文史通义》内篇五《史释》)其所谓“通今”是指学问之道要对当前的现实有所补益。

章学诚还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说明学术应因时而变，以强调“知时”的重要。他说:“学业将以经世也。……其前人所略而后人详之，前人所无而后人创之，前人所习而后人更之……要于适当其宜而可矣。”(《文史通义》内篇六《天喻》)这里的“详之”“创之”“更之”说明了学术因时代的发展而进步，因此必须注意时代的发展。

章学诚注重现实，反对“专于诵读而言学”(《文史通义》内篇二《原学》上)，主张“必习于事而后可以言学”(同上)。这种观点，是对明清之际注意习行思想的继承。他把习行当做验证知识的重要手段，指出:“极思而未习于事，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原学》中)。因此他强调学术研究也必须以习行来验证。

章学诚对专门汉学的批评及其学术思想的产生，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看，受到了明末以来浙东学者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等人注重史学研究学风的影响，章学诚自己也有对“浙东之学”的评价，说“浙东之学，言性命必究于史”(《文史通义》内篇五《浙东学术》)。浙东学者主张通过对史学的研究以达到经世的目的，他们在史学研究方面也确实有很大的成绩。章学诚继承了他们的传统，而更加注重史学理论的探究，丰富了浙东史学思想的内容。

章学诚学术思想的出现，预示着汉学思潮已经出现了学术思想上的危机，它必须有所发展，才能求得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