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对西方态度变化的原因

在西学在华传播中，从魏源到郑观应，多数洋务派人物并不注重西学的思想体系和来源，而只注意其实用价值。西学的不断传入，必然涉及到其最基础的哲理思想。19世纪80年代，在江南制造局任翻译的钟天纬作《格致说》，已经注意到西学的形而上部分。他说:“考西国理学，初创自希腊，分为三类:一曰格致理学(即哲学)，乃明徵天地万物形质之理;一曰性理学(即伦理学)，乃明徵人一身备有伦常之理;一曰论辩理学(即逻辑学)，乃明徵人以言别是非之理。”(《刖足集外篇·格致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介绍西方的哲学、伦理学和逻辑学。在他的文章中，出现了“格致之大家、西学之始祖”阿卢力士讬德尔(亚里士多德)，“尽变其说”的贝根(培根)，“论万物强存弱灭之理”的达文(达尔文)，“多推论达文所述之理”的施本思(斯宾塞)，并谓“此四家者，实为泰西格致之大宗”。

同一时期，中国派出的首任公使郭嵩焘，注意到西学的渊源。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古希腊“泰夫子”(泰勒斯)米利都学派的万物本源说，“毕夫子”(毕达哥拉斯)的音乐和天文学造诣，“琐夫子”(苏格拉底)和“巴夫子”(柏拉图)及其学生“亚历山太先生”(亚里士多德)的学问体系和教学方法，还提到了“安夫子”(安提西尼)、“杜知尼”(第欧根尼)、“夫子”(伊壁鸠鲁)各自的学问特点，强调“泰西学问皆根源于此”(光绪五年二月十六日记)。对英国的学术，郭嵩焘敏锐地注意到了培根的经验主义的影响以及牛顿的天文学体系。“英国讲实学者，肇自比耕(培根)”;“英人谓天文窍奥由纽登(牛顿)开之”(光绪三年十月廿九日记)。但郭嵩焘毕竟是外交官，不可能对西方学术进行深入的研究和介绍。从哲学、伦理学、逻辑学角度探究西学之源，并在此基础上全面介绍西方的社会科学，是从严复开始的。

严复像

严复(1854－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人。人们往往只看到严复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实际上，严复没有直接卷入戊戌变法的政治活动，他的主要贡献在提供维新变法的思想上。尤为重要的是，严复的大量译著，成为当时中国了解西学最重要的来源。而且他在西学上的造诣，远非同时期其他人可比。正是由于他的翻译作品，才使维新变法运动取得了思想学术上的依据。如果说，梁启超是以见识敏锐见长，那么严复则是以学问厚重见长。其文章在当时便有《侯官严氏丛刻》《严侯官先生全集》流传。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有王栻编辑的《严复集》。

严复是由马尾船厂派出的中国首批留学英法的学员，1877年赴英，入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在英国，他被维多利亚时代的成就所征服，使他十分注意研究“中西学问同异”，涉猎了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密尔)、孟德斯鸠、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学说，实地考察了议会、法院等制度设施。回国后，他先后担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和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甲午之战后，他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5篇政论，呼吁变法，对当时社会形成了思想震动。同当时的其他维新言论相比，严复的文章更突出哲理分析。如他在谈到“世变”时，不是简单地雷同于他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感慨，而是创造了较为理性化的“运会”一词。“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唯知其所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论世变之亟》，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下同)显然，严复的长处在论理而不是在激情。这对于当时情绪激昂的变法运动来说，无疑有着重要作用。严复的变法主张，侧重于教育、文化和社会变革，即“鼓民力”“开民智”和“新民德”，以革除传统恶俗“鼓民力”，以传授西学“开民智”，以推行民主、建立议会政治“新民德”。

在戊戌变法前夕，虽然西学浸淫多年，但中国多数人对西学的基础理论并不了解。梁启超称其为“学问饥荒”，他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7－98页)就像灾民对待食物没有选择一样，不管是否卫生，更不管是否有毒或者可能致病。在这种情况下，严复对西学的介绍具有极大意义。

对变法影响最大的，是严复的译作《天演论》。《天演论》来自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在翻译时，有自己的取舍和发挥，删除了其中的伦理学部分，译文与时局紧密联系。他用达尔文的进化论，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历史循环论，自此，中国人普遍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公理”，开始学习用科学化的眼光看待社会发展问题。严复关于“物竞天择”是这样阐释的:“不变一言，决非天运。而悠久成物之理，转在变动不居之中。是当前之所见，经廿年卅年而革焉可也，更二万年三万年而革亦可也。特据前事推将来，为变方长，未知所极而已。虽然，天运变矣，而有不变者行乎其中。不变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与其所遭值之时与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谋相剂者焉。夫而后独免于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观之，若是物特为天之所厚而择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谓天择。天择者，择于自然，虽择而莫之择，犹物竞之无所争，而实天下之至争也。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天演论上》导言一《察变》)

在此前的《原强》中，严复就已经介绍了达尔文及其进化论，并认为进化论同样适用于社会。“动植如此，民人亦然。民人者，固动物之类也。达氏总有生之物，标其宗旨，论其大凡如此。”(《原强》修订稿)他翻译《天演论》，就是这一主旨。尽管他的思想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但却适应了中国人急需寻找救国强国理论的心理，因而，《天演论》于1898年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刻印出版后，受到知识界乃至社会各方的狂热欢迎，洛阳纸贵，商务印书馆1905年出版铅印本，到1921年竟重印20次。据胡适回忆，当时的蒙童教育，都言必称天演，文必曰进化。稍有知识之人，无不受到《天演论》的影响。

戊戌政变后，严复并未受到直接冲击。此后，他致力于翻译事业，1899年，他曾在给张元济的信中谈到开民智的问题，坦言戊戌政变后的局势说:“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所以摒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并十分自信地说:“有数部要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为此者;纵令勉强而为，亦未必能得其精义也。”从1901开始，严复用了10年时间翻译了一批经典性的西方名著，其代表性译作有亚当·斯密的《原富》(今译名《国富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今译名《社会学研究法》)，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今译名《自由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今译名《社会进化简史》)，孟德斯鸠的《法意》(今译名《论法的精神》)，穆勒的《穆勒名学》(今译名《逻辑学》)和耶芳斯的《名学浅说》(今译名《逻辑学入门》)。连同《天演论》，这就是后人所称严译名著8种，由商务印书馆、南洋公学译书院、文明书局分别出版。从严复译著的选题来看，这些著作囊括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逻辑学;从译著所选的原作来看，可以说基本都属于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大家之作。严译名著之所以风行全国，有他自己的特点:①他满足了当时人们急需了解西学基础原理的心理，侧重于最重要最基本的学理介绍;②他采用了中国传统文人敬重的典雅方式，不是硬译和直译，而是用古文加以中国化的意译，使其消除了原作与读者之间的异质文化障碍;③他在译文中加有许多按语，既反映了自己的观点和评价发挥，也能使读者消除西学概念和中学概念的类比差异。严译名著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对西学的看法，正如他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夫与华人言西治，常苦于难言其真。存彼我之见者，弗察事实，辄言中国为礼义之区，而东西朔南，凡吾王灵所弗届者，举为犬羊夷狄，此一弊也。明识之士，欲一国晓然于彼此之情实，其议论自不得不存是非善否之公。而浅人怙私，常詈其誉仇而背本，此又一弊也。”人们所重视西学的技术层面，如“汽机兵械之伦”，不过是“形下之粗迹”。即使西学的科学层面，如“天算格致之最精”，也不过是“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西学的真正命脉，“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即学术理论上的实证方法和逻辑方法，政治制度上的立宪民主。在西学东传以及本土化的过程中，严复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严复对西学的了解比同时代的其他人透彻得多，而中学功底又极为深厚，这使他在打通中西文化隔阂上具有优势。他实事求是地指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又探讨了其他人所忽视的文化相通。他指出，西学之长，在于原理上的普适，并不存在民族上的隔阂。“夫西学亦人事耳，非鬼神之事也。既为人事，则无论智愚之民，其日用常行，皆有以暗合道妙;其仰观俯察，亦皆宜略见端倪。”“今夫学之为言，探赜索隐，合异离同，道通为一事也。”(《救亡决论》)强调“学”为“天下公理公器”。严复进而对“中体西用”的体用分离论和本末论进行了批判:“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其曰政本而艺末也，愈所谓颠倒错乱者矣。且其所谓艺者，非指科学乎?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故赫胥黎氏有言:‘西国之政，尚未能悉准科学而出之也。使其能之，其致治且不止此。’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故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则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与〈外交报〉主人书》)

对科学与治国之术的关系，严复的见解也超出了同时代的其他人。他在讲政治之道时说:从科学角度讲政治，与寻常议论不同，有两大难处:“一是求名义了晰，截然不紊之难;二是思理层析，非所习惯之难”。“故或言者视为无疑，而闻者犹或待辨;有时语意已极明白，而犹以为深远难明;或自谓已悟，而去实甚远。”根据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治术不足以称科学。“是故取古人谈治之书，以科学正法眼藏观之，大抵可称为术，不足称学。诸公应知学术二者之异。学者，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也。术者，设事而知方，即前所谓问宜如何也。然不知术之不良，皆由学之不明之故;而学之既明之后，将术之良者自呈。此一切科学所以大裨人事也。”(《政治讲义》第一会)由此认识发端，严复立志向中国介绍真正的社会科学。

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严复是对西方政治思想了解最深刻的人。他立足于英国的经验主义，对自由与民主的关系比当时任何中国人都看得透彻。在放弃“中体西用”的说法后，严复依然用体用关系来解释西方思想，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论世变之亟》)“今聚群民而成国家，以国家而有政府，由政府而一切所以治吾身心之法令出焉，故曰政府与自由反对也。顾今使为之法，而此一切所以治吾身心者，即出于吾之所自立，抑其为此之权力，必由吾与之而后有。然则吾虽受治，而吾之自由自若，此则政界中自治Self－government之说也。”即政府权力来自人民授权。基于这种思路，严复认识到立宪的目的是确保民众的自由，确立民众“据以与君上为争之法典”，而非确立管制民众之法典。“立宪者，立法也，非立所以治民之刑法也。”(《政治讲义》第七会)

按照路易斯·哈茨为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所写的序，严复对英国的认识，可以同托克维尔对美国的认识、阿莱维对英国的认识相媲美^[2]。哈茨说:“严复仍然是一位有极特殊影响的人物，并且即使因东西方相距遥远而使他研究的严密性减色，但他洞察事物的视角却因此而拓宽。西方思想的西方评论家告诉我们的较多的是我们已知的事情;而严复进一步告诉了我们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尽管严复主要注目于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但他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在中国译介了一系列欧洲著作。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这些欧洲著作中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序言，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体用观，严复提出，只要能救治中国，就无需区别中西，划分新旧，而要兼容中西，统合新旧。中国之病，在“愚”“贫”“弱”，而愚又是贫弱之源头。“凡可以瘉愚者，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能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有一道于此，致吾于愚矣，且由愚而得贫弱，虽出于父祖之亲，君师之严，犹将弃之，等而下焉者无论已。有一道于此，足以瘉愚矣，且由是而疗贫起弱焉，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等而上焉者无论已。”“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与〈外交报〉主人书》)“新旧二党，皆其所不可无，而其论亦不可偏废。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主客评议》)从这种思想出发，严复一步步走向文化保守主义，倡导国故。但这种文化保守主义，依然立足于先进的科学方法论。如他晚年对儒学经典的评价:“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子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与熊纯如书》五十二)由于严复深受英国经验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主张改革的渐进性，所以对革命方式有怀疑，更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动荡混乱痛心疾首，由此导致他最终走上尊孔道路。他的思想脉络和心路历程，与王国维的情况极为类似。学界有严复晚年“复古”之说，究其实质，是其思想从“政治救国”到“教育救国”，再到“道德救国”的逻辑演进^[3]。曾给溥仪当过老师的末代帝师、内阁学士陈宝琛对严复评价道:“君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其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六十年来治西学者，无其比也。”(《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

【注释】

[1]关于这一时期传教士在南洋与中国的活动情况，可详参熊月之:《近代西学东渐的序幕——早期传教士在南洋等地活动史料钩沉》，《史林》1992年第4期。

[2]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和阿莱维(Elie Halevy)都是法国学者，前者著有《论美国的民主》，后者著有《人民的英国史》，都是经典之作，被西方看作外国人研究他国史的典范。

[3]认为严复晚年复古倒退的，见之于多数相关教材和专著;认为严复的思想始终一致的，可参见李钧《先驱者“复古”现象考:以严复为例》，《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期;认为严复思想始终为“全盘西化”的，可参见［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